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顾海良的人都认为，他有着丰富的阅历，同时还拥有年轻的心态与新锐的思想。

顾海良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8岁那年，他怀着一腔热血从上海到安徽和县农村插队落户。靠着聪明和勤奋，他很快当上了生产队会计、生产队长。接着，他又当上了民办教师、县中等师范代课老师、小学校长。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安徽大学经济系，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顾海良的教坛履历十分完整也富有传奇色彩，小学生、中学生、中师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他都教过，且还做过教育系统的行政官员。接受采访时，他对记者说，丰富的人生经历是自己一辈子享之不尽的财富。

记者：您是上海人，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学校到安徽农村当“知青”的?

顾海良：不错，我是上海人。我在1964年考入上海中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1967年初中没有按期毕业，在学校多留了1年半。1969年1月，我在上海中学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赴安徽省和县毛巷公社插队当“知青”去了。

记者：上海中学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中学之一。您在这所学校里感受到最深的是什么?

顾海良：记得拿到初中录取通知书后，学校就要求我们填写一份个人自我评价、兴趣爱好和生活习惯的详细问卷。这些信息成了我们进校后分班级、分宿舍的重要根据。现在想来，我们当年班里同学性格、兴趣相得益彰，有着极大的互补性，就出于这一重要的问卷信息。最令我们惊异的是，入学后刚见到我们年级的教导主任方启敖老师，他居然能把我们的名字几近无误地一一叫出，于细微处体现了对新生的尊重和关爱。能够想像，老师们在我们进校前花费了多大的工夫来了解学生。入学后，学校的一代名师，如唐秀颖、顾巧英老师等都给我们初一的学生作启蒙教育，谈的不是升学之道，而多是为学首先要为人、为事之道。经师易遄，人师难遭。这些，对我日后成为教师，锤炼自己教师的责任，一直起着震撼心灵的激励作用。

记者：看得出，您对这所中学有着别样的情怀。

顾海良：我们这些校友都认为，上海中学是一代代学子永远的精神家园!

记者：当年上海中学在教学方面是不是有些特别的革新?

顾海良：学校当时经常请名师大家和各行各业的精英给师生们举办讲座。记得当年我听过一次华罗庚教授的讲座，题目是关于“优选法”的创立与运用问题。40多年过去了，那场讲座的具体情景、华罗庚教授讲的具体内容尽管记不很清楚了，我们那些初中生也确实难以听懂他所讲的全部内容。但是他所给我留下的是一种优良的学术精神、深邃的学术眼光、深刻的学术思考和大师的学术风范。40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我、激励着我，至今对我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都有深刻的影响。

记者：您后来当了知青，在您看来知青岁月给您最大的历练是什么?后来是否回到过那个地方看看当地的老乡?

顾海良：知青岁月里的苦乐年华，磨砺了人的意志、品质。农村的物质条件是艰苦的，精神生活更是贫乏，所以只有尽力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后来我遇到困难，想起那个时候，所有困难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了。

后来，我回去过，不过不是当年插队的那个地方。有机会，一定回去看望当年的老乡。

记者：我注意到，您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的，可是您当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怎么能有资格报考?

顾海良：虽然我在上海中学念初中没有毕业就下乡了，务农两年后被选到当地小学当老师。寂莫无聊、日子难以打发的时候，我便四处找书看，并开始自学高中课程。1973年，我也参加过一次“高考”，成绩考得不错，但仍然没有机会上大学，因为那时的逻辑是“你考得好，证明你劳动不好，主要精力都用去学习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当年我既不是“老三届”高中生，年龄又超过了25岁，于是我拿着数十万字的《资本论》读书笔记去报名，证明我已达到了高中水平，这才获得了考试资格。

记者：高考成绩如何?

顾海良：记得当时有一道填空题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为紧张一时想不起来，于是一边默唱一边书写。我还记得当年的作文题是《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我便模仿鲁迅的风格，写贫下中农如何帮助自己的事儿。那年高考，我的数学考了满分，题目很简单，难度大一点的是复数。考完之后，监考老师笑眯眯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肯定能上。

记者：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顾海良：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二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作出一个重要决定：给那些经过枪林弹雨的军人提供上大学进修的机会。在和平的阳光下，那些把肩章统统撤掉的上校和下等兵不分彼此地同坐在一间教室里读书学习，这一情景让人不由生出无比感慨和激动。恢复高考后的景象与这比较相似。当时，我们同一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最大的近20岁。10年动乱结束了，大家不分长幼坐在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要把宝贵的光阴夺回来，那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记者：为什么报考的是安徽大学经济学专业?

顾海良：有《资本论》的底子，喜欢思考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数学基础也不错，就报了经济系。大学毕业后，我就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师从著名的《资本论》研究学者田光教授，继续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田光教授深厚的学术底蕴、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良的学术品质，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我经济学研究所追求的境界、风格和品质。我这一辈子很幸运，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时，又得到宋涛、卫兴华等著名学者的指导。他们在为人、为事、为学方面给我帮助不少。

记者：您长期在教育系统工作，直接经历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件件大事，比如恢复高考制度、建立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这一套完整的学位体系、高等教育实现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等等。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高等教育?

顾海良：我认为，恢复高考30多年来，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现已基本形成了完备的体系，总体发展是健康的，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当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存在错位现象，但是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的发展阶段来作跨越式的国际比较，也不应该把精英教育的标准作为衡量大众化教育的标准。我们应当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之路，而不是简单移植或照搬外国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经验。

记者：从您的履历看，您的经历非常丰富，当过农村会计、生产队长、乡村老师、所长、教授、司长、党委书记、校长等等，您认为哪一个阶段对您后面的路影响比较大?

顾海良：我在农村教过复式班，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孩子们在一个班上课，我要把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各学所需而又互不干扰。这种经历为我今后的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我学会因人施教，能让学生得到最大的收益。后来我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像我这样教过小学生、中学牛、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授，全中国恐怕都不多见，我知道吕叔湘先生好像有过这样的经历。

回望来路，感慨良多。每一步其实都在选择，总体而言，还是当知青那个阶段对我后面的路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