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

武宗是娱乐界的超级明星

公元1518年,即正德十三年的九月初一,明武宗朱厚照从宣府出发,经过怀安、天城、阳和等地,抵达大同。

从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一,朱厚照在佞臣江彬等的撺掇下,以巡边剿匪的名义离京前往边关宣府。短短一年时间内,他四次离京前往山西宣府寻欢作乐,在京城呆的时间不足三个月。他下令在宣府建造行宫,在那里乐不思蜀。

作为一国之君,长期不在京城,对于大明帝国来说,这是没有先例的。永乐皇帝朱棣曾数次深入西北对鞑靼作战。但他每次出征,都会委任太子朱高炽监国。不到三十岁的武宗,膝下无子,他无从挑选监国的人选。他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要这么做,只是一味地游戏人生,国家大事他才不想去管呢。为此,他与内阁以及部院大臣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张。内阁辅臣屡屡劝谏,要他留在京城处理军政,他一概不理会。为此,大臣们很是伤心,也很无奈。当他第四次离开北京时,内阁首辅杨廷和以及另外两位辅臣,都没有前往东安门送行。

八月中旬,当武宗刚刚到达宣府,就收到了给事中徐之鸾、十三道御史李润两人的联合上疏:

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并居师保重地,主忧应与忧,主乐应与乐。迩者敕谕中外,将有疆场之行,廷和等先后称疾家居,比至驾行,竟不一出。今六飞临边已愈旬矣,宗庙社稷,百官万姓,寄于空城之中,正大臣身系安危之日也。犹复杜门坚卧以求决去,其自为计得之矣。居守之事,将谁是托?中外之心,将谁是恃?三臣者,正宜纳约自牖,忧形于色;乃徒以疾求去,冀以感悟圣心,亦已迂矣。万一意外之虞起于仓促,大疑无所取决,而或至于偾事。三臣将以何言告白于天下哉!伏望陛下以天下为念,君臣同心,共图化理,则人心固,社稷安矣。

从这封奏疏中得知,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三辅臣,因不满武宗的胡闹,已经宣布辞职。在当今社会,内阁的总辞一定是一场异常重大的政治风波。即便在明朝,也是引起朝野充分关注的政治事件。但是,武宗皇帝对这一类的事件早已司空见惯。见到这道奏疏,他只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既不回复,也不担心,照旧在西北边域玩他的“嘉年华”。

事实上,明眼人一看便知,徐之鸾与李润的奏疏,玩的是“政治障眼术”。表面上是弹劾内阁辅臣,实际上是规讽皇帝。但对于二十八岁的武宗来说,任何政治技巧都无济于事。他根本不研究政治,大臣们的匠心,他又如何能够理解呢?每天寻花问柳、呼鹰逐兔的生活,让他患上了娱乐亢奋症。如果在今天,他一定会成为娱乐界的超级明星,而不会去当那个令国家痛苦也让他本人难受的皇帝。

内阁总辞也不能让武宗回心转意

三位内阁大臣终究没有斗过武宗。当武宗决定由宣府前往大同时,首辅杨廷和打破沉默,给路上的武宗写了一封奏章:

圣驾出行,今已一月,内外人心,历历危惧。又有讹言传播威武大将军名号,及巡幸山陕、河南、山东、南、北直隶之说。愚民无知,转相告语,甚至扶老携幼,逃避山谷。此风一传,关系甚大。自古人君乘舆远幸,皆因不容已之势,乃有不得已之行。今陛下当无事之时,为有事之举,虽有内外左右忠良之臣,谏亦不闻,言亦不入。不知圣明之见,何以出此?方今邦畿远近,盗贼公行,各处灾异,奏报不绝,天变于上,人怨于下,窃恐朝廷之忧,不在边防而在腹里也。

这篇奏疏指斥武宗不理朝政外出巡幸的种种不端,无异于掴了武宗几个耳光。但武宗依然不予答复。相反,他还在大同发出敕书,自封为镇国公,每年支取禄米五千石,命吏部按照敕书执行。

敕书到京,杨廷和在休假,他授意当值的阁臣梁储与毛纪以特快专递方式向远在大同的武宗呈上抗疏:

陛下谬自贬损,即封国公,则将授以诰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灵,亦肯如陛下贬损否?况铁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寿福无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辞?臣等决不敢阿意苟从,取他日戳身亡家之祸也。

当时,朝廷官员中附合梁储、毛纪的观点极力劝谏的不在少数。但武宗抱定不予理睬的主张,概不搭理。

就在大臣眼巴巴盼望武宗返回京城时,这位荒淫的皇帝已经到达大同口外的偏头关。他的那帮近侍到处抢夺良家女子供其淫乐,有时多达数十车,每天都有被抢来的女子死在运送的途中。

当这些消息传到京城,杨廷和等一帮大臣忧心如焚。杨廷和决定亲赴大同,向皇上面呈利害,劝他回京。但是,当他走到居庸关前,却见关门紧闭。杨廷和命令守关将校打开城门让他过去,谁知把守关口的竟换成了武宗皇帝的亲信太监谷大用。武宗早已料到大臣会闯关前往大同找他,预先作了安排。任杨廷和如何怒骂,谷大用就是不开门,甚至还威胁道:“我有皇上亲赐的尚方宝剑在手,谁想闯关,不管是谁,格杀勿论。”杨廷和见状,只好打马回京。

如果说明代有什么最难堪的差事,则莫过于在武宗手下当首辅。很不幸的杨廷和,却是无法逃脱。

从明升暗降到跻身内阁

客观地说,明朝的帝王师中,杨廷和还是比较有主见的一位。他出生于天顺三年(1459)。这一年,明王朝相对风平浪静。因土木堡之变当了蒙古王也先俘虏的英宗朱祁镇,已经复辟三年。他在这一年冬天,抓捕了奸臣石享。在他复辟重登帝位这件事上,石享功不可没。但此人结党营私,贪墨成性。在时任首辅李贤的赞画下,英宗终于下定决心除掉这只蠹虫。

杨廷和出生于四川省新都县一个书香世家,从小聪敏过人。他十二岁就考中秀才,是名符其实的神童。十九岁时,他与父亲李成一起赴京参加全国的会试,这一年是成化十四年。结果是父亲落榜,他却高中,并被选拔为庶吉士。翌年回乡结婚,度完蜜月,又回到京城,被授职为翰林院检讨。《明史》中评价他:“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这几点,恰恰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杨廷和在明宪宗一朝当了九年的官。成化二十三年,宪宗驾崩,皇太子朱佑樘继位,是为孝宗,改年号为弘治。杨廷和被宪宗安排为太子的讲师。太子登基后,依例重用身边的旧臣。所以,在弘治二年,杨廷和因参予修撰《宪宗实录》而被提拔为侍读,依旧是皇上的讲师,接着又升任为左春坊左中允。这是管理太子学习的机构,左中允是一把手。其时,太子朱厚照尚未出生,给这么一个官职,表示孝宗对杨廷和的信任。第二年,孝宗又拜杨廷和为左春坊大学士,充当日讲官。这一年,杨廷和三十一岁。风度翩翩的他,跟着刘健、徐溥、邱浚、李东阳等一帮老资格的帝师,成为孝宗的股肱。

在孝宗当政的十八年中,杨廷和一直充任皇帝与太子的讲师,其时间之长,非一般帝师可比。我想,他在这个位置上久任,一来是因为朝中老臣较多,论资排辈还轮不到他入阁。二来也是因为他学问充实,口才又好,孝宗与太子都舍不得他。

1505年,十五岁的朱厚照继位成为武宗皇帝后,杨廷和开始了他崭新的政治生涯。

武宗登基后,内阁首辅是刘健,谢迂、李东阳为次辅。杨廷和仍旧是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学士,充当武宗经筵的讲官。

每逢武宗出经筵听讲,杨廷和便利用这个机会,在讲孔孟之学的同时,夹杂着讲一些治乱兴亡的道理,规劝年少的武宗多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应该说,讲这些话,是一个帝师的责任。但武宗觉得杨廷和的话不中听。一次听完讲后,他对刘瑾说:“讲课就讲课,怎么夹枪夹棒讲那么多闲话?”刘瑾认为杨廷和不与他配合,于是趁机说:“干脆把杨廷和调到南京去。”武宗听了没有做声。

不几天,刘瑾假传圣旨,调杨廷和为南京吏部左侍郎,比之四品的詹事府詹事,吏部左侍郎不但官阶升了一级,而且由讲官改任方面大臣,表面上是升迁,实际上是明升暗降。刘瑾的目的是将杨廷和逐出京城。

杨廷和离京的日期是正德二年(1507)的三月十六日。七月份,武宗又升任他为南京户部尚书。到了十月十六日,就在杨廷和离京整整七个月之际,他又收到了第三道圣旨,武宗调他回北京担任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予军机要务。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不要说别人,就是杨廷和自己也被弄得一头雾水。原来,将他的外调南京,武宗并不知道。刘瑾一手遮天,他之所以还给杨廷和升官,大概是看出武宗对杨廷和还有眷念之情。果然,有一次出经筵,武宗没有看到杨廷和,便问刘瑾:“杨学士在哪儿?”刘瑾回答说:“杨廷和现任南京户部尚书。”武宗说:“谁将他调到南京的?当户部尚书,也应该在北京当啊。让他回来,除了当户部尚书,还让他入阁参予机务。”

就这样,杨廷和回到了北京,南京的七个月,是杨廷和从政生涯中,唯独的一次外任。

武宗下旨南巡引起的风波

杨廷和进入内阁时,首辅是李东阳。对于杨廷和的到来,李东阳深表欢迎。因为自刘健、谢迁等阁臣致仕后,他在内阁苦撑危局,备尝艰难。另一位新补的阁臣焦芳与刘瑾沆瀣一气,扰乱朝纲,无所不用其极。杨廷和入阁可以与他联手,对焦芳进行牵制。

关于杨廷和初入阁的情况,《明史·杨廷和传》如此表述:“瑾横益甚,而焦芳、张綵为中外媾,廷和与东阳委曲其间,小有济救而已。”说他们小有济救,乃是因为朝廷中邪恶势力过于强大,他们取得武宗皇帝的信任,故有恃无恐。李杨二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杨廷和离京三年,武宗身边的小人越聚越多。正德十四年二月初八,一直在西北边关巡游嬉闹的武宗回到北京。五天后,应杨廷和的请求,武宗按礼仪在南郊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天地的典礼。礼毕,杨廷和将《居守敕》呈还给皇上。朝廷规矩,皇上出巡,内阁首辅留守处理政务,必须得到皇上颁赐的《居守敕》,方为名正言顺。皇上返京,《居守敕》必须交还。

当杨廷和将《居守敕》交还时,武宗并不接受。他说:“朕还会经常巡行,你不要把《居守敕》归还。”杨廷和一听这话不对劲,立即面奏:“请求皇上立即下达诏书,向天下的官吏百姓明确表述,从今以后,再不离京出游。”武宗报以暧昧的一笑,竟带着一百余骑弁卒,到南海子打猎去了。

七天以后,武宗将告谕送到礼部:“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今往两畿、山东祀神祈福。”

杨廷和得知消息,极力劝阻,武宗不听。于是,朝廷各大衙门官员纷纷进谏请求皇上不要南巡,终于酿成了一场很大的政治风波。

首先上疏劝止的是兵部郎中黄巩,署名的共有六人。接着是翰林院修撰舒芬、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主事万潮、太医院医士徐鳌,共107人上书谏止。

这些官员的劝谏,应该都是在杨廷和的默许下进行的。明代官场的潜规则,大凡首辅想要采取什么行动,诸如劝谏皇上、诛除皇上身边佞臣,一般让级别较低的官员先行上书,以此试探皇上的态度。若皇上因此动怒,此事就告停止,若皇上犹豫,第二批级别更高的官员就跟着上书。

武宗像过去一样,对官员的劝谏一概不理,但看到谏章越来越多,不满的调门越来越高时,武宗这才沉不住气了,他又拿起黄巩的奏章,读到其中这一段:

言戒游幸曰:“昔舜之戒禹曰‘罔游于佚,罔淫于乐。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猎。陛下始游戏不出大廷,论者犹谓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陕西、榆林、延绥诸处,每到一处劳民伤财,州县骚然,至使民间一夫一妇不能相保。陛下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亏损圣德、贻讥万世,陛下自以为何如?近者复有南巡之旨,南方之民闻讯,争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离奔命,敢怒而不敢言,无异于驱之于死亡,流而为盗贼也!一旦变生,陛下悔之晚矣。彼居位之大臣,用事之中官,昵昵之近侍,皆欲陛下远出以擅权自私,乘机谋利;否则亦袖手旁观,如秦人视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岂有一毫爱陛下之心哉!”

这封奏章长达千言,可谓直捣黄龙、风雷满纸。特别是读到上面这一节,武宗以及他身边的那几位佞臣都勃然大怒。武宗下旨将上书言辞最激烈的黄巩、万潮、徐鳌、陆震、夏良胜、陈九川等六名官员抓起来,投入锦衣卫大狱,将舒芬等101人押到午门外罚跪五天。第二天,又逮捕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第三天逮捕二十人,第四天又逮捕三人。

常言道,政治清明的表现是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武宗时代,却成了武官没有钱,文官不怕死。考诸明朝历史,文官中虽不乏小人,但主体上仍是君子占上风,越是朝廷中小人当道,君子愈显气节。按一般的常识:“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武宗当政时,这种情形一直成绵延之势。

被逮下狱和下跪的官员,并不因为受到严惩而畏惧,君臣的对立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武宗下令将不肯认错的官员处以杖刑,先后死于杖刑的多达十七人。刑部劝谏的奏疏,由郎中刘校执笔,杖刑之前,他大声喊道:“我死而无畏,只恨我死前不能见到老母。”他的儿子刘元娄,年仅十一岁,站在一边痛哭。刘校对儿子说:“你要懂得事君死于义的道理。你回去好好伺候祖母和母亲,不要愧对你的父亲。”说完后就被杖打至死。

武宗听到这个故事,竟然也受到了感动,终于取消了南巡的打算,但对劝谏的官员,仍然都给予了削职、降级或贬谪的处分。

内阁与司礼监召开的紧急联系会议

历史往往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昏庸的皇帝身边总会有一位精明强干的宰相,为其匡时补过、弥缝国事。武宗朱厚照与首辅杨廷和,应该是这样一对关系。

武宗信任杨廷和,却又不肯听他的话。他放心地把内阁交给师相,却又不希望内阁干涉他的行动。武宗永远是一个玩不醒的孩子,他甚至有幻想症。因为他的权力不可制约,所以他的幻想常常被付诸行动。为此,朝廷常常爆发政治地震。杨廷和每每为此痛苦,他多次请求告老还乡,武宗始终不答应。那么多人被杖死,杨廷和请求皇上接见,欲当面劝说,武宗避而不见。此一时刻,杨廷和真是欲哭无泪。

这一情形,到了正德十三年(1521),才有了改变。

这一年的三月十三日下午,一封紧急文书从司礼监送到内阁。杨廷和打开一看,是武宗的口谕:

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

看到这寥寥数语的圣谕,杨廷和并不吃惊。已经六十二岁的他,可以说是看着武宗长大,又看着他走向生命的末路。这位胡闹了一生的皇帝,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主人。眼看主人要离开人世,除了惋惜,就是痛心。

第二天,武宗死在豹房,年仅三十一岁。

当天,太监张永、谷大用等,遵皇太后之命,将武宗的遗体搬回皇宫。武宗虽然在世时一天也离不开女人,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女人为他生下儿女。膝下无后,皇祚无人承继,帝国陷入了混乱。

就在张永、谷大用搬运武宗遗体的时候,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彬来到内阁,他很隐晦地对杨廷和说:“太医的能力已经枯竭,请捐万金到民间去购买。”局外人听这句话,肯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杨廷和明白魏彬的意思。却说武宗没有子嗣,无论是皇太后还是他本人都很着急。太医一直用药调治,终不见效。如今武宗大行,无人继位,魏彬便出馊主意,要出大价钱到民间秘密购买一个品相好的小男童,作为武宗的儿子承祧大位。

杨廷和觉得魏彬的主意很荒唐,认为这是违反伦理之举,于是也在大而化之地讲了一番历朝承祧与继位的例子。两人都不说明,但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不一会儿,张永与谷大用也都来到内阁。内监三大珰全都到来。等于是司礼监与内阁两大权力机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早在武宗病重时,杨廷和就在思考这件事,他早就想好了方案。这时,他从袖中取出洪武皇帝的祖训:“我朝早已立下规矩,皇帝若无子嗣承祧大位,就让长弟接任。兄终弟及,谁能更改?”

张永便问:“按这规矩,皇位应由谁来继承?”

杨廷和回答:“当今兴献王的长子,是宪宗的孙子,孝宗的儿子,大行皇帝的从弟。按皇族伦序,应该由他继承皇位。”

梁储、蒋冕、毛纪三位辅臣都同意杨廷和的观点,内监三大珰心中虽有小九九,但杨廷和搬出祖训,他们也无话可说,于是形成决议,上报皇太后,得到懿旨:宣谕廷臣,亦如内阁所请。

在杨廷和的建议下,明朝的第十一个皇帝诞生,他就是居住在湖广安陆县的兴献王的世子朱厚熜。

世宗以辞去皇帝位要挟大臣

在武宗去世,朱厚熜来京之前的这三十七天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际操控在杨廷和手中。也就是说,他当了三十七天的摄政王。这在明朝首辅中,是仅有的一例。

在这三十七天里,杨廷和主持做了几件令朝野欢呼的大事:一是设计逮捕了以江彬为首的佞臣集团。仅抄没江彬一家的财产,就得到黄金七十柜、白银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宝财物不计其数;二是将贬谪的官员大部分召回,有的还给予重任,含冤而死的官员全部都给予优恤;三是将武宗召到京师的边兵尽数发还;四是蠲免武宗额外征收的赋税。

一向隐忍的杨廷和,终于得以机会展现他运筹帷幄、雷厉风行的一面。此时,他的威望在朝廷达到一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朱厚熜的进京,一种全新的折磨又在等待着他。

杨廷和主持国事拨乱反正,不可能把好事都做尽。待朱厚熜登基成为世宗皇帝后,他又替新君拟就《登基诏书》,凡正德年间的害民的政令和弊端,可谓厘剔殆尽;同时革除了锦衣卫内监、旗校工役十几万人;减轻由南方岁供京师的漕运粮食二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对于权势灼人的大太监,其义子传升、乞升等一切凡非正常渠道得官而仅凭武宗恩典获得的,罢斥了一大半。这几样匡时救弊的事情一做,天下官员百姓莫不称颂新皇帝英明,同量也夸赞杨廷和的功劳。但是,那些失去官职的人对杨廷和恨之入骨,他们收买刺客欲取杨廷和性命,世宗闻讯,调营卒一百人充当杨廷和的护卫。

但是,君臣之间这样融洽的政治蜜月太短。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世宗登基才六天,就下达诏书,命朝廷大臣商量议定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尊称和主祀规格。

礼部主持这项工作。礼部尚书毛澄拿不定主意,便去请求杨廷和。杨廷和讲了汉朝的定陶王和宋朝的濮王两个事例:

汉成帝无后,便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定孝王的孙子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是定陶王的本生父亲,因定陶王接任皇帝,改为成帝之后,便不能再为生父祀奉香火了,因此才从定孝王的儿子中挑选一个封为定陶王,作为共王的儿子主祀。当汉成帝宣布这个决定后,大司空师丹说:“这种办法可以说是恩义备至。”

宋英宗决定以濮安懿王的儿子入继给仁宗。过继完成后,就主祀问题征询司马光等大臣的意见。司马光说:“濮王应当尊奉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名。”范镇说:“陛下既以仁宗为皇考,再称濮王为父亲,道理上讲不过去。”程颐说:“既然入继为人之子,就应该以入继的父母为父母,而以本生父母为伯叔父母,这是人生的大伦。至于本生父母的情义再深再大,也不能颠倒这种次序,可以给自己的本生父母设立别的称号。”

毛澄研究了上述两则先朝范例后,觉得杨廷和的话大有道理。天是,他领衔并率六十名大臣向世宗皇帝上了一篇关于兴献王主祀及尊号的奏章,文章前面引用了定陶王与濮王两则典故,最后一段说:

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宣称考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俱自称“侄皇帝某”,则正统私亲,恩义兼尽。可以为万世法。

奏疏呈进宫中,十九岁的世宗看过,气愤地扔到一边,恼怒地说:“父兄可以这样改来改去吗?”发还奏疏,令礼部再议。

这时,世宗皇帝派人去湖北安陆迎接他的生母兴献王妃蒋氏。船已到达通州,世宗又让礼部议定迎接蒋氏的规格。毛澄坚持不能用皇太后的规格迎请。他说兴献王妃只能由崇文门进入东华门。世宗不同意,又改议为由正阳左门进入大明东门,这是皇太妃的规格了。世宗仍不同意。而内阁与礼部也不肯再作让步,双方就僵持在那儿了。

住在通州的蒋氏,听说关于她的尊称还未议定,她就不打算进京而准备返回湖北。当然,她并不是真心要回,而是母子串通好了的,以此要挟大臣。蒋氏故意散布她要打道回府的消息,世宗听说后,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伤心地哭了起来,他说:“如此委屈母亲,我这个皇帝还有什么当头。我现在就辞去皇帝,侍奉老母回到就藩地安陆。”

尽管世宗声泪俱下,毛澄等仍坚持已见不肯更改迎接礼仪。于是,世宗自己决定以皇太后的规格迎接生母,让其从正阳中门入。

给世宗踹了一个窝心脚

关于世宗生父兴献王的尊号和主祀问题,成为世宗登基初年朝廷的最大事件,后世称这件事为“大礼案”。大礼案双方的主角,便是皇帝朱厚熜与首辅杨廷和。

以今天的观点看,给什么人上什么尊号只是一种文字游戏,于国计民生并无实际的影响。但在明朝就不一样,在忠孝立国的大政方针之下,一个尊号,一个祭祀的规格,一个封赠,往往让人从中看到僭越甚至悖逆的迹象,轻者混淆视听,重者动摇国本。在明代,不要说祭祀皇帝,就是祭祀孔子,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连从祀孔子的人,诸如朱熹、二程等人,都由皇帝亲自圈定。

明代的首辅,很少从封疆大吏中选拔,几乎所有的首辅,都有主政礼部、吏部的经历。这乃是因为,首辅之职,既要知人、识人、用人,更要懂得典章制度、历朝礼仪。所以说,没有主政过吏、礼二部,便不具备担当首辅的知识结构。

杨廷和作为明朝制度的维护者,当然不能容忍世宗皇帝的有悖于朝廷大礼的私情。所以,他坚决抵制给兴献王上“皇考”的尊号。而且,让朱厚熜入京继位之前,杨廷和与他谈话,让他入继给孝宗,他也是同意了的。但是,登位之后,世宗迅速变卦。这一点,杨廷和不能接受,甚至非常气愤。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与三十七天的慑政,杨廷和真正地成为天下文官之首,朝廷部院大臣,几乎清一色都是他的拥趸。这一点,世宗皇帝看得很清楚。但是,由于自己新来乍到,还没有培植起自己的力量,他只能就大礼的问题,耐下心来与杨廷和沟通。

毛澄的奏章,一次次被世宗发还重议,双方陷入僵局。就在世宗执意将生母蒋氏从正阳中门迎进皇宫之中,一直没有公开表态的杨廷和,终于按捺不住,率领内阁蒋冕、毛纪两位大臣,给世宗皇帝上奏疏:

三代以前,圣莫于舜,未闻追崇生父瞽瞍;三代之后,贤莫于汉光武,亦未闻追崇生父南顿君;惟陛下取法二君。

当过两朝帝师的杨廷和,博闻强记,学富五车。如今又检出舜与汉光武帝两个例子要世宗效法,奏疏虽短,但字字都是惊雷!

看到这道奏疏,世宗像被踹了一个窝心脚。但他也不是逆来顺受的善主。那一天,他端坐文华殿,召来杨廷和、梁储、毛纪三位阁臣,杀气腾腾地说:“凡是对《大义礼》持不同意见的,就是奸邪之徒,其罪当斩!”三人无语。

过几天,世宗传谕内阁:“兴献帝,兴献后都加‘皇字。”杨廷和拒不执行,他封还世宗的手敕。并上书恳请辞职。

世宗接见杨廷和并挽留,他不停地给杨廷和加秩晋爵以示羁縻,企图让杨廷和改变主意。杨廷和概不接受,而兴献王尊称为“皇考”之事,亦毫无进展。

嘉靖三年(1524)正月,世宗同意了杨廷和的退休请求,身心俱疲的杨廷和,回到了故乡新都。

他离开北京之时,也就是他的悲剧开始之日。

杨廷和的悲剧是明朝政治恶化的结果

杨廷和去后,大礼案的争执还在继续。不过,现在领导群臣与世宗抗争的,不再是杨廷和,而是他的儿子杨慎。

杨廷和刚刚离开京城,世宗皇帝召来礼部官员说:“请你们选择日期,为朕的本生父母加封尊号,举行祭祀,并告知上天,颁发诏书,布告天下。”见礼官惊愕,又特别补充一句:“在奉先殿旁另建一室,恭敬地祭祀朕的生父献皇帝。”

内阁与礼部仍然抵制。但文官集团的分裂已经出现,一些官员眼看世宗的坚决态度,便见风使舵附和。这样的官员并不多,以刚刚考中的进士桂萼与张璁为代表,他们连上数疏,陈说皇上应称孝宗为皇伯,而尊敬自己的生父为皇考。世宗颇为高兴,立即提拔二人为翰林学士,同时提拔的还有另外六位,摆在第一名的,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世宗这样做,既为了安抚百官,又为了桂萼、张璁能够顺利过关,可谓一箭双雕。

杨慎是杨廷和的大儿子,正德六年考中状元。为官做人,大有乃父之风。父亲离朝,尚在翰林院编修位上的他坚持父亲在大礼案中的观点,拒不妥协。这时,见世宗将他与桂萼与张璁同列升官,他并不感到荣耀,而是感到羞辱。他立即联络翰林院同列三十人给世宗上书一封:

臣等与萼辈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等所执者,冷褒,段犹之余也。今陛下既超擢萼辈,不以臣等言为是。臣等不能与同列,愿赐罢归。

看到这封奏疏,世宗的震怒可想而知。

关于杨慎的悲剧,我在《皇帝与状元》一文中已作了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言。

在杨廷和离开京城半年之后,他的爱子杨慎也被削职为民,被发配到云南保山蛮瘴之地永久地戍边。

因为杨廷和的力荐,世宗朱厚熜顺利当上皇帝,但因为大礼案,世宗又对杨廷和父子恨之入骨。有一位叫王邦奇的御史看到这一点,便上疏诬告杨廷和及其担任兵部主事的次子杨惇、任翰林院修撰的女婿金承勋、同乡侍读叶桂章等曾经收受兵部尚书彭泽之弟彭冲的贿赂,使之为彭泽说话。世宗收到诬告信后,也不作任何调查,就下旨将杨惇、金承勋、叶桂章等逮捕下狱,三番五次严刑拷打,最终查无实据,将三人全都削职为民,到嘉靖七年(1528),世宗惦记着杨廷和利用濮王的典故阻挠他为生父上皇帝尊号。于是,趁《明伦大典》修成时惩罚杨廷和用典的过失,下旨将其削职为民,撤销一切待遇。这一年的六月,七十一岁的杨廷和,在故乡含恨病死。

明朝的首辅不好当。碰到两个皇帝,一个淫奢至极,一个专横至极,杨廷和这位两朝首辅更加难当了。纵览杨廷和的一生,他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品质或者是谋虑的失误而造成的。他的悲剧,是明朝中期政治迅速恶化的结果。写到这里,禁不住诌出四句:

曲亦悲来直亦悲,艰难从不上丹墀。

屡经忧患身心老,一触龙颜宰相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