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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青

2009-10-24

美文 2009年15期
关键词:队长

桑 麻

支书李贵新的五亩玉米一夜之间被人放倒了。他的村庄像汤锅一样躁动起来。其余二十多个村的支书和村委主任先后陷入焦虑和恐慌之中。

玉米地在村东一条南北向的土路边,因为靠近滏阳河,灌溉便利,长势很好。出顶打泡期已经过了,正是半仁拱籽时候,再有二十天就能收割了。李贵新头天还到地里去过,密密麻麻的青棒子让他很受用,没想到转眼之间,就被一棵不剩地毁掉了。

站在地头,除了心惊和惋惜,就是无话可说。抛开破坏性质不讲,单从毁掉的面积来说,完全可以用艰巨一词来形容。这需要消耗多少体能?如果不是身强力壮,不是手头利索,不是几个人一块动手,不可能在夜深人静到鸡叫天亮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倒地的玉米秆并不凌乱,横看茬口高低不一,顺看却大致齐整,仿佛是排着队一行行砍过去的。

那天是农历的七月十五,民间称之为哭离别的日子。这里的习俗要上坟祭奠先人。选择这样的日子毁掉你的庄稼,用心刻薄不言自明。这给李贵新原本难过的心中又平添了一份压力和沉重。他原本发黑的脸变得青中带黄,黄里泛灰。孩子们躲进屋里不声不响。他老婆枯坐在地头,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

在乡下人看来,庄稼被毁是一件大事情。它损害了你的利益不说,还扰乱了你的生活,毁坏了你的名声。对于李贵新而言,后者更为他所计较和看重。如果只从经济上考虑,这些损失完全可以忽略。按亩产八百斤计算,五亩地是四千斤收成,依市场价五六毛计,不过两千多块,按每斤一块钱计,顶多才四千块。对于一个普通农家来说,这笔钱可能是全家一年多半的收入,但是对李贵新来说不算什么,因为他有自己的企业,有自己的保温材料厂。他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兴办企业的能人之一,而且产品销路一直很好。他的家底儿是厚实的。他很早就买了两辆铃木125型摩托车,后来还添置了轿车,所以,这笔损失对他来说不重要。什么才是重要的呢?隐藏在事件背后的不可知的一切才是重要的,才是让他揪心的。这等于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显然是警告和威胁的信号: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已经惹下了仇人。他或者他们碍于条件和形势,不敢公开站出来跟你作对,却暗暗盯上了你。这不是一般的仇怨,是很大的仇怨。一般的仇怨,毁你几棵庄稼,毁你一片庄稼,发泄一下就完了,你不会很在乎。这个不是。他们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当作一项工程来实施,彻底、干净,寸草不留,这就是严厉警告和严重威胁了。杀青之举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蓄谋已久,要不怎么选择了那样的一个日子!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向你发出无言的威吓,你却不知道他们是谁,藏身何处,更不知道他们日后还会对你采取什么行动。他们白天见了你,哥哥、叔叔、大爷地热情相称,背地里却面目狰狞,只嫌下手不狠。你被算计,可能从此再难逃脱被算计的噩运。安定的日子恐怕一去不复返了,永无休止的恐惧将如影随形……

形势虽说险恶,想要侦破却何其困难。所以,当李贵新把情况讲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此。现场只留下一些鞋印,几颗烟头,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没有弄走玉米。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毁坏。毁坏结束,犯罪中止,线索可能就此中断了。

面对内心焦灼的李贵新,我想给他安慰,但清楚此刻语言是多余的。他要的是真相,是毁坏庄稼的那些人。犹豫再三,我觉得还是如实相告,把话挑明了为好,杀青案子不好破,可能永远破不了。他脸上浮上一抹忧郁复杂的表情。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向最好的方面努力,但同时要有最坏的打算。如果把报案当作表明态度,警告犯罪分子的手段,并不计较最后结果,我会从维护村干部利益、支持工作的角度出发,让乡村两级先给他一笔可观的补偿。

我必须知道是谁干的,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找出来!李贵新态度坚决。我们决定马上报案。你同时要向公安局提供线索,提供嫌疑对象,我说。把你身边的人、村里的人、生意上的人全都过一遍。李贵新告诉我,事情发生后,他挨家挨户数算过了,认为不是生意上的对手,不是班子里的同事,也不是街坊邻居,但肯定是村里的人。如果说得罪了他们,绝对不是因为私事,而是因为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因为另一项主要工作——粮食征购——在村里从来都没有成为过问题。

我对李贵新比较了解,他做事精明圆通,在计划生育上思想保守,多数时候表现为有心计的消极和回避。他以一贯的玲珑圆全维系着与乡里的融洽关系,保持着与乡干部的真纯友谊,以言辞上的积极主动和行动上的迟滞缓慢袒护了一些违例(当年政策依据是省计划生育条例)生育的村民。

他的小村位于乡政府的西南角,共有二百来户人家,七百多口人。每次孕情普查,总有十多位育龄妇女缺席。所谓缺席意味着他们外生之前你是见不到了。由于人口规模不大,平时很少有机会被上级抽查到。我们的注意力和主要精力也不放在这里,而是放在那些人口规模中等(2000人左右)的村庄。李贵新对此很清楚,在应对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我说有人举报你们村某人外孕了。他满脸堆笑搪塞着,前两天还看见她在街上,瘦得像扭劲儿的麻花,怎么能怀孕,往哪儿怀啊?要不就矢口否认,早不会生了,村里都知道。再紧张也有松弛的时候,像秋忙五月还得考虑农业生产。这就是空档,就是喘息机会。李贵新总能巧妙地抓住这些机会跟你周旋。形势相对缓和一下,你要找的人可能就把孩子生了下来。我们后来不听他的汇报,让村干部直接领着上门,但十有八九,你找不到那些妇女。她们不在家中。李贵新总有理由,她娘病了,去伺候两天。她小孩姨家过会,走亲戚去了……,就把你给打发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弄不清,我猜有可能是得着信息躲开了,至于是不是李贵新暗中送了信,不好确定。应该结扎的对象也是这样。他劝你不要上门。你去了,真也找不到人。他以个人的聪明保护了一大批人。

村里没有办公室,乡干部进村工作的落脚点就在李贵新家里。话筒和扩音器放在里间,喇叭支在房顶上。吃饭招待都是他在家中安排。李贵新热情好客,眼睛不大还喜欢眯缝着,给人一种亲近感。村里没有什么积累,一应开支都由他个人垫付。这就形成了他与乡干部之间既显亲密又被制约的微妙关系。

有一次,我们瞒着他把底数摸清了。哪些人外孕,哪些人需要手术,他们住在哪条街道,房子有什么特征,都暗暗做了记号,趁他外出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神不知鬼不觉开进了村子。我们把这些人的家院包围了起来。什么张巧叶、李先茹、王变芹,这次一个也没有跑掉。我们把他们一车拉到了县医院,该补救的补救,该结扎的结扎,完了又送了回来。揭穿内幕,让人吓了一跳。村子不大,大鱼不少,有的生了三胎、四胎又外孕了,有的生了四胎还没有结扎。李贵新啊李贵新,你可真能沉住气啊!我跟他通话,你们村张巧叶、李先茹、王变芹都该手术了。他说他们没有外孕,他们身体不好,他们都不在家啊。你还说呀,我们把他们拉到县医院做完手术,给你送回来了,都在家里躺着呢。这一下他没辙了,开着车笑眯眯地赶了回来。还是领导神通广大,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好意思问人家怀没怀孕……我是真不知道。你说那个王变芹,瘦得像根扭劲儿的麻花,她要能怀上,连鬼都能怀上了……我现在是说不起话了,自己打了自己嘴巴。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喝酒,喝酒……我犒赏大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结束是结束了,可是这种事不可能不留下隐患。那些做了手术的人,还有他们的亲属,不会以为李贵新真的不知道,跟他没有一点关系。这笔账还是记在了他头上。

李贵新分析有四个人可能干这种事。他们年龄都在二十七八岁上下,近两年都生了二胎或三胎,妻子先后做了结扎。其中有一个人叫二满,是个双女户,也是我们那次突袭时做了绝育的王变芹的男人。他们都姓李,虽然跟李贵新不是本家,却有红白喜事上的来往。

我们乡属于刑警大队一中队的责任区。我通过电话给一中队的田春队长联系。他本来在家里休息,听了我的报案,立即赶回单位,带领干警们奔赴现场。

李贵新提供的情况,后来从一中队那里得到初步印证。他们从现场提取了四双鞋印,随后,接获一条重要信息:有人在当天深夜,看见他们在临近玉米地的小桥上抽烟。

二满他们合伙开着小工厂,在市里一家私人旅馆设有办事处。干警们在我们报案的当夜出击了一次。他们找到了那家旅馆。四个人正在打扑克。面对突然涌进来的陌生人,他们本能地警觉起来。干警说找二满。二满顺嘴说他刚走。问到其他三个人,他们都说不在。因为没有带村干部过去,干警不认识他们,结果看着他们从眼皮底下滑脱了。大家感到惋惜。第二天再次出击,已是人去楼空。

过了一周,干警们瞅准时机,分别在家里,在办事处控制了他们。审讯夜里在乡政府展开。

乡政府大院的东南角,有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是农机站办公的地方。从一个半月形的小门进去,穿过狭窄的过道,就来到规整的小院里。审讯结果令人失望。他们一口咬死,李贵新玉米被毁的当夜,他们在邻村一个同学家里喝酒。这个同学是村支部委员兼治保主任。酒席设在哪间屋子,用了方桌圆桌,桌子如何摆放,谁挨着谁坐,喝了什么酒,喝了几瓶,谁先闯关,谁喝醉了,几点几分散场,谁先起身出门,谁拉灭了电灯,主人送没送,送到哪里……,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丝破绽。如果相隔一两天,能够清楚忆起这些细节,不值得大惊小怪,过了一周还如此清楚,而且丝毫不差,就难以让人相信了。情况令人生疑,但也没有办法。他们串供了,订立了攻守同盟。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这样做。

线索断了。

除了他们,还有没有别的可能?他们深夜站在桥头,难道真像他们讲的,刚从外村喝酒回来?最初判断不准确?……李贵新思来想去,认为猜测没错。干警们也认为推断没错。他们决定上手段。我回避了。一个乡干部转述了现场审讯的情况。他提着一根木棒想过瘾,被干警制止了。他们动用了一根尺把长的黑色橡胶棒。据说这种东西有个好处,无论用力多重,都不会留下痕迹。二满光着上身跪在地上。这个人我见过,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有一百七八十斤。这副身板应该能经得住,可是橡胶棒一落在身上,他还是禁不住叫了起来。他的叫声是克制的,短而压抑,突然发出,突然中止。他是想表明自己还算硬气,还是不想让外人听到?我们不得而知。橡胶棒能不能用,该不该用,现在说来是个问题,二十年前不是问题。嫌疑人基本上等同于坏人,而坏人就该打。现在不行了,坏人也不能打,要按规矩来。他们揪住二满的头发,猛地一拉,他一头栽下来,但是根本容不得栽倒,干警壮实的膝盖就当胸顶了过去,结果,他不是一头栽下来,而是仰面倒过去。这些动作机械重复着。直到全身汗如水洗了,他还是那句老话——我没干。其他三个组的审讯结果一样。三四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任何突破。

侦破陷入停滞。

与此同时,他们的家庭成员开始四处活动。他们一刻不停地展开公关。他们有的在市里工作,有的在县里工作,个别人还在政府部门任职。他们显然找到了刑警队的大队长,因为很快,他就要求办案同志撤回去,还以证据不足为由,要求放掉嫌疑人。问题变得复杂,形势显得微妙和不可预料,侦破眼看要半途而废。我匆匆赶到县里,给分管政法的副书记做了汇报。书记表示支持。他当即抓起电话打给公安局长,局长在市局开会,于是直接打给了刑警队大队长。他对一中队前期的工作充分肯定,代表县委对参与侦破的同志表示慰问和鼓励。他有意识地肯定大队长政治敏感,调遣有方,鼓励他们迎难而上。最后,他要求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严惩案犯,为乡村干部撑腰。大队长的态度原本是暧昧的,是不积极的,听了书记电话,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没有多少文化,但脑瓜灵活,反应敏捷。他郑重表态请书记放心,刑警队的同志足智多谋,能征善战,有决心有信心侦破此案,一定给县委、给全县人民交一份满意答卷。至于这事跟全县人民有什么关系,只有他能说得清了。放下电话,他乘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赶到了乡里。他把干警召集起来,传达了书记的意见,要求人员不撤,兵力不减,再上措施和手段,不破此案决不收兵。不管他心里是怎样想的,他的举动还是起到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虽然我清楚,其中不乏故意表演给领导的成份。

侦破继续下去,进展依然不顺,种种迹象表明有人暗中上下其手。田春队长委婉道出了跟我相同的看法。我们的对手没有停止活动。他们跟大队长的关系变得异常亲密,他们在言谈举止中不避讳这种亲密。他们时不时到办案现场转悠,一副无辜受难的样子。他们甚至游说到了乡领导。

有一位副乡长,跟其中一个在县里工作的人有交往,但并非过从甚密。他们的接触忽然变得频繁起来。他们借此不断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副乡长终于被打动了。他跟我说,一中队恐怕是弄错了。这几个孩子都说没干,肯定是冤枉了人家。李贵新没有证据,不过胡乱猜疑罢了。他平时跟李贵新的关系不错,忽然说出这样的话,证明思想上产生了动摇。这是我尤为担心的。因为许多事情不是从外部被毁掉,而是坏在了内部,只是案件没有实质性进展,我不好更多地说什么。他分析说,这些家长们说,孩子们要是干了,事前可能不跟家里说,事后不可能不说,特别是刑警队要插手的时候,于是得出结论,他们就是没干。他还透露了一个意思,照这样下去,万一没有结果,乡里会很被动……。他的话让我不无担心。

此时的田春队长更承担着来自多方面的异乎寻常的压力:领导的期望,上司的阻力,嫌疑人死不松口,线索中断……,更要紧的是,案子破不了,他们将面临反戈一击。他在公安战线上工作多年,有着荣耀的历史。他破获过几起命案,有两起是在陷入绝境的情况下,由于他的加入获得重大进展,而眼下这起案件有可能让他丧失得来不易的荣誉和名声,让参与办案的同事,面临被推上被告席的窘境。李贵新及其家庭的未来将十分难堪,他本人今后将面临直接而无法回避的对立,后果难测。刚开始时,田春队长是三天一条烟,现在两天不到就抽光了。李贵新则是天天失眠,消瘦的身体几乎要支撑不住了。

干警们曾经用过一些办法。

他们利用嫌疑人家属跟他们接触的机会展开心理战,希望通过政策攻心,从外围突破,结果却徒劳无功。

有一天,他们安排一位女民警扮作干警家属,在院子里洗衣服,然后把二满和另一位嫌疑人从看守所提出来,铐在两棵相临的桐树上。水池离两人很近。他们希望从两人的谈话中获取有价值的材料,然而,一个上午过去了,两个嫌疑人只说了几句话,且与案情无关。他们一无所获。

田春队长内心焦躁,表面还得表现平静。他们的家人越来越嚣张。他们在村里大造與论,说李贵新成心诬陷他们,而乡政府一屁股坐在了李贵新那边。一中队贪赃枉法,不问青红皂白,企图制造冤案。他们到县里鸣冤叫屈,说一中队使用酷刑,想要屈打成招。他们败坏了孩子们的名誉,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他们最终会清清白白地走出来。他们将向乡政府和公安局要求精神和经济赔偿,不但要求为他们公开恢复名誉,还要把办案的一干人等送进监狱。

这时候成为双方心理和精神上的角力期。一中队坚信案件没有突破,不是判断有问题,是突破口没有选好。我们对他们的活动冷眼以对。你要打通关节,毕竟不敢光明磊落地进行。你投门子托关系得花钱,我们不用。你找的关系再硬,没有我们的靠山硬。我们靠的是县委领导,而县委领导是有明确指示的。你开着摩托车跑,我们开着四轮跑,你跑不过我们。你能活动的不过几个人,我们却是一个领导集体,甚至是全乡干部。我们也在暗中较劲儿。有时在路上碰见了,他们怒目而视,要不就远远吐唾沫。我们一笑置之。

我一开始就跟李贵新讲,这种案子不好破。我的真实想法是,不要跟小人一般见识,可以报案,但不必过分较真儿,非要穷根究底找出真相,让村里加倍赔偿不失为全脸之策。以前不是没有先例。有一年冬天,崔家堡支书的五六十棵果树让人砍了。这个人砍树前是动了脑筋的。他不是朝树干上砍,是绕着树根儿砍了一圈儿。他的想法不外乎是既把活做了,又不会让人马上发现,等发现了可能晚了,树已经死了。那些果树正在盛果期。我征求这个支书意见,要不要报案。这个人很明智,他说即便破了案又怎样呢,那人肯定是自己村里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所以决定不报案。我们召开了党委会,让村里加倍赔偿他,乡里同时补助他一笔款。这个支书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支书是果树专家,他一棵一棵做了处理,用土把砍伤的地方培起来。让砍树人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年春天,果树一棵没死,全都开花挂果了,秋天还意外地获得丰收。刀斧之伤起到了环剥作用。砍树的人等于当了一个无名英雄,为人家搞了一次义务劳动。

李贵新要是同意我的意见,我就会派乡干部到村里,打开广播做宣传,李贵新是因为工作得罪人了,乡里关心支持他。你能暗地里砍他的玉米,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地赔偿。以后再砍再赔。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给他的赔偿,永远比他实际可能得到的收入高出很多。现在,案子真要破不了,固然还能这样做,但是社会反响会大不相同。那时候的舆论是倒向他这一边的,此刻可能会反过来。

我曾经思考过,为什么这么大点的小村,一个保守的与人为善的支书,偏偏遭到这样的报应?遇人不淑是一个原因,李贵新性格和处事上的弱点是另外一个原因。在如何看待和实行计划生育问题上,有些人显然抱有偏见和成见。他们不认为这是国家政策要求,反而归结为某个人的主观意愿,认为是你让他做了手术。你以为你的工作客观自然,他却认为你故意跟他过不去。这个责任理所当然记在了你支书头上,你不知不觉成了一个冤大头。你的回避忍让,正好成为软弱可欺的理由。你不愿意得罪人,一味退忍,最终非把人得罪了不可,而如果不怕得罪人,反而有可能不得罪人,从而保全自己。我在另一个乡工作的时候,分包村的支书就是这样。他送一个妇女去结扎。她在大街里一跳多高,指着支书的鼻子叫嚷,是你让我挨的这一刀,要是出了问题,我们全家人不饶你。这个支书不吃她这一套。他毫不退让,胳膊一伸,梗着脖子瞪着眼大骂,候着你呢,大不了对了你狗操的命!那个妇女一下子被镇住了,耷拉下头乖乖上了车。李贵新老是想做好人,可是好人不好做。

半个月了,局面仍然僵持着。近日再无突破,一中队将考虑撤出。在侦破后期,他们已经在考虑退路,考虑如何收场了。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却也别无指望。李贵新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天中午,我在办公室闷闷不乐地坐着,一位干警匆匆忙忙推门进来,田春队长让他专门送来消息,案件取得重大突破!接着,形势急转直下。四位在押嫌疑人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供认了砍杀李贵新玉米的全部细节。

听到消息,我欣喜若狂,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天无绝人之路啊!

案件是从哪里突破的呢?从那个治保主任身上,就是嫌疑人在其家中与之喝酒的那个邻村的村干部身上。

半个月下来,四个人没有如他们亲属讲的那样,很快从看守所里放出来,治保主任心里越来越没底了。他时不时地跟办案的同志接触一下。这很自然,因为他是治保主任,平时跟公安干警打过交道,彼此熟悉。这也是开始,他以及他的证言没有引起怀疑的原因。他表面给人的印象,是想了解他同学的情况,实际上是在观察动静,看情况是否有变,牵联到了自己。这一天,他又来跟田春队长套近乎,请干警们吃饭。田春队长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将计就计。酒宴设在乡政府旁边一个小酒馆里。大家推杯换盏,正喝得尽兴,突然门帘一挑,办案的一位干警急步走了进来。他显得很兴奋,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笑容,同时,又似乎很谨慎,仿佛刻意回避什么。他附在田春队长的耳边说了一句话——招了!田春队长精神一振,急口就问谁招了?干警说二满招了。田春队长说,快说说是怎么回事。干警说他们那天根本没有在外村喝酒,说到这里,下意识地看了治保主任一眼,一切都是假的!田春队长问,口供录了没有?干警说录了,随手把一纸口供递了过来。田春队长不看还罢了,一看脸色陡变,一掌拍在桌子上。这一掌用劲太大子,震得杯盘中的酒水、菜汁乱溅。在座的所有人都被他的举动吓懵了。田春队长对着治保主任突然骂开了,你他妈的装什么洋蒜,到底要干什么?那边已经招了。你他妈的还摆鸿门宴。你给我放聪明点儿,再他妈的不老实,马上把你塞进去!治保主任坐在田春队长下首,他瞥见了二满的口供笔录,当时心里一惊,田春队长一阵吼骂,让他一下子乱了方寸。实际上那个材料不是二满亲笔写的,是干警模仿他的笔迹写下的,是诈术。为什么选择二满?因为他年龄最小,不是治保主任的同学。如果问谁最不可靠,二满最不可靠。他最有可能供出实情,而且会在情理之中。治保主任知道露馅了,再也撑不下去了,额上的汗水立刻就下来了,滴滴嗒嗒砸在地上。他满脸羞悔地站着,不住地赔礼道歉。我不是人,实在对不起田春队长。这两天我一直睡不好,觉得早晚要毁事儿。你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我先喝三杯认罪。田春队长心里有了底,高兴自不待言,嘴里却没有和缓的余地。他从腰里把手铐取下,啪地一声重重拍在他面前。喝鸡巴啥酒喝,这他妈的不是喝酒不喝酒的问题,你已经涉嫌做了伪证,是他妈的进去不进去的问题。这个一米八的治保主任,魁梧结实,平时威风凛凛的,当时就跟傻了一样。他开始还手足无措,后来就根木桩子差不多了。他认识田春队长,没想到人家一点面子都不给。田春队长站起来,他黑着脸说,赶紧交代,省得费事儿。治保主任此刻只剩下顺嘴往外倒的份儿,比喝啤酒还利索。他们那天没有在我家喝酒。他们是第三天夜里找到我的。我跟某某、某某都是同学。我不好推辞,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他们为此专门请我吃了一顿饭。田春队长让干警现场做了笔录,让治保主任在酒桌上打了证明材料,做完这一切,他端起眼前的啤酒一饮而尽,临出门给干警撂下一句话,铐上带走。

酒宴似乎不欢而散,大功却已告成。

田春队长一刻不停赶到了看守所,把四个嫌疑人挨个儿提了出来。因为有了治保主任的口供,审讯变得势如破竹。那天夜里,他们在市里喝了酒,乘着酒兴潜到了村外,用早已准备好的工具毁掉了李贵新的玉米。

第二天一早,我把案件告破的消息,报告给了县委副书记。我们把喜报,把给公安局、给刑警大队一中队干警请功的报告,贴在了县委机关大门口。四套班子领导纷纷表示慰问和祝贺。离开县委机关,我们党政班子全体成员,给公安局送去了感谢信。局长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松开。他说建国四十多年来,县里发生了多起杀青案,破获了的,这是开天辟地头一遭。我们及时宣传造势,让公安局的同志们感到前所未有的荣耀。

在给县委的报告里,我们提出给所有参与侦破的干警请功,提出给田春队长请功,提出给公安局请功,只字没提给刑警大队请功,更没提给大队长请功。我们态度鲜明。我们的用意就是要让他知道。

乡村干部的反应更加热烈。他们相互联系,提着烟酒来到了乡政府,说要跟我们一醉方休。有人提议在乡政府门前搭台唱戏,好好庆祝一番。以前每逢工作紧张就提出辞职的个别村干部,也不好意思地前来见我。他们表示,有乡党委撑腰,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今后将加倍努力做好工作。

案件很快进入公诉和宣判程序。犯罪嫌疑人家属这次真慌了。他们由以前对我的怒目相向,变成了低首下心,满面赔笑。由以前在路上碰到了不理不睬,变得老远就下车,老远就掏烟,老远就小跑着过来。他们开始频繁跟我接触,托了关系来求情。他们知道乡里说话是管用的。他们请求我手下留情,给他们一条生路。他们都有孩子老婆,一旦判刑了,家中的日子就不可想象了。那个副乡长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态度不妥,十分惭悔。他解嘲地说,我一辈子没有看错过人,这次算是瞎眼了。

李贵新的目的达到了,他显得异常轻松。他的小眼睛又开始眯缝上了。可是很快,他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他又感到了压力。原先四处活动的那些人,对他非常仇视的那些人,开始登门拜访了。他们不会空着手去。他们调动了所有能够调动的关系,让他放他们一马。外界又有了新的议论,这四个人真要被判了,绝对成了李贵新的死对头,出来之后,他就没有安生可言了。李贵新犹豫了,又睡不着觉了,又来找我了。这次是反过来为他们求情。他请求我跟县领导说,不要判他们了。他跟他的对手坐到了一条板凳上。有道是恶有恶报,杀一儆百,以我的想法,是绝不会答应的。我说李贵新,这个主我做不了。这是检察院和法院的事,总不能让我再跟人家打交道吧。李贵新认定了一个理儿。你再给县委副书记讲讲,书记会听你的。考虑到他将面临的实际问题,我只好违心地去找县委副书记。书记批评我,你怎么这样啊,还有没有原则啦!这是我能说了算的。说抓就抓,说放就放……然而,批评归批评,书记理解乡村干部的处境,支持我们的工作。他最后还是表了一个态,让有关部门考虑教育为主,用好法律,从轻发落……

二满他们最终得到宽大,实刑改成了缓刑。

玉米下地的时候,县里在我们乡召开了公判大会。

卡车开过来,路上人满为患。

他们四个人挤在一起,全都低着头,不敢往车下看。他们害怕与邻居、亲戚、朋友熟悉的目光相遇。人们看不清他们的脸。四颗光头形状各异。几个女人指指戳戳小声议论着,那个脖子后面堆着一疙瘩肉,头像冬瓜的就是二满。

田春队长跳下吉普车,食指和中指略弯,轻轻拢着一根香烟。香烟看上去比普通的要长出很多,那是他将整支烟接到抽了一半的那支上形成的。这是他的习惯。他仰脸往四外看了一眼,似乎在寻找谁。其实我清楚,他不找谁,他是在显示一种姿态。他偶尔与熟人打着招呼,嗓音像铜锣一样响亮。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相当满意。他是战胜者。战胜者是有资格雄视四周的。

田春队长最后使出的那一招儿,实际上是在铤而走险,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在治保主任邀他喝酒时,临时产生了一个念头:兵不厌诈,不成功便成仁。这一招能否奏效,一方面取决于现场动作是否连贯无漏,更重要的,还取决于对隐蔽事实的判断是否准确。他已把荣辱褒贬抛在了一边。他心里根本没底。他甚至做好了被处分的准备。

他赢了。他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李贵新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让他颇感欣慰的,不仅是案子破了,而且今后可能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危难,也由此全清除了。毁坏他的庄稼,不过是这些人密谋的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件。他们至少还谋划了另一个事件:在第二年的七月十五,杀青一周年的时候,他们将仍然在深夜潜回村外,去挖他的祖坟,将他的先人们翻尸、抛骨、扬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让我们少生了孩子,我们就让他断子绝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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