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荣　黄旌芮　蔡晓薇　等

晓薇阎小雨

摘要：选取福建省安溪县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这一农村民间组织，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查，从自组织视角剖析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在成功培育农民自组织能力方面的经验启示，以期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新农村建设这一宏伟蓝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民间组织；农民自组织能力；农民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5-0070-04

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上，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术界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而农民自组织指的是农民建立在自愿原则和非正式性规范的基础上，以自发形成的农村民间组织和机构为载体，通过组织机制与功能的不断优化，进而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过程与状态。由此可见，农民自组织正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根本所在。因此本文选取农民自组织视角，以福建省首家农业合作社——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为例，分析其在成长过程中培育农民自组织能力的成功机制，以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一、个案背景

珍田村位于福建安溪县长坑乡西南部，全村260户1 130人，山地面积247公顷，茶园面积67.2公顷。茶叶产业是珍田村的传统产业。合作社成立前，该村延续着改革后的分户经营管理方式。但是进入新时期后，珍田村茶产业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首先，随着税费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珍田村茶农生产需要的社会化服务得不到财政支持，极大地制约了当地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其次，由于茶农不了解科学施肥用药的方法，茶叶“农残”超标无法在市场出售。近年来，安溪铁观音茶叶声名鹊起，安溪县大部分村庄的农民已经尝到了增收的甜头，珍田村的农户却还苦苦挣扎在高成本费用、低生产收益的泥潭里。

二、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自组织能力的培育

(一)农民自组织能力的萌芽——激活潜在权威。整合农民力量

珍田村的产茶能人苏兴茂，从事茶叶生产40多年，担任安溪县茶叶协会副会长、中国茶都职业技能鉴定站站长。这些经历让他拥有了丰富的茶叶生产经验，并在茶叶行业有着广泛的人脉网络。考虑到目前珍田村茶业发展现状，苏兴茂决定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建立合作社，将当地村民组织起来，解决面临的“农残”问题。

他首先把村里种茶种得最好的五个人召集起来，这些产茶大户，在珍田村具有一定的权威，掌握了当地的话语资源，是当地的潜在权威。他们利用自身的威信拉动村中的产茶户共同筹划组建合作社。能人和权威的联合，解决了合作社成立之初号召力不足和行动能力低的问题。

由此可见，合作社在宣传和吸纳人员加入方面，依托的是能人在村中的威望和村民对其的信任感。林南认为，信任网络需要相关主体经过多次反复的交往才可建立；然而，这经常化的交往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村中能人作为一种社会的权威资源，具有将公众迅速凝聚的实力，节省了合作社成立的初始成本。

(二)农民自组织能力的成长

1.建立民主机制，实现共同管理在确定农药统一喷洒后，合作社号召每位组长召开组内会议，广泛收集了茶农们关于切实解决“农残”的意见和想法；接着理事会、监事会以及八位组长根据茶农的提议，将建议归类整理，制定了几个备选方案。然后，合作社召开了临时社员大会。茶农们经过一番探讨，对其进行投票表决，确定了“农残”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由于“农残”问题直接关系到每个茶农的切身利益，而合作社为茶农们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共同解决公共事务的平台，激发了茶农们的参与热情。在这样的平等对话中，茶农们通过充分表达和协商不断明确彼此的共同利益。通过这种横向的互动对话，可以增强信任联系，加强彼此间横向互动的社会网络，通过共同商量以寻求共同利益、达成协议、协调行为并促进合作；而行政性组织构建起来的“庇护一附庸”关系，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相比之下，珍田合作社通过民主协商，建立起跨越社会层级的横向沟通网络，形成了更为广阔的合作。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茶农们通过横向的互惠行为与合作，不再仅仅追求自身的利益偏好，更是追求“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即在更广泛的公共需要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是更广大的共同利益。

就这样，根据社员大会的决议，合作社组织人员对社员的茶园面积、品种、各季产量、种植时间、地点、种植茶叶的用水、用药情况等进行逐户登记造册。根据汇总的情况，合作社选定了一家资质好的农药批发商。接着，由社长和几位产茶大户出面，用低于市价的价格为合作社的茶农统一购买了优质农药。

从统一喷洒到统一配送，合作社经历了由能人引导向民主管理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农民的决策参与意识和组织能力的提升，农药残余问题也得到有效控制。如今，合作社成员生产出来的茶叶经过检测，DDT农药残留仅为O.01，远远低于国家标准0.2。同时，因为茶农的用药次数减少了5—6次，茶农的生产成本明显降低，茶农每年的用药成本较成立之前减少了十几万元。合作社基本解决了困扰珍田村多年的“农药残留”问题，为农户节省了大量的生产成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所以它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和支持。许多当地的茶商、茶企业也纷纷自发地加入合作社组织中来。

2.规范监督实施，形成内部约束加入的合作社成员共同协商并起草了安溪县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章程，设定了“入社自愿，出社自由，民主管理，共谋发展”的原则，并根据此原则规定了社员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依据章程，合作社每年召开一次社员大会，社员大会以议事恳谈的形式让成员参与决策商讨，并通过匿名投票的方式对重大事务进行表决。第二届理事会成员就是通过社员大会选举产生的。社员大会的决议是理事层行动的纲领；理事会统筹合作社的日常管理和运作；监事会成员由合作社的部分普通成员担任，对理事会的工作进行监督。随着成员不断增加，合作社在章程中增设一条考核的标准，即定期对每位社员的茶园进行农残审核，并对农残超标者进行严肃的处罚。这项章程为后期合作社的运作奠定了基石。

可以说，合作社是在没有外部强制性力量干涉的情况下成立的。它通过“能人”牵头，依靠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的规范约束逐步实现了农民的自主管理，这成为合作社有序发展的有力保障。

(三)农民自组织能力的提升——打造市场品牌。提升议价能力

在经历了初期的资源整合和内部运作后，合作社成功地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农药残留问题，博得了当地茶农的信任和支持，同时通过举办竞技活动强化了茶农的内部竞争意识。然而，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及系统内多元目标的衍生，需要自组织能力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在脱离“治理真空”走向协同有

序的发展过程中，农村民间组织“以服务为生长土壤，目标双向，即对内服务，对外经营，二者间以利润返来沟通”的特征在农民自组织能力的提升中得到了凸显。合作社进一步提高农民与外界沟通和对话的地位，以应对新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合作社通过打造“安珍”品牌，设立茶叶直销专柜，提高了农民与外界对话的能力。合作社成员在北京、重庆、陕西、海南、上海、福建的泉州和龙岩及中国茶都安溪等地设立了30个“安珍”牌茶叶产品直销专柜。品牌的建立将农民的利益与合作社的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于是，村民们形成了“合作社发展得好，我们的茶就卖得好”的意识。基于这样的集体意识，分散的农民逐渐组织起来，凝聚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整体，开始以统一的声音对外争取集体的共同利益。

2006年底，珍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较四年前翻了一番，2007、2008年皆呈稳定增长态势。尝到了增收甜头的茶农们开始扩大茶叶的种植规模，以实现规模经营。为了配合茶叶的增产，合作社引导有实力的茶商回乡办厂。经过短短两年时间，珍田村就建设起了三家茶叶加工厂。三个厂把珍田村的富余劳动力吸收进来，通过茶叶的加工、包装和品牌经营，将当地的茶业逐步引向生产、加工、销售的专业化生产模式。

合作社的成立将原本分散的茶农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力量，通过自我组织将茶农与市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为茶农提供了表达利益的平台。而合作社统一品牌的创立和茶厂的开设，更是凝聚和整合了农民的力量，改变了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被动”地位，增强了其在交易过程中与外界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对话权”，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主体性利益。

三、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农民自组织的核心内容是农民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或实现某一目标而自发组织起来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与状态。但是长期以来，单一的行政化治理使得这种组织形式的发展受到阻碍。作为福建首家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珍田茶业专业合作社率先把培育农民自组织能力的理念引入当地的建设和发展中，实现了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良性运作，其运作经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总结为以下四点：

(一)善用能人权威资源，实现农民自主发展

一般而言，组织在成立之时需要大量的初始成本投入(比如组织通过健全的设施和足够的资金等)才能使成员对组织产生信任。但是，珍田合作社是由村中能人凭借自身威望，通过赢取茶农的信任成立起来的，并没有花费过多的成本。这种建立在能人威望和信任基础上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合作社成立时投入的初始成本。同时，与珍田村情况相似，我国偏远地区农村外部资源稀缺，仅依靠农村内部的同质性资源难以实现长远发展，因此必须适时，引入农村外部社会资源，促进内外部资源的有效沟通，实现农村的社会进步，而农村中的能人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掌握了丰富的外部资源。由此可见，能人权威应该善于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将外部的经济、技术和智力资源引进农村内部，从而促进组织的内源性发展。

(二)确立民主协商机制，赋予农民参与的权利

珍田合作社先以“能人”牵头带动农民的决策参与，之后通过社员大会的表决决定合作社的各项重大事务，这样的形式使合作社的社员由最初的被动参与转变为积极的主动参与。通过民主协商机制的建立和民主管理的实践，合作社逐渐培养起了农民的决策参与意识，并充分调动了农民投入农村事业建设的热情。

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民间组织应该给予农民公共参与的机会，以促进利益充分表达，让农民享有平等的参与对话权利，只有民主协商的对话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让每一位农民都能够积极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使最终制定的公共决策真正反映农民的切实利益。此外，应以制度的形式将农民平等协商参与决策的权利确定下来，使农民的参与不再是一种象征性的、置身事外的参与，而是一种实质性的、与利益相关的参与。这不仅使农民有了参与的机会，更激发了农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热情。

(三)制定组织运作章程。规范农民权利义务

珍田合作社通过制定合作社的章程和规范，规定了成员在合作社中应履行的义务和应享有的权利，对违反合作社章程的事件进行严格的处理，使章程真正成为了成员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标准。首先，确立统一的组织宗旨和目标，制定统一的行为规范确定组织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防止因为缺乏组织规范造成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组织的运作章程中，必须明确组织管理机制之间的内部控制体系，明晰管理者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分权机制、监督机制在内的综合制衡机制，防止内部权力的滥用和组织性质的变异。所以，只有将组织规范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才能使组织的运作章程在实际执行中得以有效的贯彻和施行，在组织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的不断明晰中，加强成员间的合作和利益共享，使组织实现有序的良性发展。

(四)加强农民利益整合，提升组织博弈能力

农民的组织性不仅表现在农村事业的建设中，还表现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互动博弈中。虽然，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利益表达上却呈现出个体化、分散化的特征，在与其他高度组织化的群体的博弈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表达效果缺乏应有的力度。农村民间组织只有基于农民共同的利益，表达农民公共的利益诉求，才能更好地维护农民的权益。珍田合作社通过“安珍”品牌的打造，将茶农与市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原本分户经营的农民整合起来，对外进行“议价谈判”，这提高了他们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与地位，从而最大程度地争取自身的利益。所以，要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而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诸多途径中，依托于农民的自身力量和资源，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组织，代表农民同其他利益主体进行谈判，是最能体现农民自身主导作用和创造性的一种组织化形式。

(五)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确保组织稳健发展

首先，在大力发展农村民间组织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加快职能转变，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引导者，承担起支持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为宗旨，坚持“引导不领导、推动不强迫、扶持不干预”的基本准则。其次，政府应对农村民间组织在生产、加工、流通，以及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等方面加强财政的扶持力度，采取积极措施推动资金下乡，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和政策优惠。尤其要支持农民中的能人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带动农民调动自身资源积极发展农村经济，为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和政策环境，以促进农村民间组织的自组织能力的发挥。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自始至终是农民，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如果没有以农民为主体、体现农民意志和利益的农村民间组织，建设新农村就缺乏真正的行动主体，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就难以得到真正的实施。珍田村农民在能人带动下率先成立了福建省首家农业合作社，在这个合作社中，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农民的主体地位，其良好的发展和运作为珍田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对构建农村民间组织和培育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强彬.乡村“能人”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J].经济体制改革,2006，(5)：90.

[2]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7.

[3]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205.

[4]TOCQUEVILLE A D.Democmey in America[M].ed.J.P.Mayer，trails.George Lawrence(Garden City，N.Y：Anchor Books，1969)：525-528.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自组织的成长与约束[J].管理世界，1994，(6)：24.

[6]赵泉民.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农民组织化的基点[J].理论学刊,2005，(7)：76.

[责任编辑卫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