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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最后二十四年

2009-10-28戴茂林曹仲彬

报刊荟萃(上) 2009年9期
关键词:王明苏联毛泽东

戴茂林 曹仲彬

1950年,赴苏三年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王明到天津了解地方工作情况,回京后病倒了。他没有出席七届三中全会。会后,他又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忙于起草报告和准备几个刑法草案。

1950年7月26日至8月11日,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法干部计233人。这次会议讨论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刑法大纲、诉讼程序通则、犯人改造暂行条例和公司法草案。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七个小时的报告。会后不久,他再次病倒,住进了北京医院。

7月底,王明收到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8月17日,他致信毛泽东,以各种借口拖延写声明书。18日毛泽东在他的信上批示:“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以前写好。”9月上旬,王明突然向党中央提出了去苏联治病的请求。

按理只有当他写完声明书后,才应准许他去苏联治病。但是,党中央考虑到他确实有病,而且,当时苏联医疗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都比我国强,所以,还是同意了他赴苏治病的要求。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孩子,以及北京医院保健医生陈锋禹、保姆陈启珍一行六人,在秘书田书元的护送下,乘火车赴苏。

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他的健康。1952年11月10日晚,刘少奇趁参加苏共“十九大”之机,专程到王明养病寓所看望,与他进行了谈话。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1950年10月25日上午十一点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到我家通知说:‘早上九点钟刘少奇把我叫去并对我说,今天凌晨毛主席同他谈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车开往满洲里车站的火车去苏联,他吩咐我尽快去办理一切手续。‘现在我把护照交给你……我已通知铁道部,在今晚六时照例发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你挂一节公车。”

“王明问杨尚昆:据说,我们的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过鸭绿江大桥入朝参战,麦克阿瑟已经下令美国空军在中国志愿军赴朝时,集中轰炸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整条铁路线,以破坏从北京到满洲里和从苏联到满洲里的供给,这消息是真的吗?”

“杨尚昆回答说:‘是真的。”

“王明再问杨尚昆:‘如果我们明天早上到达满洲里,正赶上集中轰炸,难道不是这样吗?”

“杨尚昆明确回答:‘今天走不走,你自己决定,如果你决定不去,就请告诉我,我好通知铁道部。”

最后,王明悟出了“道理”:“我和孟庆树,当然马上就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今天起程的原因了。刘少奇早就同意我们到苏联去,而我们等待起程日期已有半年多了。我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尽管有危险,我们还是决定走。否则,走不走得成就难说了。…‘在五个政法机关为我们饯行的招待会上,一些同志劝我不要拿生命去冒险,但是我们于六点半坐火车启程了。”

据《王明诗歌选集》记载,他于10月25日还写了一首《值得冒险行》的五绝:

申请赴苏久,今天交命行。

明知轰炸险,为党决登程。

王明于9月上旬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后,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立即与苏联进行交涉,并给斯大林发了电报。接到斯大林的同意回电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即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同苏联交涉的结果通知了王明,王明也开始了赴苏治疗的准备。

10月23日,王明向刘少奇和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得中央办公厅通知,一切准备好了,我可于日内起行。如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有须当面吩咐之事,请于今明两日内通知我,以便前往聆示。否则我即不去辞行了,因你们忙得夜以继日,我不愿去耽搁你们宝贵的时间,谨此敬礼,并祝健康。”

从王明这封信可以看出,10月23日王明即准备两日后起行,就是说,10月25日之行是早已作出的决定,并不是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今天起程”。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病情好转后,他与孟庆树、两个孩子及保姆陈启珍又回到国内,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

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

1956年,赴苏难归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从此,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被撤销,改为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前,中共中央曾将这个决议送给王明征求意见。他于1月28日给中央写信说:“关于增加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我完全同意。”并说明自己因病不能出席七届四中全会。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王明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代表富振声因王明没有参加会议,又一直不检讨自己的错误,故写信给毛泽东及大会主席团,认为王明“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

大会主席团将信转给了王明。

王明见到富振声的信后,于4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及大会主席团说:“富振声同志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只能在床上听读一部分文件,未能听到许多同志的发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对我确实是莫大的损失。虽然这次中央又允许我请病假,但我经常因自己不能为党更多的工作和参加会议而痛苦万分!同时也为五年计划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欢欣——在去年接到五年计划初稿时,我虽有病仍在秘书同志帮助下读了两遍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为我党完全战胜高饶联盟而喜悦——去年当讨论高饶问题时,我曾带病参加党组小组会议,表明过自己的态度;因此,我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更未因病而不重视党的代表会议。但是所以使富同志有此感觉,可能如富同志所说由于他不了解我的情况。而我现在的体力不可能给富同志写详细的说明。因此,我请求主席和主席团同志指示,我有无必要把我的有关病历和现在身体情况的材料给富同志看看?或者请主席和少奇同志为我向富同志解释一下,因为我这十年来的工作和身体情况,都曾经常向你们两位作过报告,想你们都是了解的。

关于我在“七大”前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所作的很长的检讨错误的声明书(中央曾印发“七大”代表);二中全会上我也曾作过检

讨性的发言;请考虑是否可向富同志说明,以免他误会我从来未向党交代。至于七届三中全会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十几年来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文件都重新检讨和作出自我批评来,因为这非我的身体所能,曾经中央允许暂且不作并送我去苏联治病。可惜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正如富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意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孟庆树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养病期间,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沈钧儒、史良、杨尚昆等都先后前往医院或家中看望,对于医疗上的问题也全力给予解决。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召开之前,王明让孟庆树代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中央并主席。信中表示自己因病不能出席,“向中央请假”,而且在信中并提出:“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的职务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的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送到机场。孟庆树、明明、亮亮和上次随同去过苏联的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另外,还有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同往。

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出发,2月1日到达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王明与苏联有关方面有很熟的交往。苏联政府对王明的病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随同王明去苏联的警卫员李景才在苏联住了半个月左右回国,保健护士朱琛燕住了三个月也回到国内。

后来根据王明的要求,国家又派中医院的岳美中、李大夫两名针灸医生赴苏,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疗半年后回国。

1957年6月,保姆陈启珍也回国,接替她的是原在孟庆树父母处当保姆的蒲秀贞和王景环。王景环是蒲秀贞推荐的一名中学生,她在苏联只呆了二十多天,由于与孟庆树不和,被孟庆树打发回来。后来国家又派王英赴苏,又因和孟庆树不和,很快被打发回国。由于王明胃肠不好,陈启珍、蒲秀贞做的饭,烧的菜又烂又软,很合王明口味,所以很得王明青睐。蒲秀贞一去就在苏联王明家呆了三十年,直到王明、孟庆树双双病逝后,她才于1986年回到了祖国,得与家人团聚。

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

1956年,“八大”召开之前,党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状况许可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身体状况还不允许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

虽然王明在莫斯科养病没有能够出席会议,而且他在身体好转后,也没有对自己的历史错误向党中央写出声明书,但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本着团结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反对过自己而且被实践证明错了的人共同工作的原则,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选举结果,王明虽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因此,在按得票多少公布的中央委员名单中,王明列在最后一名。

1957年11月6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在苏期间,关心王明的养病情况,特意派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和黄树则前去看望王明。

据黄树则回忆说:“1957年,毛主席、杨尚昆一起去苏联。杨尚昆让我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去看望王明。我们去看他时,他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别墅里。我去时,他只有点神经官能症,别的已没有什么病。他谈笑风生,还留我们吃一顿饭,吃的是包子。王明去苏联,好多年党中央都给他送东西,他自己也要东西。后来接到苏联专家给中央写的病情报告,说他只剩下神经官能症,可以回国了。但他自己不愿回来。”

王明赴苏治病后,孟公府2号留下了四位老人,即王明父亲陈聘之和继母黄莲舫,王明岳父母孟募州夫妇。王明当时工资是行政五级,北京是六类地区,应领372.5元,党员高干实领342.7元;孟庆树是行政八级,应领270元,党员高干实领264.6元。他们每月有600多元工资收入,供养全家,包括四位老人,生活还是充裕的。王明夫妇和两个孩子去苏联后,工资换成卢布寄往苏联,所以,国家给四位老人一定的生活补助费,每位50元。当时物价很低,四位老人分两灶起火,生活还是可以的。

这期间,董老夫人、谢老夫人等专程来看望过四位老人,表达了党和政府对王明家属的关怀。

1957年5月11日晨二时,王明父亲陈聘之不幸病逝,享年80岁。

王明此时正在苏联,没有回国料理丧事,丧事由国家机关事务局一手操办。王明弟弟甘宁特意从天津赶来。据他回忆说:“办丧事时,我拿出几十元钱交田书元,他不要。最后由国家给安葬于八宝山。我与王明写的碑文,托人刻在石碑上,立于坟前。坟墓修得我们很满意,对国家我们很感谢。”

王明后来也从苏联来信,对党和国家妥善安排他父亲的丧事表示感谢。陈聘之逝世后,国家给王明继母黄莲舫700元安置费,另将每个老人的生活补助费提高到150元。这样,即使王明不在身边,几位老人生活得也很幸福。

1966年,“文革”被批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时又在苏联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批孔评儒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打倒机会主义头子、苏修代理人、大叛徒王明”的口号也开始出现。

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个别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共五十年》中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

和诬蔑对象。王明的妻子孟庆树在苏联学习,多年来一直积极参加反对毛主义的斗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也出现了类似的标语,对她进行攻击。此外,红卫兵还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卫兵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还把她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王明弟弟甘宁,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酷刑,险些丧命。王明妹妹王营每当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总是泪流满面。他们都遭受了严重株连。

王明去苏联后,他的手稿和藏书都在孟公府2号家中保存完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据负责保存他物品的秘书田书元说:“1966年7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党委负责人,带着一些人到我住的地方,宣布撤我的职,并把王明的屋子、文件、书稿、钱、账目等东西看守起来……后派人把这些东西都搬走了。”

因此,王明的手稿和藏书并不是被烧了或扔了。不像王明所说:“积书千卷成灰烬,存稿百篇付浪沙。”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是细心照顾。王明去苏联养病,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先后往苏联派去了为王明服务的西医、中医、护士、警卫员、保姆等人,不满意的人选随时可以撤换。

王明工资是行政五级,孟庆树是八级,秘书田书元代领俩人工资,换成卢布半年一次寄往苏联,共3300个卢布。据田书元回忆说:“给王明的汇、款到1965年上半年,下半年发表‘九评,我就没汇。1966年2月,管理局副局长、处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去后,训我一顿,问我为何停汇。我说根据我的认识,王明他们应该回来了。他们说我错了。最后,我把1965年下半年与1966年上半年的一次汇去。”

“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已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客死他乡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抱病写完了《中共五十年》,只过了四天,王明就一病不起,《中共五十年》竞成了他的遗著。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除了用诗歌攻击党和毛泽东外,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创作“高峰”,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同月31日,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又将这篇近四万字的长文作为小册子出版。

1970年4月,他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一书。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此书。

1974年3月23日,王明病死于苏联莫斯科。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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