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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身边的人在湖南石门

2009-10-28覃正彦

党史博览 2009年6期
关键词:社员大队县委

覃正彦

“七千人大会”期间,接受一项特殊任务

40多年前,我们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即接待、安排毛主席身边五位工作人员到我们湖南石门劳动锻炼一年。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当时我任石门县委副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徐明魁一道参加了这个大会。

大会期间,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李健、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万达、常德地委第一书记尹子明,找到我和徐明魁说:毛主席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下放到农村去当社员劳动锻炼,并作一些调查研究,了解农村情况,这次到你们县的有五位同志。

随即,李健拿出一份名单,上面写着:机要秘书罗光禄,43岁;警卫处长孙勇,35岁;警卫副中队长陈长江,30岁;卫士张先鹏,28岁;理发员钱水桃,18岁。他说,这些人的身份只能你们县委主要领导知道,对其他人要保密,这样有利于他们锻炼。

万达和尹子明要我们确定劳动地点,作好安排。经过研究,我们确定安排五位同志到城关公社新厂大队。

当时,我们的心情既高兴又有些紧张,因为毛主席是我们敬爱的领袖,能与他身边的人员在一起,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指导,不仅对我们的工作有利,也是我们的光荣!但这些人好接近吗,有没有架子?要是我们工作中有了错误。他们向毛主席汇报岂不是通了天?搞不好要当全国的典型。

第二天,有两个同志找到我们,经介绍才知道,年纪大的是罗光禄,中等个头,举止文雅,诚恳朴实,是下放人员的组长;年轻的是孙勇,是副组长。我们相互介绍了一些情况,讲话很随便。临走时,我们要送他俩到门外,孙勇开玩笑说:“不要客气,你们今后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是你们管辖的社员,还要靠你们多帮助啊!”这次同他们接触的时间不长,感到他们很随和,我们原来紧张的心情完全消失了。

从北京到长沙,买的是站票

对于五位同志为什么下放农村,当时我们不知道,也不便问。20世纪90年代,我去北京看望五位同志时,他们才告诉我其中的原因。

1962年1月24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开会时,毛主席指示五位同志:你们到农村去,当一年社员。你们要住在社员家里,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当一名普通劳动者,一边劳动锻炼,一边调查研究,帮助中央了解农村情况。毛主席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虽然出身农民,但进城十多年了,你们不要忘了本,到农村好好当社员,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

原定过了春节,“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五位同志随我们一起到石门,后来变了,要他们到石门过春节。

为什么变得这么快?我问及此事,快言快语的陈长江说:“当时我们是决定过完春节后再下去,后来毛主席说:‘你们到农村去过春节,看看基层干部和社员是怎样过春节的嘛!第二天,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们:‘主席昨晚一夜没睡,他担心要你们下去过年会有意见。听了汪东兴同志的话,我们深受感动。是啊,毛主席像慈父般地关怀我们,教我们学习文化,又派我们下去锻炼,这是对我们的关怀和信任,我们心里非常感激,哪里会有意见呢?我们向汪东兴同志表明了态度,当即就买车票准备动身。”

罗光禄告诉我,去买火车票时,已经没有座号,只好买了五张站票,从北京一直站到长沙。孙勇说,当时国家经济困难,火车上没有饭食供应,我们几个人一路上只好买了几个糠饼充饥。腊月二十四从北京动身,腊月二十七就到了农民家里。

那天在北京见面后,孙勇很高兴地说,今天晚餐我请客,因为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双喜临门:喜事之一,就是和离别30年的父母官在北京重逢;喜事之二,就是今天中央军委授予我中将军衔。我已经警卫过党的三代领导人,是很光荣的啊!

关心群众的事迹在当地传为佳话

1962年腊月二十七,五位同志就落户在新厂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陈文科家里。当时生活很艰苦,没有床铺,就从大队已停办的幼儿园搬来五张小床,摆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孙勇的个子高睡不下去,就用几块木板凑合,在床与床之间打个转也得侧身。房子虽小,可是他们却乐呵呵地说,房子小正好谈心。

腊月二十八,五位同志就要求派工,大队支书屈忠初要他们熟悉一下环境。腊月二十九,他们就到麦地和社员一起干活。

只要农民干的活,五位同志都干,挑粪、捡粪、收割、锄草、棉花整枝打权等。特别是挑石灰,要到新铺公社笔架山大队,有15公里远,可他们硬是要挑100多斤。劳动时间坚持和社员一样早出晚归。农忙紧张的时候,除了参加一些会议和星期六下午学习或开生活会以外,每个人都出满勤,全年劳动平均258天(中间毛主席要他们回北京休息20天)。五位同志常年在野外劳动,顶烈日,战严寒,风里雨里,练成了结结实实、黑里透红的庄稼汉,都成为名副其实的社员。

提起五位同志,盲人陈文中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说:“他们真是人民的公仆,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干部啊!”陈文中的母亲也是盲人,他们家是五保户,家中生活难以自理。五位同志主动担负起给他们家打柴、挑水、打扫卫生的任务。新厂大队紧靠澧水河畔。这五位同志都是游泳能手,每逢澧水涨水时,他们都到洪浪中捞浪渣(即水中漂浮的木柴一类的东西),一捞就是几十担,挑到陈文中和一些困难户家中。

有一次,孙勇和罗光禄到县城参加县委会议。上午散会后,我要他们在县委食堂吃饭后再回去,可是孙勇却说:现在正在涨洪水,我们要回去捞浪渣去。我说:这样大的水我都不敢游你还能游?孙勇说:在毛主席身边的人,个个都是游泳能手,毛主席在50年代横渡长江,我是第一个跳下水的!说着,他就走到县城上河街新街口,把衣服往头上一围,就往新厂游去,一会儿工夫,就游了十多里。孙勇在新厂河边上岸后,群众无不为他叫好。

有一次,大队会计陈绍湘到公社报账去了,爱人也外出,家中只有老母亲和几个小孩。一岁多的小儿子陈文杰得了急病,发高烧。孙勇和罗光禄看到这种场面,二话没说,马上把孩子送到县医院进行抢救。等陈绍湘爱人赶到医院时,孙勇已办好了住院手续。陈绍湘逢人便说:我这个小儿子是罗光禄和孙勇救活的。

五位同志还轮流给五保户和住户挑水,并形成了制度,直到返回北京的那天,还给陈文中家和陈文科家挑了一满缸水。

只有毛主席身边下放的五位同志最好招呼

这五位同志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纪律的事迹我一直记忆犹新。

1962年2月4日,五位同志到达新厂大队的第三天,也就是大年三十。按照风俗,每家人在这一天都要围在一起吃年夜饭。五位同志奉毛

主席之命远离家乡和亲人,千里迢迢来到这块陌生的地方,总不能让他们感到这里人的感情是冷漠的吧。于是,县委几位领导经过商量,决定把五位同志接到县委机关过年。开始,五位同志坚决不去,要在群众家过年,最后跟他们解释,我们这里的风俗,过年吃团圆饭是不要外地人的。

这样,人是接来了,可一提起今天是大年三十,给大家多加几个菜时,五位同志坚决不同意。

罗光禄对县委副书记覃遵双说:“前两年国家经济困难,主席带头不吃肉;刘少奇同志备有一个饭盒,将剩下来的饭菜装在里面,晚上办公饿了就热热吃。比起两位主席,你们给我们过年的菜已经太好了,还加什么菜呢?四菜一汤就足够了。”

孙勇也在一旁说:“不必加菜了,主席一再教育我们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现在群众生活虽有好转,但还是低标准。主席的教导我们不能忘啊!”

陈长江也说:“主席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你们要给我们加菜,这份心意我们领了,但菜千万不要加了,加了我们也不能吃。”

当年县委主管生活的唐平交说,我在县委机关管生活这么多年,只有毛主席身边下放的五位同志最好招呼,他们每次来都不许格外招待,都是在县委机关食堂就餐。

繁重的劳动加上生活条件差,1962年11月的一天,孙勇患了急性肠炎,腹泻不止。那天早晨,他硬撑着出门和群众一起去摘棉花。同去的人见孙勇不像以往那样有说有笑,便偷偷地打最了他一下——只见他的脸惨白惨白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人们要送孙勇到医院,他坚决不肯去,后来拗不过大家,只好强打精神拦着大家:“谢谢大家的好意,到县医院就十多里路,我自己能走去,不要耽误你们的事情。”

孙勇到了医院一检查,病情较重,需住院治疗。孙勇住院,一没找熟人,二没打招牌。因病人较多,护士看他朴实的衣着,就把他安置在走廊的一张小病床上,他很乐意地住了下来。

后来,我和覃遵双得知孙勇住院,赶到医院看望他时,只见他身上披着一件旧军大衣,躺在走廊的病床上输液。我们见状,既难过又钦佩,便找到医院领导商量,院领导决定就是挤一挤也要把孙勇转到病房里去。可当我们要将孙勇转到病房时,却遇到极大麻烦,任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肯走,逼得我和覃遵双没办法,只好两人挟着把他拖进病房。孙勇仅住了三天,病情稍有好转,就出院回到新厂大队参加劳动了。

敢于讲真话,敢于从实际出发

由于当时在农村实行的“左”的政策,追求“一大二公”搞穷过渡,否定私有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种一兜菜也要当成资本主义批判,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饭没得吃,只好吃树皮和野菜,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得了浮肿病,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面对这种情况,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都沉默着,思考着,“三面红旗”是对还是错,“一大二公”是好还是坏?

当时,基层干部和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但又不敢搞。我当时是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思想很矛盾。上面强调要以生产队为单位核算,批评有的地方把生产队划得越来越小,批判“单干风”。为此我和县委办、农业局的一些同志深入农村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发现农村中有很多积极因素和有意义的典型。雁池公社马家大队,有的生产队把一些田划到户种,收入归己,收割时这些田的产量比大田少不了多少。有的生产队社员种的少量自留地和少量空坪隙地,面积仅占大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但产量却差不了多少。

我们到城关公社土坡大队开座谈会,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开始,社员都默不作声。忽然,有个叫王传江的社员站起来说:“你们都不说我说,我们都想包产到户,让我们试一年,不增产,我一个人坐牢去。”他一口气讲了包产到户的十大好处。其他社员也争先恐后作补充。总结起来,包产到户的好处共有15条。

这次调查,让我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我内心是很想搞包产到户的,因为石门县大部分是山区,集体生产很不方便,只是上级政策不准搞。带着这个问题,我去找罗光禄和孙勇,想听听他们的看法。我把干部和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

孙勇沉默了一会儿,说:山区有山区的特点,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区,生产队的规模不能过大,大了不但影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还会带来很多矛盾。我们所在的这个生产队就大了,百把个劳动力,队长每天用喇叭筒喊工派工,每天晚上评工分到深夜,大家经常为争工分吵架。有的为争工分连话都不讲了,成了仇人,影响社员和干部的团结,生产队的规模如不能划小,就维持现状,不能合并。

对包产到户的问题,孙勇没有表示可否,只是说解决农村的问题,要敢于讲真话,敢于从实际出发。言外之意,至少他对包产到户是不反对的。

过了不久,县委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我想在这个会议上对农村管理体制有所突破。在作农村工作报告时,我把王传江等讲的包产到户的15条好处原原本本地引用了,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次会议后,石门县西北山区有一部分队搞了包产到户或包产到组,调动了农民的秋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反倒成了我的一大罪状,成了标准的“走资派”。地委工作组的一位领导批评我说:“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公开鼓吹包产到户有15大好处的县委书记,全省没有,全国也可能没有,你确实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毛主席派来的干部真好,你们慢走,慢走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五位同志一年劳动的时间到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要在1963年初返回北京。

当时,五位同志的身份对于干部和群众是保密的。他们走的时间是不让人们知道的,但这个消息还是在群众中传开了,中央来的干部要走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的心情不能平静了。大家都舍不得五位同志离去。

好客的新厂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家家户户准备了最好的饭菜,成群结队来到他们的住处,接他们去作客。五位同志耐心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哪一家都不去。有的群众见三番五次接不去,便把做好的饭菜送到他们的住处,扭身就走了。

陈绍湘想出一个办法。他买了一条十多斤的鲶鱼,剁成两截做好再去请他们。陈绍湘一把拉住罗光禄的手说:“文杰这条命是你们捡同来的,你们今天要是不到我家吃顿便饭领我一个情,那你们就把文杰的住院费告诉我,我还钱给你们。”说着说着,这个硬汉子竟然流下眼泪,五位同志的眼睛也湿润了。

见五位同志仍没有动身的意思,陈绍湘把眼泪一抹,说:“你们今天要是不去,我就不走了。”五位同志被陈绍湘这种真挚纯朴的感情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罗光禄破例答应陈绍湘同四位同志去他家。

可是这样一来,其他群众纷纷接上门来,这可叫五位同志为难了。最后,他们决定提前三天离开新厂大队。离别那天,送行队伍排了一里多路。人们流着泪说:“毛主席派来的干部真好,你们慢走,慢走!”直到五位同志上了船,走远了,看不见身影,大家才慢慢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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