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春

2009年7月18日下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全部班子成员、各村村干部、乡规模企业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群众代表一共几十人,在乡政府一间会议室“济济一堂”。每位与会者都领到一张无记名表格,要求对乡长陈龙宁的工作是否称职、是否满意进行评定。表格可现场交,也可带回去填好,事后投到指定信箱。

“压力比较大。”刚刚上任一年的陈龙宁坦言。他所面对的这场“届中考核”仅仅是个开始。公众测评结束后,县委组织部还要召集所有班子成员和随机抽选的村干部进一步谈话。

陈龙宁并非特例,这些考核内容是湖州市对干部“经常性考核”的一部分。这样的评定形式,始于6年前的一份文件。

考核之“辩”

2003年底,湖州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份《关于完善县区年度综合考核工作的意见》。决定从2004年起,湖州干部考核取消GDP指标,强化对经济综合实力增强、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的考核,并改变以内部考核、上级对下级考核为主的做法,将考核过程和结果向社会公开。

此举在当时被称之为“石破天惊的改革举动”。有人质疑:“拿掉了GDP,还考核什么?”这样的疑问,一定程度上也是湖州市决策层的争论焦点。

然而,力主改革的市委主要领导坚持认为,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一些地方把“发展才是硬道理”错误地理解为“增长率才是硬道理”、“GDP增长才是硬道理”。

其时,湖州正面临发展中的种种尴尬:矿山开采曾经是当地的一大产业,开山甚至破坏了“西塞山前白鹭飞”的西塞山;长兴的蓄电池产业造成污染,被媒体曝光;太湖蓝藻暴发,环湖城市之一的湖州也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样的尴尬在很大程度上与单一的、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体系有关。现实生活中,GDP成了“一俊遮百丑”的唯一指标。

新《意见》的关键,正是在实践中淡化GDP的分量,避免“数字出干部”的弊端。“我们无法做到完全不提GDP,因为到目前为止,这还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这一定不是干部考核的唯一标准。”湖州市委书记孙文友说。

分类考核

6年来,湖州市尝试建立起“分类考核”的办法,改变“长跑和游泳一起比赛”的弊端,让不具备发展工业条件的乡镇彻底摆脱GDP考核约束。

以湖州市安吉县为例。该县下属15个乡镇被分为三类,一类有工业园区基础的乡镇,考核工业经济;二类有工业功能区又有自然保护区的乡镇,双考核;三类是山区乡镇,只考核生态保护和新农村建设。

报福镇属于第三类。镇党委书记顾建强说:“考核就是我们工作的指挥棒。按原有办法考核GDP,我们这样的山区乡镇怎么干都不行,工作哪来积极性?搞了分类考核,工业发达的乡镇有事干,山区乡镇也有事干。”

如今,报福镇自我定位为“新农村建设和休闲旅游经济互相促进,打造旅居特色小城镇”,将精力放在了新农村建设和生态保护上。1000人不到的石岭村,推出度假、养生游,平时常住游客有500多人。洪家村在2002年之前,村里没有一平方米硬化路,房子破旧,还是附近有名的上访村。市里改变考核指标,村里获益最大:镇村一起花了两年半完成省级小康示范村建设,村规划了旅游点,种上了多种果树,发展休闲旅游。

水口乡的考核也是“考绿不考工”。“工作思路和方向完全变化,人力物力财力重点投向保护生态、发展旅游,生态旅游自然跟上了。去年评上全国环境优美乡,1万多人的小地方,游客来了75万。” 陈龙宁介绍说。

统计显示,湖州已经连续5年农民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有20个国家环境优美乡镇、38个省级生态乡镇、148个市级生态村,是浙江唯一下属县全部获得省级以上生态县称号的地级市。

民主之考

改变的不仅仅是考核内容。

为改革惯常考核体系中“不换届不考察、不提拔不考察”的弊端,湖州强化了“经常性考核”办法:班子考核有综合考核、好班子考核、班子回头看,干部个人有任前量化考核、届中综合考核、届末综合考核,再结合平时的民主生活会,每年的述职述廉、年度工作总结会,把一个笼统的“总印象分”分解为多项考核之和。

为使考核尽量全面,避免人为干扰,湖州市在考核中增加“民意调查”项目,让群众参评。小乡镇通常有几十人参加考评,多的有几百人。

湖州市在干部年底述职述廉时,报告提前张贴到村,让群众评议报告;述职述廉现场除了乡镇干部、村干部外,生产队长、普通群众都被邀请过来参评,干部现场陈述后再打分。“这样的规模,想‘做做工作,根本不可能。”李晓良说。

在湖州市,除了严格的考察程序外,还有“两圈”考察。

所谓“两圈”,指的是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三个方面。从生活作风、公众形象、社会公德等15项具体指标,按好、较好、一般、较差4个等次进行测评。

考察时,先在干部所居住社区张贴考察预告,向楼道邻居和知情群众发放测评表,组织部门深入街道社区,向社区干部、左邻右里调查走访,全面了解被考察对象8小时外的生活。至今已有73批、1892人次接受“两圈”考察,发现问题被谈话诫勉的干部78人,暂缓使用5人,取消任职资格4人。

协调发展

采访中,几乎每个官员都不讳言,虽然不考核GDP,但仍然求发展,而且照样讲速度。不过,孙文友也坦承:“在发展之初,确实需要付出速度的代价。”

2004年,考核指标转变后,湖州市长兴县曾痛下决心,整治矿山、水泥窑。结果是10亿元不到的财政,当年就少了2个亿。

“很多干部不理解县里的做法,他们问我,发展是硬道理,怎么能不要发展?”当时的长兴县县长、如今的县委书记刘国富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被整治的企业也不理解,256个耐火窑炉企业主联名写信质问刘国富:“不要发展要什么?哪有你这样的县长?”

“如果只看速度,有很多机会我们错失了。但如果钱是多的,水是脏的,空气是污染的,寿命是短的,老百姓不需要这样的发展。我们要探求的,就是又要速度,又要和谐的科学发展。”孙文友说。

协调发展也需探索前行。安吉一度遇到了左右矛盾的困惑:提出抓工业的口号,结果引进粗放项目后,付出了很大的环境成本;紧急刹车后,转向放弃工业搞环境保护,几年下来,又发现财政不足,就不能保证公共事业投入、城乡统筹投入,新矛盾照样尖锐……

直到2006年后,安吉确定一套新的发展思路:15个乡镇,确定其中具备条件的四五个乡镇发展工业,其余全部退出工业保护生态;坚持发展与生态环境相融合的产业,高规格配套园区建设,集约发展。现在确定的三类考核评价,不看经济总量,看最后结果。这个结果,体现在具体指标之下,也被称作“发展”。

报福镇党委书记顾建强对此深有体会:“环境建设好,生态好,没有经济实力,还是无法持续发展。县里的考核中,对自求发展部分有导向。”

陈龙宁说:“取消考核的项目,如工业性投入、规模工业产值、工业平台建设等指标,分值会平摊到生态保护、现代农业、旅游经济中去。这督促着我们在另一端加快脚步。”去年,水口乡财政增长速度达到28%,全年接待75万游客,带动了当地的三产和现代农业。

今年上半年,湖州的GDP、财政收入、工业增长速度都在14%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幅位居浙江省第一。同时湖州城乡协调发展水平为2.01∶1,强于浙江平均的2.45∶1。

(摘自2009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原标题为《“淡化”GDP,还考核什么——解读干部考核的“湖州样本”》 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