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台湾第四代作家,白先勇在文坛上享有“奇才”的盛誉。在他的小说主人公中,以女性形象居多,表现出他对女性的特别关注。本文就是在解析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基础上结合了女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以期更进一步发掘白先勇小说的文本价值,或许对白先勇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白先勇 人道主义 女性a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白先勇的小说是一直被广泛研究的独特文本。然而,对白先勇小说中女性问题的关注和分析还不够深入,有待于进一步发掘。通过对白先勇背景资料的了解,笔者可以感觉到他不同于常人的敏感与细腻,这一点也相应地体现在他的小说中,特别体现在对女性内心独特体验的描画中。白先勇自己也曾说过:“妇女是我挖不尽的宝藏。”[1]这句话不仅告诉我们女性在他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也暗示了他对女性的重点关注。

白先勇是内敛害羞的,他对女性的观察基本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但却又超出了男性视角,几近还原女性心理的原貌。但是,白先勇的女性意识却是包含人道主义的,这个基调灌注于所有的女性形象描写中,具有强化作品内涵的重要意义。

女性命运的悲剧,很多是由客观因素引起的,比如封建体制、男权思想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体制导致了男尊女卑观念经久不衰,女性的社会角色往往被男性界定,女性的自由也往往被男性控制。在小说《游园惊梦》中,我们不仅要看到蓝田玉对往昔繁华的追忆,也要看到她对自己身不由己的慨叹。当年她卖唱身份低贱,吃的是青春饭,要不是钱将军娶了她,日后生活恐怕远不如当前。与其一辈子凄惨潦倒,不如牺牲感情换取生存的砝码。蓝田玉错误地选择了对男性的依赖,因其没有能力保证自我的生存;错误地放弃了对真爱的追求,因其一直恪守着“将军夫人”的名分;错误地把自己的孤清归结于命运,因其不能认清社会制度对女性的压迫。

同样,封建男尊女卑的余毒在妓女阶层表现的最为突出。在男性看来,妓女是低劣的玩物,是发泄性欲的工具,是卑贱的从属者,妓女不仅失去了作为女性应有的尊严,也失去了女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在《孤恋花》中,歌妓娟娟被自己的父亲强奸而被迫出道为妓,结果与另一位妓女五宝一样,遭受了嫖客惨无人道的性虐待,最终或疯或死。众人往往只看到妓女的麻木和无耻,却从未考虑过她们背后的不堪经历。因为受到非人的压迫,她们便要以更加非人的方式去抵抗种种暴力(身体暴力、精神暴力、社会暴力),实际上也是她们为自己在邪恶男权社会下争取生存权利的孤注一掷。这种飞蛾扑火的行为必然导致自我毁灭的结果。从另一方面看,妓女这一行业的诞生,正是女性被消费主义社会压迫、被男性主宰的一个铁证,而这一铁证却反过来导致了女性的自我放逐,助长了男权社会征服女性、欺压女性的气焰。所以,白先勇希望通过对妓女悲惨经历的描述,唤醒大众尤其是男性的良知,控诉丑恶的娼妓制度,呼唤女性自尊、自强、自立、自爱。

最能表现白先勇女性意识的,当属小说《黑虹》。这篇小说讲述的是,耿素棠是一名普通的女性,因为生活的艰辛、家务的压力、爱与温情的缺失而丧失了面对现实的信心,离家出走后选择了投河自尽。小说用“一定是天气的关系”作开头,引出了耿素棠因生气离家出走的原因——她用仅有的十块钱买来苦瓜做晚饭,却不料激起了丈夫和孩子们的强烈不满。白先勇敏锐地写出了耿素棠离家后精神恍惚的特殊感觉:天气异常燥热、环境异常噪杂、人车异常陌生、对一切充满厌恶。她的脑海里时刻盘旋着生计的问题,以至于一看到济公瓷像,就想起孩子们向她索要玩具时的无奈情景;一想起孩子,就想起三张不断榨干她乳汁的嘴;一想起天气,就想起床底堆积如山臭不可闻的尿布。恶劣的家庭环境和无休止的家务琐事像几座大山一样压在她的肩头,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把自己发火烦躁的原因归结为天气,逃避一直被压抑的真实感情,为自己厌倦现实生活找借口。但是生活又确实压迫着她脆弱的神经,犹如小说中频频出现的“猫眼”意象,时刻紧盯着她,带着邪恶的刺痛。这仅仅是她痛苦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爱与温情的缺失。她也曾有过一段美好的初恋,但是初恋情人死后,这段回忆便演变成了一段忧伤的旋律。而她如今的丈夫对她只有冷漠的支配和简单的应付,完全把她当作消磨生活的机器。所以,当她想起自己的丈夫时,只有“空白,白的”、“不太真实”,只有“莫名其妙的孤独”。她极其需要男性的温存与真心的呵护,哪怕就像她看到的黑人伸出手去揽一个女人的细腰一样。她本想借酒消愁,却在醉酒后被一位陌生男性侵占,这使她觉得自己一向神圣纯洁的身体不再干净,她对男性再也不抱任何幻想了。在小说结尾,白先勇用诗意朦胧的笔调描写了她投水的情境:彻骨冰凉的水一点点浸过她的身体,她又想起丈夫那张僵硬的脸、床底的成堆尿布、最小孩子的奶没有喂过以及象征她初恋的那首旋律。在她死前的最后一刻,水波里出现了一条黑色的虹,这黑虹可能是吊桥的倒影,也可能是她的幻觉。“虹”作为雨过天晴才有的事物,是美丽的又是短暂易逝的,这就如同她对生活、对婚姻抱有的一点点向往,终究不可能成为现实。不仅如此,这“虹”并非五彩的,而是黑色的,是单调的、压抑的、死亡的颜色,这颜色伴随着她年轻而又操劳的生命,宣告了一个女性寂寞痛苦的意义。耿素棠的死,是女性柔弱的自身逃离出旧有的生活巢穴后,因不能找到重新植根的强健基点而采取的消解矛盾的手段。但是死亡并不能终结女性经由历史沉淀而根深蒂固的苦闷,类似的悲剧还将发生,无目的的生活、无休止的家务、无情的婚姻关系、无意义的工作始终伴随着多数女性的一生。通过对这篇小说的解读,我们明显看到白先勇是站在了女性的角度,希望女性能够采取更为理智的态度,揭开灵魂的禁闭与束缚,找到自我拯救的良方。

总的来说,白先勇笔下的女性都有着悲伤的经历,都承载着独有的苦闷体验,都渴望爱与被爱,却往往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白先勇对女性的关注,由于涉及到人性与人情,表达了对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普通女性生命的尊重,特别是对底层女性受苦受难的同情,便进一步上升为人道主义女性意识。正如林丹娅所说:“中国女性问题是思想者们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人本身重视的关照下而发现的。”“不谈‘人的位置,自然不会有‘女性的位置”。[2]所以,白先勇的女性小说一开始就站在了“人道”的起点上,这正是其具有感染力和价值性的体现。

首先,从表现方式来说,白先勇用非人道的描写手法表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王达敏认为:“这些作家不动声色地描写非人道的现实、人的非人道处境,绝对不是为了纯粹地展示非人道,或者肯定非人道,而是为了否定非人道,呼唤人道和人道主义。以非人道描写传达人道和人道主义思想,才是这些作家和作品的本意!”[3]的确如此,回过头来再次审视《孤恋花》,其中对妓女生存境况的描写冷静残忍,是非人道的,但是通过这些非人道的情节,我们却感受到呼唤人道、人性的急迫:妓女也是人,是人就应有被尊重的权利!《一把青》也是如此,秦老太的丈夫随军撤退时在船上染了痢疾,一断气就被麻袋包起来丢在了海里,她“只听得‘嘭一下,人便没了”,短短几行字轻描淡写,却触目惊心地表现了战争时代的人的性命之卑微。正是因为这些非人道的描写,我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人性中的残忍,才会重提个体生命的价值。

其次,从表现内容上看,白先勇写出了人性中的善,特别是女性的“母性”之善,以及由善涵化的同情。根据王达敏的观点,他认为“同情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情感,我视它为人道主义生成的原点。必须规定:我在这里所说的同情,是指伦理意义上的对受苦受难和不幸者的怜悯。”[3]179例如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大班得知朱凤被骗怀孕,便建议她打掉孩子,但当她发现朱凤真的爱上了“那个小王八”后,便将无名指上一只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摘下来掷给朱凤,让她换些钱离开舞场生下孩子。金大班虽身为低贱的舞女,但共同的经历使得她的母性在朱凤身上重新复苏。正是基于母性的善和同情,她才会对朱凤如此理解、帮助。再比如《花桥荣记》里老板娘对不幸者卢先生的照顾、《金大奶奶》中顺嫂对金大奶奶的同情,都是基于人类普遍人性所滋生出来的崇高感情。毫无疑问,这都是作者内在感情在人物形象上的外化,所以白先勇才是同情的最终施予者,这也是作品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根据。

最后,从哲理内涵上来看,白先勇表现了对生死和道德问题的思考。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对人的存在、地位、价值的关心和尊重,而生死和道德则是人道主义最关心的命题。在《一把青》中,空军眷属们的丈夫死后,兄弟接替、战友接替组成新的家庭,完全颠覆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但是我们却又非常理解和包容这种行为,甚至还为此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因为它们是充满人性的,是大背景下无奈的极端生存方式。特别是在朱青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应仅仅是麻木,还应看到她对命运的达观和无形抗争。正如王达敏所说:“人在无可反抗、反抗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中,关爱生命,保全生命,或者说,在不参与直接反抗的状态中隐忍地抵抗而‘活着,恰恰是最人性、最人道的表现。”[3]朱青越活越通达,用“活着”本身的意义来抵抗命运的残酷,是对自己生命的高度负责!特别是对于一位女性,丈夫死去后,不可能也没必要因道德或情感为其守一辈子寡,抑或自杀陪葬以表忠贞,勇敢地选择活下去并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才是最人道的,也是最具积极意义的女性自觉!

所以,在白先勇的小说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不同视角下的各种女性形象,也看到了作者在其中隐含的人道主义女性意识,这意识使作品上升到新的层面、新的高度,彰显了超时代的意义。通过对女性形象的解读和对人性的剖析,笔者赫然发现先前对他作品“富于人世沧桑感、历史兴衰感”的评价是过于简单的。一部优秀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就是因为里面沉积了太多太厚重的思想内涵,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读者层层剥离,才会不断演绎出新的价值。我相信白先勇的小说是一瓶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越研究越发现其中难以名状的美感。

注释:

[1]白先勇:《游园惊梦》,中和:台湾远景公司,1982年版。

[2]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王达敏:《论文学是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杨若冰 合肥 安徽大学中文系龙河校区 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