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怀高

“旋转门”是指个人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任职的制度和现象。“旋转门”现象广泛存在于各国政府部门，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

穿过“旋转门”的奥巴马外交团队

在奥巴马外交团队的高官中，除了国务卿希拉里上任前是参议员外，其他人都有过“旋转门”的经历。

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兼任数家私营企业董事；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前海军陆战队上将琼斯曾担任过波音和雪佛龙等大公司董事；接掌国家情报总署的前海军上将布莱尔曾为F-22战斗机项目分包商EDO公司的董事，并担任美国智库“国防分析协会”的主席。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赖斯则担任过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作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更是“旋转门”的“集中区”。副国务卿、次国务卿、助理国务卿中有多人通过“旋转门”转入国务院之前，在美国智库、大学从事美国外交和国际问题的研究，比如担任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林登·约翰逊公共政策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的高级研究员和研究项目主任。

门里门外穿梭忙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奥巴马外交团队中，穿过“旋转门”次数最多、最为典型的当属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了。从1977年至今，斯坦伯格已经有五次从“旋转门”转进转出的经历了。

斯坦伯格第一次穿过“旋转门”是在1977年，时年24岁的他担任了当时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助理的特别助手，此时的斯坦伯格还是一名学生，正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78年，年仅25岁的斯坦伯格获得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学位。1979年，斯坦伯格担任了美国总检察长的特别助理。1981年，担任美国参议院劳工和人力资源委员会的少数党法律顾问。此后，还成为了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首席助手。

斯坦伯格第二次穿过“旋转门”是在1985年，这一次他选择了一家著名智库——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成为该所研究美国战略政策的高级研究员。三年后，斯坦伯格转任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担任高级分析员。

斯坦伯格第三次穿过“旋转门”是在1993年，这一次他效力于克林顿政府达八年之久。1993年～1994年，他担任主管情报研究局的副助理国务卿，1994年～1996年担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与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1996年～2000年担任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成为克林顿政府时期外交团队的重要一员。

克林顿政府任期届满后，斯坦伯格也随之去职，开始了他的第四次“旋转门”之旅。2001年～2005年，斯坦伯格担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和该学会的外交政策研究主任。从2006年到此次被任命为副国务卿之前，斯坦伯格担任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一职。2008年11月，他和坎培尔(现任助理国务卿)合作撰写出版了《艰难的转型：美国新任总统执政的外交政策烦恼》一书，为美国新任总统面临的外交挑战建言。

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后，提名斯坦伯格担任副国务卿，成为排名仅次于国务卿希拉里的国务院高官，这是斯坦伯格的第五次“旋转门”之旅。今年56岁的斯坦伯格，在其副国务卿任期届满后，极有可能再次走过“旋转门”。

外交界“旋转门”何以“旋转”

“旋转门”制度的存在与美国独特的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密切相关。美国的政党政治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在这样的情况下，定期更新的美国政府无论谁上台，一般都会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安排班子。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外交团队大多是与民主党关系密切或者政见一致的人。

通过观察从布鲁金斯学会这一私营部门旋转到奥巴马外交团队的高官就可“管窥全豹”。据不完全统计，现任奥巴马政府中曾任职于布鲁金斯学会的外交界高官包括：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赖斯，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副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多尼伦，主管反恐协调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本杰明，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尔德等人。上述人选之所以出自布鲁金斯学会，除了该学会属于美国顶尖智库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它与民主党关系密切。布鲁金斯学会的许多重要成员是民主党人，为民主党政府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仅以克林顿两届政府(1993～2000年)为例，学会研究人员曾在政府内供职者高达25人。从杜鲁门总统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政府都起用布鲁金斯学会的人员充任要职，因此该学会有“民主党流亡政府”之称。

同时，美国是一个利益集团高度分化的国家，几乎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能发现利益集团的活动和影响。不同的利益集团与政府或者政府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通过这种联系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美国财经界、军工界的“旋转门”体现的是政府部门与利益集团之间的“赤裸裸交易”。即使是为整个国家谋求最大利益的外交部门，其“旋转门”的任何一次旋转也难逃利益集团的背后推动。

奥巴马政府外交团队中不少高官通过旋转门转入政府部门之前，曾为利益集团和私营部门代言，获得了丰厚的收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009年4月6日报道，国家安全顾问琼斯因担任数家公司的董事而获得了大量收入，他从波音公司获得了33万美元，从雪佛龙公司拿了29万美元。琼斯的副手多尼伦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多尼伦在进入奥巴马政府任职之前是美迈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并赚得390万美元，该事务所的客户包括花旗集团、高盛公司和奥巴马的筹资人、凯悦酒店继承人普里茨克。1999～2005年，多尼伦曾在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融资公司房利美担任多项高层职务，其中包括执行副总裁和游说人员。另据《华盛顿时报》2008年11月18日报道，仅在2002年和2003年期间，多尼伦就从房利美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薪水和奖金。多尼伦还曾为房利美游说美国政府，使得房利美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巨额金融救助。

考察一下盛产民主党政府高官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来源，不难看出利益集团的隐形背影。布鲁金斯学会的经费，除来源于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和政府部门资助之外，很大一部分赞助来自各个基金会和大公司。包括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等。大公司包括贝尔大西洋公司、摩根公司、壳牌石油、微软、惠普、丰田、杜邦、美孚，洛克西德·马丁等大牌公司，以及时代华纳、《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美国广播公司等传媒大亨。它们仰仗于布鲁金斯学会输出的“自由派”观点和思想，极力支持和运作该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与政府公职部门之间的职位转换，从而为自己的利益隐形代言。

“旋转门”转进转出利弊何在

“旋转门”现象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它有利的一面在于，“旋转门”的转进转出可以为政府、智库和学者三方都带来重大收益。对美国政府而言，由于美国利益遍及全球，共外交政策复杂而多变，因此它迫切需要招募那些具备国际关系专业知识背景和具体实践经验的学者。“旋转门”就较好地解决了外交决策部门对专业人士的需求难题，有助于减少外交政策调整的盲目性、增加外交政策制定的专业性。对智库而言，其雇用的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如果转入外交部门，将会极大地增加该智库的影响力。而对智库影响力的扩大可以为其带来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充足的资金来源，由此智库可以雇用更多更优秀的高级分析员从事研究，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其影响力，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对学者个人而言，其走过“旋转门”的经历是一次很好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让学者更理解外交部门的运行规律和客观要求，减少纸上谈兵的犯错几率，从而让学者的个人发展更加全面。

另一方面，“旋转门”现象也经常受到抨击，有人认为它使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以求一己之私利，更有人批评它是造成当代美国政府腐败的加速器。前者的说法确有道理。美国的私人部门为了获得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常以国家机关为中介，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是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普遍利益。想方设法委派代表到政府部门，从而形成“反向的旋转门”；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则根据私人部门的需求，把自己对政府部门的经验和人脉关系作为商品卖给私人部门。后者的批评则有些夸大，低估了美国司法体系自我完善的能力，实际上美国目前对走过“旋转门”的期限和行为的立法已经非常详尽，且在进一步完善当中。

总体而言，美国“旋转门”现象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体现在外交界有其合理性，相对于“旋转门”给美国外交带来的弊端，其益处还是大得多。目前，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界，“旋转门”现象普遍存在。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外交部门中，“旋转门”现象也开始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