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　泉

中国的后三国时代，是魏国向晋王朝过渡的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时期。此时，虽然魏国的帝王是曹操的孙子曹芳，但已是朝不保夕!就在上一年(公元249年)，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司马懿父子发动“典午之变”，把曹芳的亲表叔、执政大将军曹爽等党羽一并斩草除根。仅此一项，前后共诛杀了三千多人!从此开始，司马懿就基本上控制了魏国的政局，但司马氏父子并未善罢干休，又在后几年内连续痛下杀手。帝王中，有魏楚王曹彪遭殃、魏少帝曹芳被废、曹髦为帝后也被诛杀；大臣中，太尉王凌被夷灭九族，李丰、夏侯玄等八族被诛，文钦、诸葛诞等起兵反抗也被武力镇压。至公元260年，一代枭雄曹操打下的基业和势力已彻底干净，曹魏时代结束。

在司马氏集团一步步篡权的过程中，其对反对派和不合作者的镇压是极其严厉与残酷的，可谓杀人如麻。于是，一些本来踌躇满志的士人，便兴起了回避残酷政治的退隐之风。他们所采取的形式，基本上就是饮酒清谈、弹琴啸歌，纵论当下最流行的“玄学”思想。所谓玄学，即是以《周易》《老子》和《庄子》为依托，融合儒道而出的新的思想学说。从而就有了史称“竹林之游”，产生了津津乐道于当时，名扬千载于后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表面上给世人的印象是狂放不羁，但他们的骨子里面是想求得解脱，寻找人生的出路。司马懿父子以武力篡夺魏国政权的行为，他们是非常反感的，但又不敢公开反对。那么，下一步该何处何从呢?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灵魂找个归宿呢?对于这个人生的精神境界问题，有的人想到了用孔子的人世同老子的出世相结合；有的人则认为这样还不能彻底的解脱，不足以舒展地安放自己的灵魂，他们选择了走庄子“逍遥游世”的自由浪漫之旅。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阮籍，就是走的后一条道路……

幼丧父沉默寡言掩奇志

阮籍出生于公元210年(建安15年)。他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从此就与母亲相依为命了。丧父的人生悲剧，给阮籍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影响到他小时候起就有孤傲怪癖、寡言少语的性格。除了吃饭，阮籍经常十天半月地关在房间里，主要是看书，要不就是沉思默想，很少跟别人说话。阮籍从小聪慧异质，八岁就能写文章。除了习文，他还兼习武技。可见少年的阮籍似有平治天下的雄心壮志。有一次阮籍登上广武城，俯视楚汉争雄的古战场时，一股自诩的豪情涌上心头，他不禁感慨地说道：“当时没有英雄，使这几个小子得已成名!”

看来，他连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项羽、刘邦都不放在眼里，这时他才刚满15岁。阮籍的远大志向得到了他的族兄、时任清河太守阮武的赏识，逢人便讲道：“阮籍小弟的才华比起我，可高得多了!”

约在阮籍17岁时，他叔叔阮熙到东郡公干，顺便带上这位自命不凡的侄子，想让他见见世面。谁知道，当兖州(属山东省)刺史王昶特地重礼款待这叔侄俩时，坐在旁边的阮籍却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王昶在他们走后感叹道：“孺子阮籍真是深不可测啊!”

这不外说明两点：要么是阮籍确有宏深的气度；要么就是他的性情给人感觉到孤傲和寡合。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卒，遗诏由8岁的太子曹芳即帝位，命曹爽、司马懿等辅政。从此到公元249年的这10年里，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由暂时的合作开始走向到分裂，政治局势也由相对稳定走向动荡不安。与此相关，阮籍的政治态度或生活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剧烈而痛苦的转化过程。

公元242年(正始三年)，阮籍33岁。时任太尉之职的蒋济听说阮籍“才俊志高”，于是询问部属王默，得到了确认。蒋济便想征召阮籍做自己的属官。阮籍听到此消息，即分析了当时的局势：现今局势被曹爽这个蠢才弄得已很不乐观，而司马氏父子又精于谋略，他们之间暗中较劲已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在这局势诡谲多变之时，哪是我出仕的时候?我还是先等等看吧!于是，阮籍写好一封婉拒信，亲自送到洛阳城外的都亭，请吏卒转呈蒋济。蒋济当年在荆州会战中勇胜关羽而取其首级，威震华夏，岂能受此侮辱?便对王默破口大骂，使王默非常的害怕，只好写信劝说阮籍。害怕蒋济将军“虎威”的乡亲们，也都前来劝说阮籍，请他不要连累了大家。阮籍只好勉强就任，但是不久即告病辞归。

过后不久，曹爽又召阮籍出任参军，被他以病为由，婉言谢绝。

阮籍先后两次婉拒出仕，前是拒太尉蒋济，后而拒辅政大将军曹爽。同样是婉拒，而心态迥然不同。前者，他对自己的理想尚抱有希望，对政治是观望心态；而后者，阮籍对政治理想前景已经破灭了，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则采取了退隐之态。

在“竹林七贤”里面，阮籍有几招硬功夫是响当当的。一是他的长啸声(吹口哨)可以传到几百米之外。长啸是中国古代隐士传统，它一则可以锻炼身体；二则是在懒得跟人讲话时，便以吹口哨回避，是一种自娱自傲的修身方法。此在稍后的陶渊明，也是以“登东皋而长啸”来抒发他的隐逸志向的。还有唐人王维，也写有“弹琴复长啸”的清逸诗句。第二是他善于搞出叫“青白眼”的行为艺术。据说他见到不喜欢的俗客，心里不快，但又不便于明讲，就会将自己的眼珠子翻到里面，留下白眼对着人家，搞得别人很难堪，只好灰溜溜地离去。如果遇到他所喜欢的人，则会以正眼(青眼)瞧着人家，表示满意和尊重。第三是阮籍酒量惊人的大，在“七贤”中只有号称酒鬼的刘伶可堪比。据说有一首古琴名曲《酒狂》，就是以他俩为原形而创作的。所不同的是，刘伶醉酒后的表演已近乎疯子，让人不堪人眼，因为他醉酒后，便脱光了衣服，赤身裸体的坐在家中高声唱曲。当别人看到感觉极不雅观，走进屋里指责他时，他则大声反驳道：“我以天地为屋，草房当衣。我在里面自由自在，干卿何事?你们管得如此之宽，跑到我裤子里来干什么?”

借酒卖傻苟全性命于人世

说到阮籍的醉酒，鲁迅先生给了如此的评语：“他的饮酒不独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

故有的历史学者给阮籍戴了一顶帽子，叫“佯狂”。但在司马氏势力的屠刀下，要想摆脱政治是很难的。一些有识之士要么被迫“应征出仕”而苟且偷生，要么拒绝合作而被找个理由遭杀害。由于政治上的强大压力，“竹林七贤”的一些成员并没有如愿走向山林去做超世的隐士，而是先后出去做了官。阮籍就是被迫地走上了一条“朝隐”式的生活道路：他虽然身任官职，却事不关己；他开口就讲《庄子》，借清谈以表现自己远离政治；他几乎每日醉酒，来掩盖自己对现实的失望和内心世界的苦闷，表现出一个十足的“酒狂”。但这是装出来的，只是装得特有真实感。

阮籍的邻居家开了个小酒馆，卖酒的是位少妇，长得十分美丽且有三分风情。阮籍自从到那儿喝了一次酒后，便隔三岔五地去

那儿喝酒，而且是每去必醉，醉到不省人事了就顺势倒在那美妇的身边呼呼大睡。结果有一天，被这美妇之夫瞧见了，一时妒火中烧!后来这血性村夫手提杀猪刀，经过几次跟踪观察，看到阮籍没有做啥出格的事儿，只是醉如死猪!“唉，这事我得谅解他，人喝高了嘛!再说了，于今生意不好做，这种从未赊欠的老顾客也难找，只要娘子是好好的，也还行!”

后来，阮籍听说步兵校尉一职空缺，阮籍知道：此乃一闲职，它并不真正掌握兵权，不会给司马昭造成压力，找借口向司马昭索求此职并借此脱身。阮籍向司马昭讲道：“美酒是鄙人的大好，听闻步兵营人善酿酒，又有许多藏酒，鄙人自荐任步兵校尉，恳请大将军成人之美!”

司马昭笑着允诺了。阮籍如愿到任步兵校尉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约好友“酒神”刘伶前来一同品尝美酒。那刘伶喝得东倒西歪后仍不肯罢休，临走时又顺带捎上了几坛酒，甚至于上车后对马夫吩咐道：“你找个人扛着铁锹跟在后面，若见我醉死就地掩埋得了!”

司马昭听说阮籍有一小女尚未婚配，就想与他结成亲家，好把他绑进自己的势力圈子。于是，司马昭便派了心腹钟会前去说亲。此番心思，阮籍心知肚明。当钟会到来时，阮籍就已酩酊大醉，满口醉言，问东说西。钟会只好临时住下，第二天又到阮籍住所，进门就一眼看见阮籍手执酒壶，与他说话，简直就是答非所问。这有酒天天醉，凭心而论，阮籍装得也忒过了头，他前后共醉了六十天啊!阴险狡诈的钟会，却屡次向他谈论时事政治，总想从他口中套出个话头来，再找个茬好好地修理他。但酒醉心明的阮籍玩得也好高明，以钟会的智勇双全，却无可奈何，只好回去向司马昭复命完事。

这位放浪形骸的大名士，在别人看来是颇浪漫的，但阮籍所把握的尺度，仅仅是不被杀头而已，真是令人辛酸。阮籍的心思，是以他的诗作来告白于人们的：

但恐须臾间，魂飞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逍遥游世任性而为不拘礼

阮籍虽然任职于步兵校尉，但还常去司马昭的将军府，以维持同大将军若即若离的关系。将军府的大宴他是必定参加的，并且能表现得相当不拘礼节。有时，他两腿外伸八字型而坐，并旁若无人地吹起自己拿手的口哨；有时，他则自个儿提罐豪饮，醉态十足，并且口若悬河地大讲特讲逍遥无为、成仙得道的玄言妙语，也不顾旁人是否厌烦他。此后，阮籍在步兵校尉的位置上一直逍遥了七八年之久。

有一天，阮籍听说城中有个出生寒微、但才貌双全的少女，未等出嫁就染病而亡。阮籍这次动了真情，认为这是老天不公，天妒红颜，虽然素不相识，竟不顾他人劝阻，独自一路找到这少女家里去吊丧。阮籍哭得是泪如雨下，直到将一腔悲伤之情完完全全地发泄了出来，才幽幽地摸回家里。阮籍的嫂子有次要回娘家，阮籍全然不顾“男女授受不亲”的风俗限制，赶去和她话别。有人就嘲笑阮籍不知礼节，阮籍则回答道：“礼岂是为我辈设的!”

过后不久，阮籍上司马昭的大将军府来，碰巧有位官员向司马昭报告说有人杀了自己的母亲，阮籍当众便说道：“这杀父亲还说得过去，要是杀了母亲就忒过分了!”

一向拘谨的阮籍怎么口出如此狂言?实乃大逆不道!霎时间，文武群臣脸色大变，议论纷纷。司马昭见状也厉声斥责道：“我司马父子一直以孝治天下。杀父者罪不可赦，阮中郎你这样说是何居心啊?”

看到司马昭动怒，阮籍从容地回答：“不然!我听说，禽兽只认得它的母亲，不认得它的父亲。人杀了父亲如同禽兽，而杀了母亲，就连禽兽都不如了!”

阮籍的回答让司马昭竟一时语塞起来，其他的部属则是面面相觑，心悦诚服。这阮籍实际上是在讥讽司马氏一伙呀!古代礼制是把父亲与国君等同看待的，而司马氏将曹操的孙子辈们杀的杀，废的废，这与禽兽有何区别?又有何资格侈谈孝治天下?不过是欺名盗世罢了!

穷途之哭无药可解心伤悲

阮籍这时的“朝隐”，无论是佯狂放诞，还是饮酒啸歌，都无法消除他内心的痛苦。他时常独自驾着小马车直出城门，到了郊外后，让那马儿随意前行，也不管前面是大路还是小路，有路还是无路。待那小马车走到没有路的地方自动停下来了，他也不下车，而是嚎啕大哭，哭完了就拿袖子揩干眼泪，然后驾车回到家里。这穷途之哭，就足以说明现实社会的黑暗恐怖，给他带来多么深的忧愤和苦闷!

此时的司马昭一伙已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他们借维护圣贤礼制的名义，行罗织罪名灭杀异己之实，将圣贤礼制变成争权夺利的工具。而阮籍的痛苦，也在于他的内心世界的矛盾。一方面，由于阮籍亲眼目睹了司马氏集团与曹魏势力残酷政争的过程，看到了大批的名士身首异处，这都引起了他心灵上的强烈震撼，使他经常处在畏惧不安的境地，陷入生命无常的恐惧之中；另一方面，因为现实的扭曲，使阮籍原来所崇尚的传统道德、价值理想都变得毫无意义，变得格外丑陋。那么，如何寻找新的出路、解脱他内心存在的苦痛呢?

阮籍在道家的寓言中找到了神仙世界，并想把自己寄托在这个美好的彼岸世界里，实现对人生、命运的超越。然而，阮籍实际上是个从儒家文化里脱胎而来的玄学思想家。理性使他时常朦胧地感觉到神仙世界遥不可及，而且可能并不真的存在。于是，阮籍的内心世界又陷入到矛盾之中。当阮籍把他的身心融入到青山绿水间时，他又感受到了一种出于自然的适意与快乐。于是，他登山临水，乐而忘归，把痛苦放在自然的溶液中反复搓洗，让心灵沉入安宁的睡梦之中。可是，这些局部的暂时的医治手段，均不能彻底解决阮籍的心病。因为，只要是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继续蔓延，阮籍心灵的痛苦与矛盾就无法解决。不幸的阮籍，没有做出感人的永别，只能孤悬在天地间，痛苦不安地呻吟着。而他不朽的诗篇，也让我们理解了他的那份情怀：

夜中不能眠，起坐弹鸣琴。

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

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

但事实上，阮籍的“纵酒保身”策略并不是永久有效的。司马昭府中的那些道貌岸然之徒，总在寻找机会要将他置于死地。一天，阮籍家人破门急报：“老爷!你母亲大人已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了!我来时就双手冰凉，气如游丝，此刻恐怕……，夫人请你赶紧回去!”

阮籍此刻满脸醉意，正与客人下围棋在兴头上。惊闻母病，如五雷轰顶，心都凉了大半截，他本能地欲推开棋盘起身。忽地转念一想，我如此这般，岂不与常人无异?先前多年的佯狂枉自白费不说，那些好事之徒定将找出我的岔子置我于死地。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呀!而这时，下棋的客人也很感突然，立即起身向阮籍歉声告辞。只见阮籍的脸肉抽搐了一下，随即高声说到：“岂有此理!这盘棋已近尾声，下完它再走不迟。”

客人无奈，只好又坐下来陪他把棋下完。等客人走了后，阮籍才显现真性。他跌跌撞撞地走进内室，拿起酒坛就朝口里直灌，

身子则不由自主地瘫倒于地上!这时的他，不禁悲从中来，仰头哀号不止。已是纵酒过度，致使极端虚弱的阮籍，竟然吐出了几大口鲜血。

在母丧期间，阮籍依然如常地去司马昭的大将军府邸赴宴狂饮，而且谈笑自若，没有一点悲哀的表情。司马昭身边的属臣何曾早已愤恨不平了，当着司马昭的面就斥责阮籍道：“你母亲老大人病逝，按礼制规矩你应该在家里白衣素食，守孝寄哀。可你却若无其事，依然纵酒高歌，完完全全是个违背礼制、伤风败俗之人。如任你这样闹下去，必将毁我盛世之气象!”

何曾又转向司马昭奏道：“我主公正以孝治天下，得到全国上下的拥护和响应。为何容忍阮籍这种无礼无德之徒，在服孝期间公然喝酒吃肉于公宴大堂之上?现在已闹得满城风雨了。这事儿要是不严厉惩处，此伤风违礼之邪气，势必很快蔓延到我华夏四方。”

何曾的狠话，恰似一纸分量特重的公诉书，只待司马昭的判决了!司马昭的心，在反复地掂量：这阮疯子也算是我家的僚属，他平时出言行事也很谨慎，未有不利于我，但也没有特别靠拢我。要是此时将他收拾了，定会使天下士人都寒心而饮恨于我。怨恨我连一个从不说是非的疯子都容不下，天下岂有可容之士?想到这些，老辣的司马昭向何曾开口了：“阮籍近来饮酒过多，加上他老母亲离世的打击，他病得已是很不轻了。你就不能替我想想，为我容忍他吗?况且有病而饮酒吃肉，原本也是符合丧礼的!”

司马昭一言九鼎，僚属之中谁敢再进言?只是钟会、何曾之辈先前已串通好，满以为这次阮籍必死无疑。岂料司马昭却一反常态，慈心大发，算是便宜了阮疯子!

表演失败违心醉写《劝进表》

过了些日子，阮籍听人们讲有个叫孙登的高人，独自隐居在北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此人学富五车，通古博今，具有仙风道骨般的风采。阮籍便十分好奇地前去探访虚实。在深山老林里找了两天后，终于见到了孙登。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孙登高人始终一言不发，好似阮籍根本就没有来过!

阮籍只得向他聊起上古之事来，什么黄帝、神农氏的玄寂之道，什么夏商周三代帝王的盛德之美等等。孙登听后，只是抬起头看着阮籍但不说话。阮籍无奈，想了想，接着又向孙登讲起当下流行的如何成仙得道、凝神导气的方法。可孙登依然如故地望着阮籍，连眼珠都没有转动一下!阮籍已然黔驴技穷，不禁仰天长啸一声，转头下山离去。当阮籍下到半山腰，蓦然听得远处传来清澈嘹亮的口哨声，如同神鸟鸾凤的啼鸣一般回荡在山谷。阮籍的心情顿时舒畅了起来。他十分明白，这是一个真正的隐者给予他的回报……

在回来的路上，阮籍一直若有所思。当晚，他早早便吩咐关上了自己步兵校尉府的大门，也不喝酒，伏案沉思默想了一会儿，提笔疾书，写成流传到今的《大人先生传》。这是一篇发挥庄子自由、逍遥思想的名文。阮籍把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生理想，寄托在“大人先生”的身上。通过“大人先生”同士君子、隐者和采薪者三人之间的对话，充分表现了他的“齐万物”、“泯生死”的精神境界，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了一块独立于人世的栖息之地。

在《大人先生传》里，阮籍以“大人先生”的口吻，对世俗间的所谓“君子”，给予了犀利的嘲讽和抨击：“过去，李牧立大功而身遭残死，伯宗忠贞直谏而后代断绝，这都是为了求名取利而却丧亡了身躯，图谋爵禄而却家族灭亡啊!况且，你没有看过那些躲藏在裤子里的虱子吗?它们钻入到裤子的深缝里，躲藏在破旧的棉絮中，还自以为是住在吉祥美好的地方了。它们行走不敢离开裤缝，举动不敢爬出裤裆，却自认为这样是合乎了礼法。但是，当那野火滚滚而来，像烧毁城郊一样将裤子烧焦。躲避在裤裆里的成群虱子想跑也跑不掉了!你讲的这些君子处在人间尘世，同那些虱子藏身裤缝又有什么区别呢?”

公元263年，阮籍已年盖五十有四。而就这年的十月份，他遇到了平生以来最为棘手的一个政治性问题。正是这件政治大事，宣判了阮籍的死期。早从公元256年起，魏国的傀儡王室就无奈地数次动议要给司马昭升爵为晋公、进位相国，赐九锡。此举乃天子之礼，相当于是拱手让帝位了!而相当有谋的司马昭还是感觉于时机的不成熟。没有允诺。这一次，司马昭让人暗示给“魏帝”曹奂：那事儿该办了!曹奂的“帝位”是司马昭给抬上去的，立马就乖乖照办。但是为了做得冠冕堂皇，还要走一走程序：由魏皇帝曹奂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昭跟着谦让一番，接着由公卿大臣奏文“劝进”。这样一来，司马昭就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恭敬不如从命了。

问题出来了：十月上旬魏皇下诏，司马昭致书谦让，接着要有某大臣向魏皇奏《劝进表》。但是，这份欲使魏国“安乐死”的《劝进表》，竟然有人要阮籍来执笔!若以身份而论，是轮不到步兵校尉阮籍来写《劝进表》的。但“异常”的朝廷却没有按常理出牌，偏偏要阮籍获此项“殊荣”!这无异于是逼着要阮籍表态当汉奸呀。而要是阮籍推辞呢?这可是“禅代”政治的关键时刻，司马昭得知后能饶过他吗?阮籍痛恨司马昭的阴险残暴，更加痛恨曹魏后人的窝囊。以朝廷公文的严厉口气，加上几次催逼，天真而无奈的阮籍，只好又借用醉酒的老办法来相应对付。

几天后，朝廷派出的官员来取奏文，此刻阮籍正扒在办公桌上睡觉，当然是个红脸关公，满屋子的酒气了!公差急了，七手八脚地强把阮籍弄醒，焦急地发问：“阮大人!写的东西呢?快给我等去交差!要是今天交不了差，我等小命难保啊!”

阮籍一听，酒醒了大半!虽然面部表情还装得在半醉半醒之间，手脚动作搞得颤颤巍巍，但他无比痛苦的心，却像明镜似的：向魏皇奏《劝进表》，逼我公开表态拥护司马昭，赞同他的篡权行为，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原来就是那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这用心高明而狠毒啊!我要是不写呢，以他们的凶残，我与家人性命不保不说，这几个公差也得受牵连。唉，唉!我的玄言清谈，纵酒佯狂等等，对这个极度残暴的时代而言，最终还是不堪一击呀!

好个阮籍!不愧是魏晋名士、文坛高人。只见他蘸墨挥毫，将那《劝进表》的内容信手写就在了办公桌上，而且是一挥而就!那公差见状，赶紧拿笔认真照样誊正，结果一个字都无须改换。

阮籍写下《劝进表》的当晚，在所遭受的愧疚与悔恨的重压下，自然而然地一病不起了!其后的短暂时日，羞愧、失望、悔悟、哀怨、愤懑，这俱全的五味浸泡着他的全身，搅拌着渗入到他那衰弱的心房。阮籍没有能熬过这年寒冷的冬天，他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作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的离去不是从容的，更不是壮烈的。他离开的瞬间，只有爱妻和儿女们的悲哭声，另有几声昏鸦的哀鸣，算是告慰这抑郁而终的灵魂。而作为一个被严酷政治扭曲的傲世者，阮籍死得确实又很艰难，一种时代悲剧的气氛显得格外的浓烈。不言而喻，那是对当时虚伪“名教”政治的绝妙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