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京　张佩佩

摘要：选取《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的四个中译本(分别由男、女译者所译)，从语言和内容两个层面探讨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探究女译者是否在语言使用、和翻译策略方面会体现出其女性身份。研究发JE：《喜福会》的女译者无论是在语言层面还是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都未凸显其女性身份，未对翻译过程进行女性主义干预。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意识；语言特征；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8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5-0168-03

一、问题的提出

谭恩美(Amy Tan)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之一。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就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喜福会》无论是在叙事结构、风格，还是写作技巧、主题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创作特点。该作品一出版就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而学者们的关注点多集中于其女性诗学方面。

然而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喜福会》翻译的研究。迄今，《喜福会》已经被译成了20多种文字，而中译本就有四个版本，其中两个版本译者为男性，另外两个版本虽由同一女译者所译，但重译版有较大调整。自20世纪70年代起，性别差异已经成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话题。然而在中国，语言和性别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关于译者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方面的研究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本文选取《喜福会》的四个中译本，从语言和内容两个层面探讨性别意识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女性译者是否在翻译过程中凸显出女性身份，是否对翻译过程进行了女性主义干预。

二、中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性别语言研究回顾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加拿大，“代表人物有巴巴拉·戈达尔德(Barbara Godard)，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和苏珊娜·德洛特比涅尔一阿伍德(Suzanne LotabiniereHarwood)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揭示了传统翻译研究将翻译女性化(feminized)和将翻译边缘化的过程”，而在翻译实践中“要求对文本进行女性主义创造”。西蒙(Simon)在1996年出版了专著《翻译中的性别》，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源于文化研究对翻译现象的关注”，其理论主张“与其说是翻译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策略或政治实践”。加拿大文学翻译家弗洛图(Hofow)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中的三种主要策略：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忠实观和父权论，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彻底颠覆”。中国学界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从2000年到2005年，先后有近一百位翻译研究者对女性主义视角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兴趣”，但研究多集中于理论译介、理论研究，对于女译者的翻译作品实践研究相对匮乏。

性别与语言一直是社会语言学家所关注的一个话题。Jesperson是最早研究语言性别差异的西方语言学家之一，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使用委婉语更多、诅咒语较少，语言使用比男性保守”。RobinLakoff总结了美国女性语言的主要特征。而对于语言性别差异的解释性理论被归纳为生物决定论、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等。国内对语言与性别差异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也已产生不少研究成果。早期研究主要体现于外语界对国外理论和研究的译介、综述，后来汉语界学者从社会语言学、心理学等角度研究了汉语中性别语言的差异及其表现形式等。前人对性别语言表现形式的研究可以归纳如下：国外研究结果表明“词汇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喜欢使用情态词语、特殊的色彩词、强势语、委婉语等；句法上，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使用反义疑问句、强调结构等”。而国内的研究也基本上印证了国外的研究。

三、《喜福会》男、女译者的语言特征

根据前人研究总结出的汉语性别语言特征，笔者主要从词汇使用方面来分析《喜福会》男、女译者的语言特征，分析包括非确定词、句末语气词、感叹词、强势语和颜色词的使用，见表1。表1《喜福会》男女译者使用各类词汇次数汇总表

从表1中可以看出，女译者的译本除在强势语使用上与以往研究结果吻合外，其他词类的使用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女性语言特征，在使用次数上反而略少于男性译者。

四、《喜福会》男、女译者的翻译策略研究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倡导者提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干预，要求译者对文本借助增补(supple.meming)、加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以及劫持(hijacking)等手段进行女性主义“重写”。《喜福会》的女译者是否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女性主义干预呢?笔者首先对《喜福会》四个译本中所有脚注进行了统计，发现女译者的两个译本中共出现脚注18次，平均值为9，而男译者译本中仅出现3次，平均值为1.5(有一个译本没有出现脚注)。从数量上看，女译者更重视通过加脚注来向读者传达信息，但内容上是否体现了女性主义“重写”呢?笔者仔细阅读了所有的脚注后发现，无论是男译者还是女译者，他们使用脚注的主要目的是解释原文中的某些词义，其中包括保留在译文中的一些英文单词的意思。可以看出女译者并没有利用加脚注来体现女性主义干预。

既然《喜福会》被公认为是一部具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文中难免会涉及女性话题和女性视角，如果译者有强烈的性别意识，自然会充分利用各种翻译策略来表达自己的女性立场和观点。作者从《喜福会》中选取一个例子，通过对比分析男女译者的翻译策略来观察女译者在处理涉及女性话题或视角的语句中是否凸显了其女性身份。

原文：“For woman i8 yin，”she cried sadly，“thedarkness within.where untempered passions He.Andmanis yang，bright truth lighting Our minds.”(p.82)

译文1：“女人是阴，”她痛苦地说，“她注定只能冷却自己的热情，就像阴影一样，没有光彩。男人是阳，夺目耀眼，女人只有借着男人，才有光彩。”(女译1 p.65)

译文2：“因为女人是阴，”她悲戚地哭诉，“在其阴暗的内心深处包藏着无可控制的热情。男人是阳，是照耀我们思想的光辉真理。”(男译1 p.70)

译文3：她伤心地哭诉着：“女人属阴，心底黑如墨，隐藏私欲无穷多。男人属阳，心似一团火，照亮正道通银河。”(男译2 p.64)

这是母亲Ying－ying回忆她儿时在中国过中秋节看到的一场戏。例子中的女主角为神话传说中的

女性形象“嫦娥”。在女性译者的译本中，原文中并没有出现的部分“女人只有借着男人，才有光彩”被加入到译文的最后，女性译者似乎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了“增补”，但细读一下就不难发现“增补”的结果并非提升了女性的地位，反而强调和加强了女性在社会中较之男性的从属和依赖地位。当然，在这个例子中，男译者选用的“阴暗”、“黑如墨”、“隐藏”等贬义词语也反映出男译者将女性放在其对立面的视角。可以看出《喜福会》的女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与男译者有差异，但并非是女译者有意识地对翻译过程进行女性主义干预的结果。

五、结论

本研究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喜福会》的女译者并没有在译作里突出自己的女性身份，在语言形式层面避免使用女性化的语言，对翻译过程也没有有意识进行女性主义干预，亦即女译者的女性意识并不强烈，尽管女译者的策略选择与男译者确实存在着一定差异。

其实，这样的研究结果也不令人意外。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家苏珊娜(Susanne)曾经说过：“你在屋子里可以听到四种语言：英语、法语、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可有时，一接触书面文字，你就会感到悲痛”。她的这番话道出了一个事实：在口语表达中的许多女性语言特征在书面语中都消失了，消失在了男权制的话语体系中。那么，在由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界，女性译者在语言表达上力求中性化甚至男性化也就很自然了。其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规模较小，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独立于革命之外的，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诞生于革命中，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的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思想在提升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去性别化”的作用。再有，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绝大多数译者“是很少会在语言上实行大胆的政治改革的”。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给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性别意识在翻译中的作用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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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卫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