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宇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那时22岁的徐小平从泰兴家乡到上海赶考。他在一个亲戚家里安顿好了之后,便随着滚滚的人流,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不久,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复试榜张贴出来了,徐小平榜上无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榜还得过些天才能公布,为了节省费用,他决定先返回泰兴老家。临走之前,他告诉亲戚:到了发榜那一天,别忘了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看。如果榜上有他的名字,就赶紧给他拍个电报,以便赶来复试。

嘱托了亲戚之后,徐小平总感觉还不够放心。可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还能拜托谁呢?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考友——已经29岁的杭州大龄考生王次炤。于是,他在匆匆离开上海之时,把事情又托付给了王次炤。

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全国只招十个学生,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实际上,比徐小平年长7岁的王次炤的心理压力更大,渴望获得复试机会的心情也更迫切。他们不只是刚认识的考友,而且也是竞争激烈的对手。对于后者,徐小平似乎根本没有想到,只是怀着对王次炤的充分信赖离开了上海。

盼到复试发榜的那一天,徐小平早晨起来就开始等电报,等命运的宣判,等到中午,电报还是没有来。到了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电报最终盼来了。

可当时从泰兴到上海的班车已经没有了,唯一能在第二天早晨8点前赶到上海参加复试的办法是走水路。他总算赶上了最后一班渡轮,登上了驶往上海的客轮。

那天深夜,另外一份通知复试的电报也送到了徐小平的家里。父母接到这份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如果只委托给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儿,小平的前途可就毁了!后怕之余,感到庆幸——幸亏有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又纳闷: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4个小时。半夜收到的电报,应该是晚上七八点发送的了。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才发电报呢?

一般人都会这样猜测 :发第二封电报的不可能是那位亲戚,一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很明显,故意晚发电报,就等于消除了一个竞争对手。

然而,恰恰是在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王次熠,在第一时间发出了让徐小平参加复试的喜讯。

后来那位亲戚如实地说,因为觉得小平根本没戏,所以起初就没去看榜。等到了傍晚信步走到了发榜处时,“居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于是才匆匆地发出了电报,但为时已晚!

最近,徐小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充满了对王次熠的感激。他说:“我说不清楚,次熠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之要职,领导着这个世界一流的艺术学府,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如果竞争成功是为了压倒对手,那就很难得到人们的钦佩与祝福;如果竞争成功是为了共赢发展,那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敬重与拥戴。

摘自《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