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

中国人为何信访而不信法?

那些热衷于上访的人不相信法院有足够的权威和公信力可以依法秉公办案,可以抗拒地方政府的干扰和干涉;他们抓住了“稳定压倒一切”、地方政府愿意“花钱买平安”的心态,认为这种施压的办法比诉讼更有效。上级领导的批条在中国的官场是很管用的,所以要不惜代价找到这种关系。

应当说,社会上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不要说当政府作为被告时法院能否做到不偏不倚;就是其他案子,政府有时也会出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考虑而进行干预。

而这也说明,法院的权威性受损——判决了的案子得不到有效执行;生效的判决有时对方通过上面的批示又会再审;法院或基于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或基于实践中的潜规则,对有的纠纷不予受理,致使当事人必须寻求法律之外的解决途径。当然,少数法官的腐败也无疑大大影响了法院公信力。

至于为什么地方官员(包括法院领导)会怕当事人上访,而领导的批示又会管用,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官员的升迁主要取决于领导的态度而不是民众。在那些真正由选民来决定官员上下的国家或地区,官员最在意的应当是民众的态度,而不是上面某个领导的意志。当官员的命运不是取决于民众而是取决于上面时,他就会更在意上面的态度,当上面以上访人数的多寡来作为考核地方或部门官员政绩的标准时,下面的官员怎能不把上访当回事?为了息访,甚至无视法律去满足个别上访者不合理的要求。

很难说作出批示的领导有什么私心,而且肯定许多批示对实现公平正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批示理论上容易“偏信则暗”,加之下面的官员又很在乎批示的来头,所以即使某个高层官员只是简单地批示“请某某阅处”,往往也能起到意外的效果。

我曾听一位长期从事信访工作的友人说,由于在信访的批转中相互推诿,使信访案件失去收集、固定证据的最佳时机,最终使案件成为死案的现象十分突出,这大概是信访制度设计者当初所始料不及的吧。

说了上访制度的这么多缺陷,但要我一下子表态说立即取消上访制度却又下不了决心。犹记得2003年11月,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周占顺在接受新华社《半月谈》采访时,曾指出: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面对这样三个80%,如果我们不从国家的权力架构设计和治理理念出发妥善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渠道有效解决这些群众的诉求,就堵死这条尽管不易、却毕竟还有一线希望的上访路,岂不危哉!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