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大师稀缺的时代，人们才会格外缅怀每一位大师的逝去。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先生可谓学贯东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却始终保持着宽厚、谦逊、平和、坚韧的秉性，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真正的大师品格。

2009年7月11日，中国两位学术泰斗任继愈和季羡林，就像事先约好似地驾鹤西行。

这两位真正的大师，恰如空谷幽兰，远离喧嚣纷扰、浮躁功利，活得纯粹，馨香致远。也许世间没有多少人需要了解任、季二老的学术贡献，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需要了解大师是什么样的人，彰显了怎样的境界。

大音希声，却足以振聋发聩。他们高超的人格风范，应该成为整个社会获取的精神力量。

“四不”老人任继愈

认真、低调、平和，几乎是所有人对任继愈的评价。

多年来，任继愈始终坚守“四不”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当挂名主编、不出全集。

“一辈子不做挂名主编”，这9个字是任继愈1987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上宣言”。在卷帙浩繁的学术长河中，他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事。对于古籍文献整理，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从做选题、写提纲到审读点校，总要亲历亲为，从不做“挂名主编”。107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花费了他10余年的宝贵光阴，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煌煌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10年。任先生晚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当主编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

佛教史专家杜继文回忆，为了劝说自己参与编纂《中华大藏经(续编)》，91岁高龄的任继愈在大冬天里，一级一级台阶爬了5层楼，找到自己家里来劝说。而且在编委会中，任继愈拿的工资仅仅是自己的一半左右。“他组织大家编辑这些大工程，从来不想钱的问题，有时候晚辈们觉得他有点‘愚。他爱事业、爱国家，却不爱金钱。”就在今年，任继愈已经住院后，还趁身体稍微好转出院时，直奔有关国家领导人家中，商议这部书的编纂问题。

任继愈早年著作《中国哲学史》曾影响一代中国青年，前年，曾有人提出要再版这本书，任继愈说：“这本书不适于现在出，因为里面的很多观点现在需要修订，但我自己没有时间，这个事情必须我自己负责，不能让学生来做。”任继愈的助理李劲说，老先生不愿意出版自己的全集。“他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有水平的，全集里一般都是有水分的，那还是不要出好。”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让晚辈们感慨，如此低调在当今学术界已不多见。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曾有学生问任继愈。他沉思良久，缓缓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古人云：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任先生在80岁时，却特地请人刻了一枚印章，只6个字，“不敢从心所欲”。

任继愈去世后，人们发现，和他交往的漫长岁月中，老先生从没有拉着别人为自己的事忙活过。正如他的老师熊十力评价的：“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在任继愈担任过的诸多职务中，有两个身份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一个是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一个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而这两个学会都是他亲自建立的，恰恰代表了他在学术上的两个重要贡献。

“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视野观察宗教问题的先河。”杜继文总结道。就在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提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贡献。

任继愈曾说过“社会主义不仅要脱贫，还要脱愚”：还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是同中国爱国主义相结合”。在任继愈一生为学中，他正是将这种爱国情怀，这种对国家前途的忧思深深融入到学术研究中，这在中国现当代学者中，并非人人都能做到。

季羡林的真与朴

经常接触季羡林的人，会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奇特的吸引力。他既有学术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

“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季羡林曾这样答问。“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他如此形容自己的苦苦求索、精益求精的漫长学术岁月。

季羡林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作颇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他翻译研究了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季羡林对学问始终孜孜以求，平生最长最艰巨的两部书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一部是长达80万字的《糖史》，一部是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的译释。

季羡林的学生、著名学者葛维钧回忆，季老写《糖史》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但他仍然不顾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不过，有时候发现了新的线索，又兴高采烈起来。“他的喜怒哀乐通常都是跟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

6年前，季羡林住进北京301医院，经历了心肌衰竭、左腿骨髓炎、心脏病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写下了20多万字的《病榻杂记》。在这部书中，季羡林第一次阐明了他对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请人们把“头顶上的这三顶桂冠摘下来”。用他的话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季羡林说。在“大师”汹涌的年代，这种清晰的自省弥足珍贵。

普通、朴素、敦厚，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说：“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的了。”一切應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上世纪30、40年代德国留学的经历，使季羡林在文革中饱受磨难。“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直至缠绵病榻，季羡林的话仍铮铮动人。

对于任、季二老去世，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感慨良多。“这十余年来，一代大家钱钟书、钟敬文、启功、林庚、王元化、任继愈、季羡林相继辞世，对学界来说，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陈平原说，这些大家大都是上世纪30年代进入大学，或者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的学问学贯中西，不像现在只是狭窄的追求：他们都是厚积薄发，不像现在急着出成果。

“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深受大家热爱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道德品格上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古典文学家、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韩经太说。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们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旗帜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