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钦峰

1863年春,李鸿章率领淮军攻打苏州。太平军主帅谭绍光主持苏州防务,他对天国忠心耿耿,督军死战,但是太平军内部不和,谭绍光与部下郜云官等将领貌合神离。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果断采取了“剿抚并用”的策略,一面派兵猛攻苏州城,同时又让手下大将程学启前去劝降,试图分化瓦解。

程学启原是太平军降将,李鸿章派他出面劝降,再合适不过。在阳澄湖的一条小船上,程学启秘密会见了苏州守将郜云官。郜云官见太平军大势已去,早已萌生投降之意,程学启马上趁热打铁,向郜云官转达了李鸿章的承诺,只要他肯斩杀主帅谭绍光,献出苏州城,朝廷将封他为二品武官,决不食言。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协议既已达成,本来各自履约就行了,可是郜云官仍然心存疑虑,万一自己投降之后,李鸿章不兑现承诺怎么办?这可是脑袋搬家的事,丝毫马虎不得,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在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过程中,“诈降”与“杀降”屡见不鲜,这年头谁都靠不住。思来想去,郜云官提出了最后一个条件,必须由英国人戈登出面作保,否则免谈。戈登虽是英国人,但在这场战争中并非中立派,而是李鸿章的亲密战友。戈登刚到上海就接管了“洋枪队”,后改名为“常胜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当时,在围攻苏州的大军中,就有戈登率领的“常胜军”。郜云官对此也清楚,他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更相信英国人的信用。李鸿章答应了郜云官的条件,由戈登当面作证,双方折箭为誓,相约起事。同样是敌人,郜云官只相信外国的敌人,却信不过中国的敌人,的确有点黑色幽默。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郜云官的担心并非多余,而戈登也确实对得起他的信任。

几天后,郜云官等八将依计行事,刺杀了主帅谭绍光,打开城门迎淮军入城。郜云官虽已投降,却没有立即解散旧部,而是向李鸿章提出请求,将自己的部队完整地编入淮军。这让李鸿章起了疑心,杀机顿起,先前的承诺早已抛到脑后。当晚,李鸿章先将戈登支开,然后传令宴请郜云官等八位降将,说要论功行赏,以示庆贺。八位降将深信不疑,兴高采烈地前来赴宴领赏,哪知刀斧手早已埋伏帐下,结果毫无意外,八颗人头当场落地!

李鸿章略施小计,兵不血刃拿下苏州,又成功诛杀了八名“贼首”,自以为做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但他忽视了另一个后患,那就是当初谈判的证人——英国人戈登。戈登很快知道了真相,竟然抱着郜云官的首级当场痛哭。因为事先约定投降条件时,戈登是证人,现在李鸿章言而无信,等于让戈登也背上了失信的恶名。戈登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怒不可遏,马上拿起左轮手枪,在苏州城内四处寻找李鸿章,要与他决斗:李鸿章万没料到,洋人把信誉看得比命还重要,反应竟会如此激烈。他自知理亏,只好躲起来,避而不见。

戈登却不依不饶,又向各方写信,揭露李鸿章的杀降丑闻。他还向清政府建议,立即将李鸿章撤职查办,并将苏州城交还太平军。在戈登的影响下,事情越闹越大,列强甚至签署了一份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并警告说,此事可能使列强不再帮助清政府。好在清政府这次坚定支持李鸿章,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无不妥,李鸿章才免去一场大祸。在清政府看来,洋人的死脑筋简直不可理喻,但又得罪不起,只好想方设法打圆场。李鸿章为平息事态,首先厚葬了被杀的太平军将领,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说苏州杀降是清政府的决定,与戈登无关。然后,他又拨出白银7万两重赏“常胜军”,另拨1万两单独奖给戈登,但戈登拒不接受。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需要指出的是,戈登其实是个强盗。此人不仅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早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大肆烧杀抢掠,在圆明园冲天的火光中,就有戈登的身影。戈登之所以愤怒,不见得是为了主持什么正义,更非同情太平军将士,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想为自己正名。因为在他看来,信用是立身之本,言而无信的人走到哪儿都混不下去。

戈登与李鸿章的冲突,应该说是当时中西观念的冲突。西方人大多只认死理,笃信契约精神,言出必行;而国人历来崇尚谋略,凡事都可灵活变通,兵不厌诈。曾国藩曾问李鸿章,今后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答,我只与他们打痞子腔。李鸿章以为有了洋枪洋炮就能抵抗列强,可惜屡战屡败,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竟不堪一击。也许他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到底输在哪儿。

但愿戈登的愤怒,不要成为我们的愤怒。

(本文转自《领导文萃》2009年第8期上半月)

[责任编辑:李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