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怡

主持人语

连续几期我们都在讨论“散文观”，其实，在这个时代，散文的命运并不坏。最引人争议的还是诗歌：在文学整体边缘化的当下，诗歌肯定是边缘的边缘，我们的诗歌为什么会退居到生活与时代的边缘？它还能有什么作为？这些问题置放到了我们的重庆，更有其特殊的意义。重庆文学的古老历史，从来就是诗歌的历史，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可以夸耀的叙事文学成就还是这样的稀少，在当代中国小说的繁盛景观中，重庆小说虽然也尽心尽力，但尚未进入佳境，倒是重庆新时期诗歌的种种表现，已经成了中国批评界不能回避的话题。在今天，我们的“诗意”究竟应该是什么？诗意的山城还可以做什么？这些东西似乎天然就应该在这个地域展开讨论。

这一期，我们梳理和回顾重庆文学的标志性文体——诗歌。

林贤治先生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批评中的忧患意识曾经打动过许多的读者，今天，他的刀锋指向是中国诗歌，在他关于中国诗歌史古往今来的漫议中，不时闪烁的“自由”、“个性”的诉求格外引人注目，显然，关于诗歌艺术的这一思考已经指涉了更为广大的中国式的生存环境，指涉了我们关于生存的最基本的态度——或许已经不是“艺术”二字所能够概括得了的了，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存在中，所谓的“艺术”常常不也成了我们某种软弱的借口吗？林贤治的论断至少令我们警惕。

如果说林贤治先生的大论是对整个中国新诗的忧患，那么另外两篇出自青年学子的论述则是关于重庆诗歌的更具体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