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雪

20世纪中国文学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跨入了现代性阶段。文学即人学，文学的存在方式最终取决于人的存在方式。五四新文学在高扬“人的解放”的大旗下摧毁旧的文学观念，开始了新的文学历程。五四时期，为了配合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先驱们以摧枯拉朽之势颠覆了旧的陈腐的文学观念，一种新的现代性的整体文学观应运而生，新的文学观念指导下的全新的文学创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将矛头直指“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应表现人生，表现现实社会生活，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和主观精神。周作人在此时代环境下敏锐的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他把新文学的内涵高度概括为“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文学摆脱了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的束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文学批评也进入了现代性阶段。

1918年12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新文学的主张。提倡新的文学，即“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明确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他的新文学观念以人道主义为核心，要写“人的文学”，要“立足于人间本位主义”，“讲人道，爱人类”，以此描绘社会“人生诸问题”。周作人所讲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已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就是要以个人为本位，充分肯定人自然本性和自身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而以这种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人的文学”也必然是呼唤人的发现和觉醒、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与独立尊严的文学。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认为新文学家的使命就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严肃认真地对待“人生诸问题”，真实地描写底层人们“非人的生活”。在《人的文学》发表之前，文学革命的先驱胡适和陈独秀分别于1917年1月和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提出文章“八事”，但对于文学具体的内容的阐述比较空泛。他指出文学“须言之有物”的“物”包括“情感”和“思想”两个方面，显然是否具有“情感”和“思想”不能成为区分新文学和旧文学的标准。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新文学的“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文章也是没有明确的回答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从内容上有力批评了旧文学的弊病，对于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比较重视，但对于这些口号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却缺乏具体的解释，对于关系到新文学的一些具体的理论建设和重要的问题缺乏具体的阐述。此后文学革命更多的关注的是文学的语言形式，在文学理论上缺乏及时的深入探讨和总结提高，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发表正是从文学思想内容方面对初期文学革命进行了具体阐述，确切而深刻地揭示了初期文学革命所提倡的新文学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基础。因此，陈独秀称赞《人的文学》“做得极好”。(注：陈独秀：1918年12月14日《致周作人书》)胡适则推重《人的文学》是一篇关于“人”的价值、尊严的“最平实最伟大的宣言”。(注：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继《人的文学》之后，周作人于1919年初又在《每周评论》第5期上发表《平民文学》一文，进一步深化了“人的文学”的内涵，提出用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广大民众生活的真实情状，忠实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的“平民文学”，才是“人道主义”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人的文学”。关于“人的文学”的内涵，周作人作出了详细的阐述之后，关于“人的文学”如何表现人和人生的问题，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进行深入辨析“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终极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有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周作人采取比较中庸的态度，既不主张实用的功利性文学，也不提倡完全不讲功利的纯文学，而是通过文学对人的影响实现文学的独特价值，从人的角度和文学的内在特质的角度谈文学，注重文学的内部规律性和文学性。周作人通过这样一些详细的阐述，全面完善了他的“人的文学”的文学观，全面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进程的步伐。

“人的文学”提出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文学以及文学批评从此进入了崭新的一页。封建旧文学最大的弊病是人的异化以及主体性的丧失，作者的心灵被封建思想意识牢牢禁锢，病态心理的作者叙写着病态的社会。“人的文学”之后，文学中人和人性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五四”时期作家的自由意志和个性精神闪耀着熠熠光彩，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意义得到充分肯定。二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两个最重要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即是受到了“人的文学”的影响。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即从“人的文学”的母体上生长而出。文学研究会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沈雁冰多次使用“人的文学”的口号，认为文学就是要真实的表现人生，他的人生文学即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郑振铎主张写“人间文学”，要求作家正视人间的困难和悲哀，创作充满人民血和泪的文学。他们一方面主张文学应反映生活的客观真实，另一方面则认为文学要写出主观感情的真实。他们以人生感悟为出发点，在理性的思索中，表达对人生要义的探寻。创造社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以自我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为重心抒写本色人生，他们无意于客观地摹写世界，而是在作品中真诚地述说着自我，同时也是在描述着生活。他们的自我表现的批评理论与“人的文学”一致，对个性的张扬和对审美的强调是“人的文学”的又一次展现。尽管以后的创造社强烈的反对个人主义，但是它在早期很好的继承了“人的文学”，推动了“人的文学”的发展，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提倡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境遇，也是对“人的文学”的延续。四十年代京派文学批评家沈从文等虽然主张文学的纯美性，但是他们尊重文学的创作个性，提倡表现美的人性，体现了“人的文学”的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提倡文学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文学是人学”等文学批评理论都不同程度上执行了一条融和人的文学精神的独特的批评路线，在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提出后，出现了大量描写人性表现人的主观情感的作品。作家茹志娟的短篇小说表现出浓浓的人情美，以清新俊逸的风格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高度评价，其中正是无产阶级文学与“人的文学”很好的结合的结果。文革结束后。新时期文学崛起人本主义的“主体论批评”，它与二十年代的“人的文学”遥相呼应，更证实“人的文学”是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文学批评之梦。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与“人的文学”紧密相连的。

尽管“人的文学”的提出者周作人后来的文学思想发生了转变，向着趣味主义的性灵文学的方向发展，但是“人的文学”这一观念本身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正是人的文学的发生，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区别于传统；也正是人的文学的发展，才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显示了它的创造性，从而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至于其他各派批评观点，均无以取代人的文学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标志，它们是对人的文学的不同阐释模式。”它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将会继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