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　霞

战后中苏旅大行政交收问题缘起于两个国际协议，即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和同年8月中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其背景是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对各自战略利益的考量和协调。

交收旅大行政的外交交涉遭遇阻滞，催生了国民党旅大视察团。旅大视察团视察旅大，既是苏军当局和国民政府的一次外交角力，也是旅大共产党政权与国民政府进行的第一次直接的、尖锐的、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政治斗争。

“八一五”后旅大的政治形势

根据1947年8月中苏签订的《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7年8月22日苏军进驻旅大地区。由于苏军的长期驻留，以及中苏行政交收未果，旅大地区实际上成为苏联的军事管制区。旅大地区是苏联核心利益，苏联不容许国民政府染指，就要依靠共产党力量维持当地行政和治安。在苏军当局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组建了中共大连市委，为了避免给苏方带来外交上的麻烦，市委采取不公开的斗争策略，党员则通过各种身份做掩护进行工作。1945年11月，大连市自治政府成立，由大商人迟子祥任市长，由职工总会的中共党员陈云涛任副市长。之后中共又控制了大连市公安机关等要害部门。当时旅大地区的警察，对外，是维护旅大社会治安，对内则是保卫解放区，支援人民战争，实质就是一支革命部队，穿上警服是警察，穿上军装是战士。大连市政府在成立后，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实施救济，多方组织从其他解放区运购粮食以解决饥荒问题，并发动颇得民心的“搬家运动”，切实保障旅大民众的利益，使得民众对民主政府在政治上有了新认识。旅大地区因苏联红军的占领而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实际上发展成为中共的一个特殊解放区。大连化工厂、炼钢厂、气锅厂、炮弹厂、引信厂，以官商合股的名义，以经营化工原料、钢铁、机床为掩护，组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大型军管联合企业，采取隐蔽、合法的形式，保证了军工生产任务的完成。支援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大连解放后，国民党派遣特务、党团骨干、建军头目潜入旅大地区。1945年10月，国民党市党部借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得合法地位，公开挂出招牌，后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以其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罪将其主要人员驱逐出大连，该组织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1946年2月至1947年6月间，公安侦察机关先后破获国民党的特务案件24起，摧毁国民党的地下组织，维持社会安定。

为了应对国民政府的旅大行政接收活动，尤其是针对旅大视察团的成行，苏军当局和中共旅大地委自不敢小视，做出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1947年4月，为应对国民政府对旅大的行政接收活动，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民主政府—关东公署。由为避免政府名称与其他解放区民主政府相似，命名为关东公署。迟子祥任公署主席。公署管辖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和金县，缩小了大连市的管辖范同，即使苏联依约交出大连市行政权时，中共能够控制大连市以外的市、县而继续斗争。为适应斗争需要，警服改为国民政府警服式样，并佩戴警衔，公安总局局长周光佩戴二级警衔(即中将)，与董彦平同级，以利于斗争。

旅大地区处于苏军军事管制区，流通货币为苏军军用币(即红军票)。有情报称，视察团拟在视察大连时，携带大量苏军货币抢购物资，扰乱金融，并以所谓救济、抚恤之名来收买人心。对此，5月中旬，中共旅大地委发出《关于在关东地区实行苏军用币和满票登记盖印的通知》，在5月23日至28日内完成货币登记及盖印工作，有效制止了其他地区苏军货币的流入，国民党视察团携带的大量没有加贴印花的苏军货币变成一堆废纸。

1947年5月28日下午，苏军当局通告国民政府视察团将于6月1日前后到大连，要求向公署大量调动警察，维持秩序，社会必须安静，交通要道皆需放岗，视察团来后，不做任何群众性表示，在宣传上，一切反蒋反美反视察团的事件不准发生，社会生活保持正常，若无其事。由苏方承担对视察团的保护责任，公安总局抽调参加旅馆接待的人员，进行思想动员和业务培训，并化妆、安插在旅馆中，负责监控任务。5月29日上午，中共旅大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视察团到大连的主要目的和活动，决定对视察团采取“不冷不热”的方针，“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办法，暗斗明争使其承认关东公署，同时，苏方配合高度的外交压力迫其承认关东公署。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采取措施，如：布置市容、压低粮食价格；确定各市县区增加路面警力，加强巡查和交通指挥；监视政治危险分子，搜集社会各界动态。苏军当局对于视察团来连是十分谨慎小心的，与中共密切配合，步调一致，以免让视察团抓到把柄而在外交上造成被动局面。

国民政府旅大视察团视察旅大

1947年6月3日，国民政府旅大视察团在团长、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率领下，乘“长治”号军舰抵达旅顺港。视察团成员包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张剑非，中长铁路局副局长王竹亭，大连港口副主任徐祖善，国防部代表叶南、陈思永，视察团秘书长邱南，行辕政治顾问朱新民，国民党大连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兼东北敌伪财产接收委员会大连分会副主任王洽民等12人，他们携带大量苏军货币以及电台、无线电话、照相机、望远镜、打字机等器材到大连。苏军指挥部派代表欢迎，关东公署主席迟子祥等随同迎候。上岸后视察团即由苏军联络官陪同前往招待所休息。苏军以旅馆周围可能有地雷为由，告知视察团如要出行需由苏方人员陪同。视察团从一登陆起，行动和活动范围即已受到限制。

视察团抵达大连的前三天主要是中苏双方的礼节性拜访、回访和视察事宜的安排。6月4日晚，视察团将视察细目单提交苏方，内容包括旅大各地执行行政职务之机构及其设施、担任维持地方治安之华籍武装、社会和教育文化团、公用事业、金融机构及工商业、港务、铁路及公路。为便利视察工作的进行，视察团分为三组，董彦平则坐镇宾馆，统筹全局。从视察内容来看，基本上包括了旅大地区行政、经济、民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负责人也都各有所长，如果视察团能如愿视察，那么旅大的共产党政权将暴露无遗。6月6日下午，苏方对视察团提出的视察细目表做了逐项答复，并洽定日程安排，对于视察行政机构，苏方建议自行联系。苏方明知视察团极力要避免与当地临时政府发生联系，却还是将视察团推向关东公署。并以苏军警戒线地区不便进入为由限制视察团的活动。

6月7日才开始视察活动。但进展却不顺利。7日，徐祖善一组到大连参观海港，王竹亭一组人到大连参观铁路局。都停留不过十五分钟。迟子祥以董彦平未去关东公署答拜为由，拒绝视察团第一组视察

行政机构，视察团认为与旅大地方政府直接接触，即表示形式上承认其合法性，力求避免与关东公署接触。而苏军以关东公署出于民选及苏军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拒绝协调，视察工作在第一天即已受阻。8日，视察团要求苏方按计划视察，苏方以星期日各单位休假为由予以推托。9日，徐祖善一组人前往大连苏军警备司令部和港务局参观。王竹亭一组人到铁道工厂参观。10日，徐祖善一组人参观大连船渠，王洽民一组人由苏军联络官陪同到大连市政府，与交际处处长朱秀春会面，后参观浴华合作社及秋林公司。董彦平等一干人到金县，至20里台下车观览。张剑非于10日、11日两天前往美国和苏联驻大连领事馆，但都由苏军联络官陪同，没有任何实质性接触。

外出参观视察期间，视察团对工人、学生或谈话对象极尽所能做亲善姿态，言语上假意关心其生活工作情况，实则刺探情报，如：关心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生不生产炮弹，有没有共产党捣乱；火车头是不是运往苏联；嘱咐工人别相信共产党，别参加政治活动。对工人、学生表示：“带了十万元钱想给工人们分一分，可是没有盖印，请你们把我的意愿向工人们传达”，假意抚恤，收买人心。关东公署预先从苏方得知视察的日程安排，得以拖延变动以及预先布置，对参观的场所的从业人员广泛进行思想动员，使得受访人员与视察团谈话时未露出破绽。加之，旅大地区还处于苏军的军事管制时期，限制了视察团的活动范围，重要的军港及工事不准参观，社会秩序也保持正常，没有请愿，没有罢工，特务的线也接不上，视察团并未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怀疑旅大地方政权是掌握在中共的手中，却苦于抓不到把柄，拿不到证据。

在旅馆内，视察团成员以与旅馆服务员、茶房等拉家常、套近乎、小恩小惠为掩护探听消息。如：兑换钞票群众反映怎么样；关东公署好不好；有没有八路。警察是不是兵；探听土地没收和分配情况等。警惕心和防范心理很强烈，经常在夜间开会，平时交流谈话用英语、日语或南方话，经常互换房间。由于旅馆接待的人员基本都是中共的新进党员，安插在旅馆中负责监控任务，所以视察团也没有打听出什么有价值的消息。

视察期间，苏方采取各种方式以使视察团与未获国民政府正式承认的地方政府直接接触。8日下午，苏方联络官通知视察团，视察团给养已由苏军指挥部移交关东公署办理。视察团认为：“此项通知现为昨日我方拒绝答拜后之进一步压迫”，并决定如果再与苏方接洽不能解决问题，“即声明终止视察工作，即日登舰归航”，而绝不承认现政府。6月9日下午，双方会谈，董彦平以视察系苏联政府同意和两国关系来向苏军施压，表明如苏军不能尽力协助，只好临时终止视察。苏方态度开始缓和，最后决定，在苏军陪同下，以迟子祥为地方贤达予以接谈。后因视察日程即将结束，董彦平称病，没有和迟子祥单独进行正式晤面。只于11日派叶南、王洽民为代表去关东公署会见了迟子祥、陈瑞光等人。

另外，视察团的红军券没有盖印，不能流通，没有支付效力，去银行接洽兑换，也遭到拒绝，经济上的困窘情况，又引发其内部的矛盾。叶南发牢骚说“做外交无证明，无钱，还做什么外交，不如回去。”朱新民在旅馆走廊用京剧调子唱着“一天三个饱，一个倒，起来看看牌，出去散步哈拉少(俄语，好的意思)。”

6月12日上午，董彦平赴苏军指挥部辞行之后，苏联当局和关东公署都派人为视察团送行，双方礼节性述别后，视察团即登船，船拔锚后，双方敬、还礼。及船离岸六七步时，苏军军官和公署代表就都乘车返回了。而一般的送行礼节是离别者预备点心酒水，邀请送行友人登船话别、碰杯后将送行友人送回陆地，双方握手告别，船开后，送行的友人则要目送船远去方能离开。而双方都不愿去遵循这些礼节，表明双方囿于中苏外交关系，表面上维持友好态度，其实双方都拧着一根筋。

旅大民众对视察团的反应

旅大地区解放前，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殖民统治，长期与祖国隔绝，解放后回到祖国的怀抱，对见诸报端的国共争端只有模糊的认识，大多数民众尚存在一些盲目的正统思想，对党派的认识即对党员、军队的认识，这是老百姓的认识逻辑，当时共产党干部进入旅大地区，因八路军都是粗布衣着，民众反应基本是“土八路”、“没文化”，而对国民党的印象则是“军呢大衣”，“大头军靴”，评价则为“很气派”、“不愧为中央军”。视察团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国民党特务借着这股东风散布谣言，苏军纪律作风差也引起民众的不满，加之币改盖印工作的不完善，这些都造成群众情绪有些波动。但旅大普通民众对政治并不敏感，故盲目的正统观念并未表现出很强烈的政治倾向。

旅大民众听闻中央社关于国民政府视察团将赴旅大地区视察的报道后，反应不一。流言四起，有的说“国军快来接收了，八路军帽花都换了，投降了!”有的说“来的都是大官，当官的先来，当兵的后来”，面对这些不利情况，关东公署派人主动向民众口头解释视察团来连只是短暂性，“没什么了不超，说明“中央军来不了了”，揭破流言，给存有幻想者泼冷水，并宣布正面战场的胜利消息，安抚群情民心。

视察团到来后，不切实际的传说、谣言更多，更为过火，民众不了解视察团处处被动的实情，有传说“大连市长快换董彦平了，你看人家多阔气，苏联少将给人家开汽车，老毛子站岗。”旅顺部分学生、市民围观长治舰的登陆官兵，并说“可等你们好几十年了，今天才算见着你们，看见中国兵。”有的说“老毛子再不走，再一年大连是小毛子了!”当民众出现扎堆议论或围观登陆官兵时，关东公署的便衣就会出现，“掺沙子”，以正面言论来引导民众。当然，这些谣言不乏敌特散布，但也反映了旅大民众对苏联某些行为的不满。但总的来说，基本上属于茶余饭后的谈资，道听途说，调侃之辞。一些中上层人士和商人，对视察团持欢迎态度，也主要是出于这一阶层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希望可以早日开埠通商，认为“视察团来了，海路交通恢复了，物资流通了，市面上就活动些。”

一般来说，政权转换势必伤及某一部分人群的既得利益。部分民众出于保护自己现有利益，不希望甚至反对视察团来连，有的市民说：“八路军好孬不剥削人，像现在打内战，就是他们来了，粮食也不会便宜。”有的市民说：“来不来管他，我看民主政府顶好，替老百姓办事，穷人有饭吃，要不是民主政府，我们哪有洋房住?”可见，中共政权一年多的施政措施给了民众实惠，还是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当民众看到视察团的丑态后，尤其是公署刻意扩大口头宣传后，民众开始反感视察团的装腔作势、摆架子，有工人说：“架子真大，像小鼻子一样。”视察团来连后，民众亲身体会了国民党“大官”的做派后，思想起了变化。民众中开始有一种说法：谁好谁不好，他们不来还不好比较。随着正面战场的胜利捷报频传，尤其是解放军攻占普兰店、安东后，辽南局势大变，对旅大人民震动很大，鼓舞了人心，缩小了谣言的市场。大家都说“民主联军打下普兰店，四百多个接收旅大国民党大官都坐火车跑了”，“国民党有什么本事接收旅大，自己的地方都丢了。”“视察团来不是示威而是示弱。”

旅大行政接收的再交涉

1947年6月12日，国民政府视察团尴尬离开了大连。1947年6月17日，董彦平上皇的视察报告，随处可见在旅大遭到苏军当局和关东公署拖延、留难的无奈之辞。视察团对接收旅大行政的预期并不乐观，认为苏联在旅大的实际统治已然确立，纵使国民政府接收行政权后；也无法名实相符。但对于苏联不会交出旅大行政权的现实情况还是没有认清，而把重心放在接收后管理的顾虑上。

中苏在实质问题上谈不拢，加之视察团旅大之行委实窝囊，双方外交部互发照会，在视察团赴大连视察时是否得到苏军尽力协助和礼遇的问题上相互扯皮，打了一通口水仗。

1947年8月14日，美国再次敦促苏联开放大连。8月22日，国民政府将苏联一军，声明暂时停止开放大连港，要求任何外轮驶往大连，必须先得中国政府之许可。28日，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根据中苏条约，大连归旅顺海军基地管辖，苏联船只仍有进入大连港之权利。但无论声明内容如何，旅大地区处于苏军军事管制，苏军处于主动方这是既成事实。

国民政府旅大视察团是中苏双方交收旅大行政交涉的一个高潮事件，但同时也成为中苏双方交收旅大行政交涉的一个结点。1947年后半年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国民政府在东北的军事形势不利，接收旅大更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中苏之间的旅大行政接收交涉就此结束。国民政府视察旅大，是国共双方在旅大地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政治交手，苏军和中共密切合作，视察团遭遇尴尬，生动而逼真的再现了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在旅大问题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对中苏在旅大地区行政交收问题乃至中苏关系中的旅大问题、东北问题都是一种深化和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