赵桂玲

[关键词]北京；清官；旧藏玉器；类比分析

[摘要]清官旧藏玉器中，唐、宋、元玉器比较有代表性，各地出土的与之相对应时代的玉器也很丰富。选择出土地点和时代均明确的标准器，与旧藏的传世古玉在形制、花纹等方面作对比研究，从而重新找出传世古玉当初的时空与地点，为我们研究、确定传世古玉的年代和归属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经过器形、纹饰、玉质、加工特点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拽出了传世品与出土物在断代上的差异，同时明确了传世品的出土地域；二是断代相同，但补充了传世古玉的出土地域。

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收藏有玉器30000余件，其中属于清宫旧藏的22907件。这些旧藏玉器除一些传世品外，多是早年出土的。由于长时间的辗转流传，当年的出土玉器已与传世品等同了，既失去了出土地点，亦无法找到当年伴出的器物和原生环境，故无法确定它们出土的年代序列，在断代上更多的是依靠传统经验。至于和出土地点密切相关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玉文化方面的研究，也无从谈起。另外，其中是否混杂有明清等后代仿古品也是需要仔细甄别和鉴定的。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是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那么我们面临的则是传世玉器和出土玉器的问题。要解决传世玉器存在的诸如断代、出土地点等问题，只有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从考古出土的玉器中，选择出土地点和时代均明确的标准器作为标尺，与旧藏的传世古玉在形制、花纹等方面作对比研究，从而重新找出传世古玉当初的时空与地点。尤其是以传世品为主要藏品的故宫博物院，多进行一些横向比较，尽量找出传世古玉与出土标准器的共性，对于藏品的断代、定级、辨伪，甚至探讨玉文化地域性的不同表现及内在联系，都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清官旧藏玉器中，唐、宋、元玉器比较有代表性，各地出土的与之相对应时代的玉器也很丰富，这就具备了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为我们研究、确定传世古玉的年代和归属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一、纠偏补遗

纠偏是指选择考古发掘物作为标准器，与传世品相互释证，更正传世品在断代上的错误，包括已经更正的和尚未更正的；补遗是说考古发掘物与传世器相互补证，补充明确传世品的出土地域。下面用表(表一)来说明：

表一1：元代玉雕鳜鱼非常流行，且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器形和纹饰模式。旧藏器与出土物的鱼形基本一致，均刻画精细，厚唇翘嘴，刚直的背鳍和芭蕉状的尾鳍惟妙惟肖。不同之处是旧藏器在背鳍上穿一孔，而出土物是贯穿腹背的天地孔。特别是法华塔出土物的鱼鳞、背鳍，尤其是尾鳍与旧藏器几乎一致。故旧藏器的时代，在《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大系》中勘定为元代是适宜的(封二，1、2,3)。

表一2：旧藏器与出土物除器形、雕工相仿外，其龙的姿态、龙发飘扬走向、龙颈细削、扉棱式脊背、三爪和蛇尾也无二致。因而旧藏器的时代应改为明代(图一，1、2)。

表一3：旧藏器与某一件出土物在整体上不完全对应，但在几个不同出土物的局部对比上仍可找到相似之处。如旧藏器的钩首、钩背及高浮雕的螭纹，在两个出土的元代带钩上可找到对比点(图一，3、4、5)。

表一4：宋、元童子像的特点有明显不同，宋代童子发式多为桃形，八字眉，隐起式的双耳，着短袖对襟衫或马甲，莲叶举过头顶。而元代童子则是头顶梳凸起的发髻，无八字眉，耳朵作明显凸块状且有耳蜗，着长袖对襟衫，荷叶莲梗横扛在肩上。对比出土物来看，旧藏器显然具有宋代遗风，且非常典型，故仍定为宋代比较妥当(图一，6、7)。

表一5：在元代传世品中，莲鹭纹炉顶比较多，所以这一类旧藏器当初不一定有出土地点。但是我们通过与出土标准器进行比较，可以佐证它的时代是否为元代。首先纹饰上，元代莲叶有掩合状宛如开张的蚌壳造型，如任氏墓群出土物；其次工艺上，元代莲瓣之间以钻孔分割，这种技法始见于金。这可能也是该件旧藏器最初定为金的原因；最后，利用玉料皮色进行俏色处理，宋元时期尤为多见，如西林塔出土物(封二，4、5、6)。

表一6、7：用多层镂雕技法表现以山林群鹿为题材的炉顶，在元代北方十分流行。金代虽然也以透雕技法表现类似题材，如黑龙江奥里米古城出土的双鹿纹玉牌饰，但在雕刻技法和图案的立体化上与元代都有很大差距。表内用于对比的出土物是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出土的青玉秋山炉顶，“可为大量传世实物提供重要的鉴识标尺”，做表内旧藏器在时代归属上应改为元代是无可置疑的。其中白玉九鹿炉顶在1983年曾收入《中国古代美术史图录》元代分册也是正确无误的(封二。7、8、9)。

二、核定年代、划定地域

顾名思义，这一类包括运用传统经验与考古类型学方法在断代上不谋而合的器物，并相互参证，初步明确传世古玉的出土地域。仍用表(表二、三、四)进行说明：

表二1：旧藏器与出土物器形一致，人物坐姿相似，坐垫及人物两侧飘带的走向非常接近。雕刻技法也都是先从四周下挖，凸起主体纹饰基础后再浮雕，并运用大量的单阴线手法。但二者玉色不同，器形大小亦略有差别(图一，8、9)。

表二2：二者形制完全相同，仅大小有别。另外陕西省西安市玉祥门隋李静训墓也出土了类似玉钗，所不同的是隋代的形体更加细长，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地域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流行此种造型的玉钗(图一，10、11)。

表三1：旧藏器与出土物造型相似，如龙首面额平、勾钮椭圆形、钮柱较高等等。不同之处在于细节，如龙首的细部稍有不同。另外旧藏器是白色的原玉质，而出土物为青玉质，且受沁呈灰色(图一,12、13)。

表三2：二者均为白玉质，润如凝脂。椭圆荷叶形，正面内凹，背面平直。荷叶上饰一摆尾昂首的小龟。不同之处是旧藏器的荷叶对称卷四边，还饰有云纹。而出土器荷叶较舒展，叶边只有一处稍卷(图二，1、2)。

表三3：二者皆为青玉，器形椭圆，中有椭圆形孔。旧藏器正面浅浮雕，背面光素。出土器除正面浮雕、背面有阴刻纹饰外，中孔略有束腰，口沿四周起一圈小立沿(图二，3、4)。

表三4：均为鸟衔花类题材，构图中右上方饰一朵梅花，鸟衔花枝双翅展开，尾上翘。不同之处是出土物的玉质已近鸡骨白色，旧藏器形为半圆状(封二，10、11)。

表三5：二者构图相同，无论是仙鹤飞翔的姿态，还是右下角卧在山石上昂首张口、吐仙气蒸腾为朵朵祥云的乌龟，几乎完全一致。背面均无纹饰。不同之处是旧藏器雕两只鹿，出土物雕一只鹿(图二，5、6)。

表四1：二者题材和整体造型完全一致，尺寸也相近。区别是旧藏器为白玉，出土物是青玉(图二，7、8)。

表四2：除器形和纹饰极为接近外，二者的钮柱均较高，且靠近钩身尾部。不同之处除玉质颜色外，出土物所饰螭纹口衔三支灵芝，旧藏器仅饰一螭而已。另外陕西省西安市小

瓦寨胡同村出土的螭纹玉带钩，在玉质颜色、器形和纹饰上更接近于旧藏器，但尺寸要略大一些(图二，9、10)。

表四3：对比的出土物有两件。一件器形是委角方形且用宽边作装饰，是元代典型风格。同时器侧面有横向穿孔以作贯带用，这也是元代带饰常见的使用方式。除纹饰不同外，以上特点与旧藏器毫无二致。另一件也是委角方形，器侧面有贯带孔，但无宽边。纹饰与旧藏器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之处在于出土物上的龙发后飘，显然承唐宋之风，此为元代前期的特点。而旧藏器上的龙发为上冲式。是元代后期的特点。显然，旧藏器兼具了上述两件出土物的风格特点(图三，1、2、3)。

表四4：二者器形雷同，纹饰均为两螭相向的子母螭题材，工艺上均采用俏色手法。不同之处除玉质颜色外，旧藏器上的双螭纹不出廓，而出土物采用了出廓雕法(图三，4、5)。

经过比较可以看出，这一类旧藏器和出土物不仅仅是断代相同，它们在器形、纹饰和尺寸上也极为相近，从中表现出的地域文化如出一辙，这也是断定相同时代的基本要素。有了这个基础作参照，可以考虑旧藏器与出土物的出土地域(不是出土地点)也应该大致相同。相互参照、比较，初步划定、明确传世古玉的出土地域，正是这一节论述的意义所在。

三、小结

传世玉器时代的鉴定，无非三点：一是仰仗长期积累的目鉴经验；二是依赖文献释证；三是参照有明确纪年的器物年代。但前两点各有其局限性。目鉴经验需要累积，随着考古出土物的发现，经验也要不断地修正。从文献中求得补证也偶有片面性，如辽、金时代“春水玉”、“秋山玉”研究和断代都从文献上得到了确凿的印证，“春水玉”所指为鹘(海东青)捉鹅(天鹅)图案的玉器，“秋山玉”所指为山林虎鹿题材的玉器，与辽史记载的辽帝进行狩猎活动的情景相吻合。金人依契丹旧制，金史上称前述题材的玉器为“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和“秋山之饰”。如果仅从此来看，表一之6白玉雕鹿柞炉顶、之7白玉九鹿炉顶的时代，过去界定为辽金是有依据的，但是参照上海松江区西林塔出土的元代青玉秋山炉顶来看，上述两件旧藏器的时代定为元代显然更加令人信服。

故宫收藏的传世古玉经历几代人的研究，在时代的勘定上多数都是准确的，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物相互对比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既往的学术观点。近年来，由于大量文物的出土，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局限，扩大了研究所参考的范围，因而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经过器形、纹饰、玉质、加工特点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得出的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找出了传世品与出土物在断代上的差异，同时明确了传世品的出土地域；二是断代相同，但补充了传世古玉的出土地域。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时指出：“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取地下之实物”就是参照有明确纪年的器物年代，不过我们稍作改动，变为取地下之实物与旧藏之遗物互相释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