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果

一、新兴经济体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与发达经济体产业空洞化的趋势

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较长时期内分别处于全球制造体系的低端和中高端,两者为互

补关系。但随着新兴经济体产业的不断升级,对发达经济体的中高端制造业产生了竞争压力,并不断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这便造成了发达经济体实体产业空洞化的趋势。

从数据上看,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和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是不断提高的。但中国工资成本较低,而美国劳动力工资成本相对较高,从而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为例,按照现行汇率计算,美国制造业工资是中国的29.2倍,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19.2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工资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中国都明显高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1990年-2001年,中国分别提高了 1.04倍和1.29倍。虽然两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快于工资增长率,但是中国的速度明显快于美国,扣除掉价格因素,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比重,中国从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国从1990年的 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更快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从而在中美贸易中,中国产品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现行的中美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就会增加,从而表现出贸易顺差,而美国则是贸易逆差。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不仅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而且未来的潜力更大。据统计,2005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有2300万人,而美国为1660万人,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远超过美国,并且中国大学生中理工类学生占50%左右,美国仅33%,中国科技人员的后备力量相当充足。而且中国科技人员成本仅为美国的1/5至1/8,这为中国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例如深圳比亚迪公司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在其核心技术汽车电池方面集中了上1000名科技人员攻关,而美国这方面科技人员全部加起来也不足1000人。因此,该公司研制的新能源汽车敢于向美日挑战,这是巴菲特坚决看好该公司的重要原因。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实现产业大转移后,出现了实体产业空洞化的趋势。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8%下降到目前只有13%。自1981年以来,美国就再没有出现过经常项目顺差,并且在过去的20多年,贸易逆差从几十亿美元急剧扩大到2007年的超过8千亿美元。美国经济构成中高度依赖服务业,尤其是房地产和金融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在顶峰时期一共占到GDP的78%。

自本世纪初科网泡沫破灭后,自80年代后期引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信息产业技术在趋于成熟,并向全球扩散。美国所具有的技术创新优势有所弱化,但高成本的劣势却突显了出来,美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已受到削弱。因此,2001年科网股泡沫破灭后美国经济应有一个自然衰退的趋势,但美国通过虚拟经济成功制造了次贷泡沫,人为延长了美国经济的繁荣期。

二、美国经济面临去成本的压力

目前市场高度关注金融危机,但金融危机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背后的实质是实体经济问题,因为这是由许多长期因素积累而成的结构性大调整问题。目前美国出台的各种救市计划都在力求解决金融危机,即使金融危机得到解决,实体经济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真正解决。

美国实体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供应而不是需求问题,因此,凯恩斯主义通过财政赤字刺激需求的政策不一定有效。但供应问题的背后是成本问题,传统的供应学派降税的方法可能也难以解决问题,因为劳动成本高,在美国生产不经济。

面对中国的竞争,美国经济将会有一个去劳动力成本的问题,即要降低工资福利,而这势必影响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对美国经济将形成较长期的压力。美国去劳动力成本有几个实现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直接降低工资福利,这会非常痛苦,而且会面临工会、舆论等各方面的政治压力;第二种选择就是那些高成本、无竞争力的企业大规模的破产倒闭,这有可能带来经济的萧条;第三种方式就是发行货币,贬值本币,以降低比较成本和实际成本,减少进口,增加出口,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张性货币政策也有助资产价格的回升,减轻国际债务,因此,美国选择第三种方式的可能性很大,这是由美国内在经济因素和国际经济格局所决定的。虽然这可能使美国经济陷入滞涨格局,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滞涨或许比大萧条要好。当然还有第四种选择,那就是再推动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发挥美国的科技优势,恢复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但现在还看不到有能象信息技术那样深刻而广泛影响全球经济的新技术革命,这也是很难速成的,即使有,也可能会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实际上作为一个综合的经济政策,上述几种方式可能都会综合运用,但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美国采取大量发行货币应对危机的方式将可能是最主要的选择。如果美元大量发行,将迫使人民币升值,同时美元相对贬值,否则高通胀必将传导至国内。

三、中国将以提高国民福利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由于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和巨大的生产能力,但目前外需遇到了问题,外需增量部分基本消失,产能过剩的压力突显。这表明中国经济已面临东亚模式的陷阱。

在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中,通常会以牺牲国民福利来压低劳动力成本,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以中国13亿人口之众,并且不断进行产业升级,继续实施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型战略,最终全球发达经济体的主要实体产业将被严重掏空,而中国自身也不过是生产出大量过剩的产品,这对全球经济将会产生极大的压力,也会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不利。这可能也是产生中国威胁论以及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原因所在。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那就是通过提高国民福利创造庞大的内需市场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摆脱对外需的过分依赖,更具内生的持续性,也会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提高国民福利有着多方面的途径,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关键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在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可以无限地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但要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必然是一个障碍。因为中国的农村经济具有很强的自然经济特征,生产效率较低,加之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对商品的消费能力必然较低。

通过城市化建设以及建立广泛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一个重要的途径。中国已进入到工业化的中后期,但城市化建设还处于初中期,城市化建设本身存在缺位,应大规模建设非商品化住宅满足大量低薪阶层的住宅需求。城市化建设以及所带动的基础建设可以拉动投资,从而带动整个GDP的增长;城市化建设可以减少农村人口,有助提高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城市化尤其是都市化建设带来的人口积聚效应有助于发展服务业,增加就业机会,并可以改善教育,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并有助于实现社会稳定。如果这轮金融危机对中国有什么机遇的话,那就是这轮危机缓解了中国面临的资源瓶颈,为中国展开大规模建设提供了较低廉的资源。通过城市化建设逐步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必要的一个步骤。

城市化建设需要大力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缓冲经济波动时的就业压力,不能长期依靠二元经济和人为刺激GDP增长缓角就业压力。社会保障体系的实质就是将一部分供应能力转化为公共消费能力。中国目前有着充足的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增加部分供应不是什么难题。此外,通过提高国民福民,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可以加快汽车消费普及,以及其它消费升级等,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

中国展开大规模基础建设和城市化建设可以代替原来由出口带动的产业链条运转,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这可以为中国走上以技术创新提升经济效率的增长方式争取时间。

未来中国产业结构上或许应实现三足鼎立,即高新技术产业、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并举。以技术创新的高端制造业提升劳动生产率,以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解决就业,将第一产业劳动力部分向第二产业但重点向第三产业转移,应在劳动生产率提高、GDP增长、就业和国民福利之间取得适度平衡。

从以上分析来看,只要有适当的经济政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有内在的强劲增长动力。

四、金融深化将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

要把中国在宏观要素积聚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优势,特别是要走以技术创新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则必须要靠一大批创新型的民营企业来带动。而金融深化对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是全世界金融约束较强的国家。但我们也可看到金融约束并没有妨碍中国经济过去多年来的高增长,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具有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在外需强劲的带动下,一直以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高速发展,金融约束对经济增长没有太大的阻力。所以各方呼吁的利率市场化、发展直接融资等改革政策都是迟而不到。但中国经济要摆脱东亚模式陷阱,必须进入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以经济效率提升为主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金融深化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推动力。金融深化或金融市场化可以真正让金融市场具有风险定价能力,从而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在现有的政策格局下,使得大量金融资源向垄断型国企集中,真正具有创新动力的大量民营企业却无法得到金融资源的支持。所以现有的金融体系难以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金融深化势在必行。

经过近几年的金融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大部分都已改制上市,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实力大为增强,不良资产大大降低,盈利能力得到很大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都有较大提高,这在客观上都为推进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深化政策创造了条件。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距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国和美国刚好相反,美国是金融业过度繁荣,而中国则是金融业发展不足,而金融深化是推进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金融深化首先是国内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包括利率市场化、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充分发展债券市场等。同时金融业经营主体也将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多元经营,以扩展范围经济和分散风险。国内金融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金融体系承受风险能力增强以后,将为金融体系的国际市场化即以汇率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深化创造条件,中国才可望真正建立国际性的金融中心。

从历史上看,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必然产生重大危机。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总会导致全球产能的扩张和过剩,原有的供求平衡关系将被打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球性的经济大调整,通常会表现为重大的金融或经济危机。这实质上是一个大范围的经济洗牌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将会淘汰那些缺乏竞争力的产能,而具备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则将在危机后再度崛起,并提升其经济地位,形成新的经济重心。原有经济霸主的地位将被削弱,并走向相对衰落。

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大危机就是全球经济重心由欧洲向北美转移过程中的一次经济大调整,美国此后逐步成为全球经济霸主,英帝国则走向相对衰落。70至80年代日本开始崛起,向美国发出了挑战,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滞涨压力,美国普遍充斥了日本威胁论,但日本的经济潜力并不足以完成这一挑战,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而目前这轮危机则是经济重心从欧美发达经济体向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转移的一次契机,同时也是对中国经济潜力的一次考验。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可以看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关键素,其一是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其二是以中国式智慧成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近三十年中国系统性地引入和深化市场经济,带来了13亿人口之众的大国前所未有的巨变,也带来了全球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可以说中国成功引入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了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只要能继续保持这两个关键因素,并施以正确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潜力仍将是巨大的,足以推动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

目前金融危机正是这一经济重心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短期内对全球经济的压力不会消失。而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时间。只有在完成这一调整之后才可望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在经济调整过程中竞争力得到提高的企业也将在下一轮增长中得到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