澧　人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先生在7月11日同一天离世,被视为今年中国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南方周末》等众多媒体纷纷作了大篇幅的报道。眼看学界老成凋零,硕果无多,人们为之感伤,为之忧虑,都是可以理解的。

评价学者,首要的标准当然是学术成就。季羡林先生在语言学、印度学等方面多有建树,而任继愈先生则以哲学、宗教学见长。放眼当下的学界,说他们是学术泰斗或国学大师,都不为过。季羡林先生坚辞“国学大师”的头衔,未始不是感于眼下各种伪大师盛行,致使牛骥同槽,英雄气短。

当然,“大师”的称谓也是相对而言的。若与陈寅恪、王国维、章太炎等众多前辈学者比较,季羡林、任继愈先生在精深特别是宽博方面恐怕无法与他们比肩。从古至今,人文领域的通才呈现一个逐步衰减的态势。比如在宋代,许多文人如苏轼、沈括、朱熹等既知天文地理,又懂医学养生,知识面仍相当广泛。而据明清之际大学者顾炎武的考证,宋代以后,懂得天文之学的文人便很少见。出现这种态势,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类的智慧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掘进,特别是到了近代,知识的复杂和学科的分殊导致隔行如隔山。一个人在某一学科有所创获已属不易,遑论其他。

季羡林、任继愈先生除专业研究外,在公共话题方面也有所介入,如季羡林先生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任继愈先生认为儒教是“文革”时期群体性愚昧的重要根源等。但这种介入也远未达到梁启超、胡适、鲁迅等大师那样的程度。就是上述两个观点,也大有商榷的余地。

季先生指出,西方那种“天人相分”的观念已走到尽头,因为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只有东方文化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才能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生活。我不大相信这种说法,因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头脑不可能那样判然有别。且不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中并无什么环保意识,即便有,也不能说为中国人所专有。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要向自然界讨生活,也很早都知道人类的不当行为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天人相分也好,天人合一也罢,两种观念在东方人或西方人的头脑中都是兼而有之,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侧重不同而已。没有多少证据表明,中国人在向大自然的索取方面比西方人来得克制和温情。事实上,一旦中国人意识到工业化的威力,其追求财富和享乐的欲望比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反倒是完成了工业化的西方,其环境保护从理念到实践都走在世界的前面。至于任先生的观点,也会让人产生疑惑:儒教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为何到了现代才导致那样的群体性愚昧?再者,为什么在非儒教文化圈中,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呢?

两位大师走了,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但活着的人们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文化界重要的使命之一当是总结和传播基本的文明常识。在人文领域,基本的文明常识比高深的学问更有助于改进我们的生活,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梁启超、胡适、鲁迅等比陈寅恪、王国维、章太炎等人更有历史影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