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

止庵是纯粹的读书人。

7岁时赶上了“文革”,家里的书被红卫兵抄走,整整10年处于饥渴状态。当时最大愿望是能有一本词典,求而不得,就看《毛选》后面的注释,增长文史知识。

1977年考上北京口腔医学院,上下班在公交车上看了至少100部书。没有座位时就站着看,赶上车里拥挤不堪,就高举书本,贴在车顶,照看不误。

毕业后他当过两年牙医,后来觉得不合适,调到了《健康报》当记者。当时他已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和小说,笔名“方晴”。可在文学最火爆的时代,他却陷入了低潮,“什么事都不愿干,也不愿写作”。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生活极窘迫,“可以请朋友吃饭,但每月只够请一次”。

1989年对止庵意义重大。那一年他离婚了,一个月后进入一家外企做医疗仪器销售,一干11年。他并不后悔这段经历。多年以后看到奥威尔的传记,奥威尔年轻时穷困潦倒,但太太对他很好;等到他的《动物庄园》出版,声名大振,太太却去世了。

“生活中有种冥冥的力量,”止庵说,“就像车一样,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启动不了,后来终于慢慢开起来,只不过乘客已经下车了。”

1995年他“重操旧业”,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写笔记。有天突然冒出一个出版商说要给他出书。第一本书《樗下随笔》就这样出了。“樗”是庄子提过的一种大而无用的树,他家院里也真有这么一棵树。之后,就好像某个关卡打通了,找他出书的人络绎不绝。在公司期间就出了五六本。

2001年,止庵辞职,成为自由作家,但他常常会想,把有限的时间用来写书而不是读书,究竟值不值得?他仍是一介书生,穿着中式汗衫、黑布鞋,生活简朴,只有买书买碟才不计成本。谈起人生,他引用加缪的一句话:“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思想本身就是现实

人物周刊:你编过一套周作人文集,又写了《周作人传》。最初是如何与他相遇的?

止庵:最早接触周作人的书是在1986年。之前看的都是比较煽情的,突然看到一个心平气和说话的作家,觉得挺奇怪的,是一种文体上的震动。周作人影响我最大的是他写文章的态度。写文章有两种态度,有的人写文章如谈话,有的人如讲演。讲演要调动观众的情绪,要煽动,但周作人说写文章有如朋友之间的谈话。

一次,我去听一场四重奏音乐会,我发觉那些艺术家演奏时不是在和观众交流,而是彼此之间在交流。只有他们之间的交流才是最重要的,观众只不过是旁听的。这就如同写文章,好文章像朋友之间的交谈,读者偶然在旁边听到,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听。

人物周刊:你写的《周作人传》说出了什么新东西呢?

止庵:我写的主要是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一个人的思想有独立的价值,跟这个人做过什么事未必有很大关系。20世纪中国缺乏纯粹的思想者,周作人、鲁迅、胡适都不够纯粹。他们对现实介入很深,因为他们的基本宗旨,就是启蒙主义,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在把思想变为现实上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代价,事实证明这实现不了。

周作人一方面讲“教训之无用”,一方面讲“道义之事功化”,这是相互冲突的。他的悲剧也就在这里。“道义之事功化”针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我觉得道义本身就是事功,思想本身就是现实。如果思想一定要变成行为才有意义,你回过头看那些先哲,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们的大部分思想从来没有实行过,我们能说这些思想没有意义吗?没有这些思想,我们的现实将是多么黯淡乏味?

人物周刊:就像周作人说的,“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止庵:对。这段话我最佩服,觉得是他思想的极致。你们办杂志,真觉得有人会因为看了杂志改变吗?真有人会觉悟、洗心革面吗?我觉得不可能——那为什么还要思想、说话呢?朱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实天生仲尼,万古还是长如夜。但孔子好比一个火炬,这个火炬在黑夜中,黑夜就不再仅仅是黑夜,思想的意义、说话的意义就在于此。

人物周刊:周作人在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止庵:周作人说过:“文化与思想的统一,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能堪的。”这个思想我觉得非常好。你说这点经过这么多年已经成常识了,我看未必。思想这东西,我统一你的,你受不了;你统一我的,我受不了。夫妇俩还可能同床异梦呢。

周作人思想的另一个可贵之处说来是很现实的。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中国人终于得到了思想武器,大家都为之振奋:我们要做强者,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鲁迅1898年读《天演论》也特别激动。但周作人想的是,强不了的一方怎么办?他提出要在“天演”的背景下去关怀弱者。这个思想到现在也还是难能可贵的。

不仅周作人,他们那代人有很多宝贵的思想遗产,有些被我们汲取了,有些我们还不够重视。我希望这些能真正转化为常识。

先读塔尖上的张爱玲

人物周刊:除了周作人,你还特别钟爱张爱玲,为什么?

止庵:主要是因为她的小说、散文写得好,见解也很深刻。我们说到一个时期的文学,都是金字塔形的,塔尖上可能有一两个人,往下一层三五个,再往下一层有十来个,最底下一层成百上千。有的人看书从下往上看,还没看完底下那层,时间和精力已经用完了,结果永远没接触最高的。我先看塔尖上的,看了张爱玲之后,有好多作家就可以不看了,我宁愿把塔尖上的人看5遍8遍。

我觉得读书也有核算问题。对我来说在书柜前挑书是最难的。我尽量避免盲目看书,因为选了这本书,就意味着放弃了另外一本书。俗话说“开卷有益”,这是针对从来都不开卷的人说的。卷与卷有很大区别,开了这个卷,同时就不能开那个卷,而且可能你一辈子都开不了那个卷了。

人物周刊:现在你一年看多少书?阅读速度快吗?

止庵:我看书不算快,一般说来一周看一本书吧。看书要花的时间跟故事情节、内容不一定相关,而跟另一个东西相关:如果一个作家花几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写一本书,你不可能很短时间把它读完。可以说我读书的速度跟作家写书的速度相关。有的书确实只需一小时就看完了,但是这样的书大概根本就不会去看吧。

人物周刊:你的阅读经历中,哪些书对你影响最大?

止庵:在报社工作时我拟了个书单,想系统地看点书。从先秦入手,花了4个月,把《庄子》认认真真看了一遍,写了一本笔记。以后10年里,我看了100多种《庄子》的注本,然后重写了一本笔记,整理成《樗下读庄》出版。由《庄子》进而看禅宗语录,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庄子》和禅宗语录好像给我一场洗礼,我几乎由此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这个影响,归根到底就是《庄子》说的“吾丧我”,也就是拒绝固有的价值体系,不在这一体系之内作判断,无论“是”还是“非”。我觉得轻易接受或否定现成定论,都是思想自由的大碍。或许我的结论与定论并无不同,但那是我经过一番独立思考得来的。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可以写文章,也可以研究一些我感兴趣的题目,譬如周作人,譬如义和团运动。

人物周刊:可即便如此,说出的话仍可能是陈词滥调吧?

止庵:我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想必如此”,一个“理所当然”。我不想说人云亦云的话。这个世界说话的人太多了,应该少说,如果要说,就应该说些像话的话。但做到这点很难,第一得知道别人说过什么,第二得知道别人说得对不对。不知道肯定不能说话,知道一点也不该说话。藏拙是一种好的人生态度,这事情是你的短项,你就别说;还有一种态度是补拙,如果你想对这个事情发言,你就去多知道点儿,然后再说。

我们这个时代是欣赏的时代,不是创造的时代

人物周刊:你出了这么多书,怎么看写书这件事?

止庵:19世纪中叶以后100年是创造的时代,出了很多画家、作家、音乐家。但之后就停歇了,不怎么出大家了。在每个创造的时代之后可能都有一个欣赏的时代。假如真是这样,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个欣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你整天想写作,这是不是划算,是不是对?我有时算这个账:花这么多时间来写作,不去读别人的书,这事是不是值得?别人读你的书而不读其他的书,值不值得?进一步讲,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创造?周作人说过,“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我读了很有感触。花一生时间读书而不写作,这样的人生未必是失败的。

人物周刊:那为什么还要写作呢?

止庵:我有一条人生的经验: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必须认真去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反而可以凑合。比如说吃饭,非做不可,那么泡个方便面凑合一顿也没什么问题。女孩子化妆不是非做不可的,不是有“素面朝天”一说吗,口红可以不抹,但要买口红的话就不能在路边买,一抹嘴肿了怎么办?一定得去个好的店。写作也是可做可不做的,要做的话还是得认真。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写文章像周作人。

止庵:周作人的书,著译共1000多万字,我完完整整看过好几遍,还写了《周作人传》,我自认是知道周作人的人。但要说彼此的相同之处,只有两点:一是行文的态度,二是人道主义思想。孔子“仁”的思想通过周作人的阐释深深影响了我,我文章里面如果有一点人文关怀,就是从他那儿来的。

人物周刊:你说到“人文关怀”,那么你会关注现在的社会问题吗?

止庵:我并不是不关心社会问题,但我不愿意在表面层次做文章。有些杂文家,哪儿出了飙车案,哪儿出了邓玉娇案,立马写文章表达愤怒。我知道社会需要这种声音,但我写不了。我觉得这些事情后边有更深刻、更本质的东西。

(实习记者刘晓旋对本文亦有贡献)

止庵原名王进文,学者、散文家,1959年生于北京,当过医生、记者等。著有《樗下读庄》、《插花地册子》、《如面谈》、《苦雨斋识小》、《周作人传》等。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36种),主编《苦雨斋译丛》(16种)、《周氏兄弟合译文集》(4种)、《张爱玲全集》(09年出版1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