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慧娟　施久铭

[编者按]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俨然就是一种历史顽疾。早在2004年7月,教育部专门为此发出了《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之后,每年的教育部工作要点中都可以找到“减负”的字眼。即便如此,学生的实际课业负担依然沉重。“减负”为何如此艰难?值得深思的是,现有过重课业负担中,有没有教育的责任?在这一历史顽疾的治理中,大家是否已被惯性思维裹足不前?教育能否有新的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的做法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思考。

一

“减负”,无非两个办法,一个,掐时间,比如放学清场、按时下课、控制作业量、禁止补课等;一个,宽心理,譬如,广泛开展各种兴趣小组活动以及心理辅导,严禁考试排名,严禁举办快慢班,等等。

但是,上城区有自己独特的思路。这条思路,还曾掀起轩然大波。

事情是这样的。2008年10月,一篇赫然写着“减轻学生第三种负担”的报道,在《浙江教育信息报》显著位置刊出。文章的“主角”是上城区建兰中学。

“第三种负担”?真是闻所未闻啊,各种议论冒了出来。有人毫不客气地质疑:“两种负担(指物理负担和心理负担)我们老百姓还没弄清楚,你们怎么又来了个第三种负担?”还有人干脆认为,纯属新闻炒作。

上城区教育局局长蒋莉对此付之一笑。“第三种负担,就是学生在学习新知的第一时间产生的负担。进一步说,是由不适合学生的教学方式产生的。”蒋莉是学心理学出身的,又在学校摸爬滚打了十几年,她坚定地认为,这才是“过”重负担的来源。

但凡当过老师的,对此其实并不难理解。譬如,作文应该是小学语文学习中最复杂、最头疼的一个内容了。如果老师能够在课堂上设计好的活动,给孩子进行思路点拨,让他们获得表达的冲动,那么,孩子们就能在两节课上非常兴奋地写下来。最怕的是,直到离开学校,他都想不起来要写什么,回家才痛苦呢,或许几个小时都完不成。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仔细想想,“重负”的一大部分就来自“炒回锅饭”。课堂教学效益低下,课后只好以“量”来弥补。蒋莉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知识点可以出现在17张试卷上。学生课业负担能轻得了吗?

面对争议,蒋莉心里并不慌。原来,他们此前专门召开了“第三种负担”论证会。省里、市里的权威教育教学专家,畅所欲言,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但是,至少有两个人的观点让它站住了脚:

浙江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教授刘力说:“在心理学中,存在对第一的事物的‘印刻现象。人类对任何堪称第一的事物都具有天生的兴趣并有着极强的记忆能力。如果学生能在学习新知的第一时间轻松掌握了需要掌握的知识,那就很容易一步到位,印象深刻,否则就会带给学生本不该有的课外负担。”

王健敏,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研究所所长。她经过仔细研究和思考,兴奋地认为:“减负减负,看起来是减学生的课业负担,但课业负担这个东西很难去改变。所以我们只能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在这个学习结构中,学习方式是最关键的要素。对学习方式的突破,其实是在间接调控学生的学习情绪和学生的学习认知量。”她形象地把学习方式比喻成“消化能力”。学习机制存在问题,学生就会“消化不良”,长此以往,就会“积食”,丧失胃口,自然也就不堪重负了。

“其实,要不要叫‘第三种负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思路:教师一定要在教学的第一时间解决学生负担。”蒋莉实话实说。

在学术视野之外,她还看到了两种“额外”的价值:

“它非常清晰地建立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老师的一种责任。以往总说,社会大趋势不改我有什么办法,高考指挥棒不改我能怎么样,家长的观念不改我老师也没辙,推得一干二净。这个口号则明确了,你作为教育工作者,你的责任在于把每节课都上好。第二个概念是,减轻过重课业负担,重在教学设计、教学研究。”

蒋莉的理论,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空想,她手里就有一个“活标本”——建兰中学。

这所1995年才创建的学校,如今算得上上城乃至杭州最好的初中。好在什么地方呢?不光是升学率100%,优质高中录取率80%。与其他“好”学校比,作业量最少,下午5点准时放学,节假日不补课,学生幸福度达到80%。说是“轻负高质”,一点也不过分。2008年,建兰中学成了杭州市“最难进”的学校(指摇号录取比例最低)。

要说秘诀,没别的,就是这十多年来,该校死盯着做了一件事——关注课堂教学的时效性。

“抓住了课堂,就抓住了教育的生产力,也就有了‘减负的真底气。”说这话的时候,蒋莉的声调突然提高了许多,仿佛已经握住了教育的胜券。

二

课堂教学是复杂的。一个教师一个样,一个学科一个样。学生在学习知识的第一时间,会产生什么负担呢?是怎么产生的?教学方式到底应该怎么改革?

新课程提出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减负”是不是照这个模式做一做就行了,还不尽然。在上城区看来,由“减负”引发的“课堂革命”比这个范围大得多。他们从2003年就开始有意识地加大了对课堂教学效率的研究。这次,一个“第三种负担”,像是做豆腐的盐卤,把五六年来沉淀下来的课堂“减负”经验整个给“析”了出来。归结到一点,就是教与学关系的沟通,教必须与学合拍。用建兰中学校长袁明元的话来说,这里面讲究的是教育学和心理学这样的科学。用王健敏的话说,就是让课堂教学变得精致。从哪些地方去合这个拍?建兰中学创始人、老校长龚金根深有感触:无非是思维和情感。

还是“坐”到课堂里来看看,他们都“析”出了哪些具体的减负高招吧。

1.精神状态是学习之“门”

就要期中考试了,进教室前,孔晓玲老师已经想好了,今天开始语文的第一节复习课。按照程序,先是课代表报告交上次作业的情况。又有几个学生没完成。孔老师心里一阵不快,得“教育教育”学生了。于是请每一个没有交作业的同学说明原因,大家再讨论讨论解决办法。过了两分钟,门口跑来几个满头大汗的学生,一看就知道是因为贪玩迟到了。孔老师气不打一处来,真想发火,但最终还是压了下来,批评了两句,开始上课。5分钟过去了。

老师憋着一股劲,学生心里都很清楚。大家低着头,谁也不敢吱声,时不时窥视一下,老师的脸有没有阴转晴,或者互相使个眼色,偷偷找乐子。在弥漫着硝烟的教室里,学生的注意力不是飞走了,就是收缩了,哪里还品得到语文课的味道啊。郁郁寡欢中,一节课终于结束了。这样的场景,对教师和当过学生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哪个老师不需要整顿整顿学纪呢?

不过,孔老师接着在另一个程度差不多的班上了同一节课。她取消了课始的这个“检查”环节,自然也就没有了“惩罚”的基调。在活跃的气氛中,学习目标被凸显。课后,她比较了两次课的课后作业情况,优秀人数:第一节课,29人;第二节课,43人。

习以为常的教学习惯,居然对课堂效果有这么大的影响。孔老师自己也吓了一大跳,从此开始关注细节,尤其是与学生情绪有关的细节。情绪与认知就存在这样奇妙的关系。《学习的革命》一书说得好:“学习之‘门必须打开,否则真正的学习无法发生。而那‘门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学习的‘门卫。”

建兰中学把它写进了“减负”策略,但是没有用“情绪”二字,而是用了一个更大的概念:精神状态。因为在他们看来,学习的“门卫”还包括一些别的内容,比如安全感。课堂还能有什么不安全?当然有。每个班都会有那么一些学生,他们既不优秀,也从不出格,实在引不起老师的注意,心理却十分敏感。

安全感是人的第一需要。很难想象,一个时刻处于恐惧状态的人,怎么谈得上思考如何列方程、如何证明三角形相似?这就好比一个饥饿难耐的人,你不给他面包,非要给他漂亮衣服一样。后果不用说,功课肯定是越落越多,学习是越学越累,最后陷入恶性循环。

2.教师对课要有结构化思维

课堂学习中,最大的负担来自“认知”负担。这一负担不仅是显性的,而且对学生的身心都具有超强的辐射力,几乎主导了学生的学校幸福感。

而在认知发展中,标志性的指标是思维品质。数学、物理、化学、科学等“理科”科目自不必说,即便语文、历史这样的社会性科目,最终决定水平高下的,也还是思维。所以,关注学生的思维品质,成为上城区课堂“减负”的一个关键点。

怎么提高思维发展的有效性?这里面大有学问。上城区一个吸引眼球的提法,就是老师上课要有“结构化思维”。这个结构不单是学科的内在结构,也是教学的结构,换句话说,要把学科结构与学生的思维结构整合起来,成为一堂有结构的课。

还是来看个例子吧。比如教学“物体的沉浮”(小学科学课)时,必然涉及实验,做实验,就得有材料。别小看了这个材料,它的结构,会直接影响学生的思维。

从科学课程的角度,大的泡沫塑料和小的回形针、重的铁块和轻的木块,都是一组有结构的材料。一般教师喜欢用它们“直奔”主题,学生一眼就能看出,影响沉浮的因素是大小和轻重。

可是,崇文实验学校的李家绪老师另有想法。那样做,看起来是“效率”高,但学生的思维并没有得到历练,反而被这种单一的材料给限制住了。真要换上个稍微复杂的情境,很可能就傻眼了。

他对材料进行了改造,把它们换成:大小、轻重不一的泡沫塑料、胡萝卜、螺帽、橡皮、回形针、蜡烛、纽扣、牙签。这组材料当然具有“科学”课学科上的特征,不同的是,融人了学生真实的认知状态。这时候,学生看到的就不只是轻重、大小了,还有材质、是否空心,由此引发开去,学生想到的因素就更多了。他们不得不做更多的思考、比较和判断,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一下子打开了。再抵达“轻重和大小”这个结论时,已是自身“阅历”的结果了,思维水平大不一样。

在建兰中学,结构化思维体现得淋漓尽致。随便举个例子,教学“机械运动”里的“参照物与相对运动”时,陈红老师就设计了一个情境——播放录像片段:两列火车的窗口面对面,学生能直观地看到对面的火车向后(向右)运动。然后请学生讨论:假如我们坐在火车上,对面那辆火车是否开动了?只这一个讨论,就把“判断物体的运动情况时需要选定参照物;物体的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描述物体运动还是静止,与所选择的参照物有关;参照物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等若干重要的物理规律,都有机地整合进去了。学生的思维是开放的,又是聚焦的。这样去教学,效率能不高吗?认知负担在这个坐标系里,只能取最小值。

3.课后的力气课前去花

第三种负担”在清泰实验学校(以下简称“清泰”),完全是另一种诠释。

“学生的基础实在是太差了。”科学教研组组长姚国鹰感叹道,“上课,孩子们也不闹腾。可是,听着听着就犯傻。问他们有没有问题,都说没有。随便考他们一个,哪怕是刚刚讲过的,都不知道。”这种状态,哪里还能谈得上效率?

清泰的孩子,50%来自外来务工人员家庭,50%来自本地社会最底层家庭。别的学校的学生回到家,是家长陪着做作业。清泰的学生,回到家得帮家里干活。姚国鹰清楚地记得:“一次,我批评一个学生,为什么不做作业,他就眼泪哗哗地流,一边哭一边说,昨天妈妈让我照顾小弟弟,我两点才睡觉。”

这样的基础,这样的家庭,学生的学业似乎已经无可救药了。学习负担无穷大的时候,和负担为零没什么区别。教育还能做什么呢

姚国鹰率先在科学学科扛起了改革的大旗。她仔细分析了一番,问题出在学生上课听不懂,自然也就没有兴趣。课上都没兴趣,还能指望课后自己去学?家里又缺少学习的氛围,一回家,心早野了。再说了,这些孩子学习习惯很差,也没有自学的能力。

作为教师,只能在课堂教学上做文章。怎么让学生听懂呢?

受东庐中学的启发,姚国鹰想了个办法:每次上课头一天发给学生一份导学稿,把第二天要讲的内容、学过的有关知识、课堂作业、课后作业等按照上课流程,以填空、选择、问答题等形式全部编进去,让学生提前做完,一般只要15分钟。上课前,把它们都收上来,迅速浏览一遍,这样一来,到底哪些知识学生是可以自己看懂的,哪些问题是有困难的,哪些能力上有缺陷,一清二楚。上课的时候,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学习的难点上,从容地给他们搭梯子。说白了,就是把课堂教学的时间用在刀刃上。

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怎么能让学生完成你的导学稿呢?他们回家是做不了作业的。

清泰放学早,姚国鹰想,这教室的环境,比他们家里的环境强多了,不如建议他们在学校写完作业再回去。不少学生都非常愿意留下来,回家可能一个小时都做不完的作业,这里十几分钟就收工了。哪天要回家早了,学生们还会问老师,今天怎么没作业啊?

因为有了“有目的的预习”的基础,大部分学生都有兴趣听课了。有的时候,姚国鹰干脆让学生自己站到讲台上来讲,或者让他们自己设计实验,大家的兴致就更浓了。以前的课后作业,因为提前做了,也往往一并在课上集体订正,下了课,学生不再有作业。课后的力气课前花,效果大不一样。

三

课堂“减负”其实很难。过重的课业负担有一个强大的保护伞:应试。“为了考好”成了老师和学生加班加点的理由。更何况,课堂教学专业性强,一般人是不好议论的。

蒋莉自己在学校呆过,知道教育圈里有一种可怕的惯性思维:课上没有教好、学好,可以课后补。潜在的观念就是:质的损失,可以用量来弥补。扭转这种惯性,得靠刚性制度。

蒋莉为此定了个“减负”方针:“减”字当头,“立”在其中。“减”什么?减时间,减作业量。教育局明令禁止节假日补课和拖堂,严格控制作业量;从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出发,禁止考试排名、举办快慢班等,“逼”着教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益。

“升学竞争激烈的杭城,大家都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把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上,你上城敢这么减,非得减出问题来不可。”有人这么告诫蒋莉。

“所以,要‘立,立在课堂上,立在教与学的活动中,立在学生学习的第一时间里,立在教师的教学底气上。”蒋莉把脑子动在了教育局的“智囊”机构上。

2007年,教育局对上城区教师进修学校进行了机构改革,把校名改为“上城区教育学院”,将原来的教研室拆成了学科研究部和教学评价部两个部门。这就从机制上铲除了原先教研室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弊端,强化了每个部门的职能。

学科研究部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区域“减负”提供专业制度的支持。

上城区有30所中小学。实事求是地说,在“减负增效”方面,各校是参差不齐的。有的学校,学生负担比较重,学业成绩还不好;有的学校,虽然成绩比较好,可是付出了很大的时间代价。“新课程实施了好几年,过去的一些理念和教学行为被推翻,可是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教学效率大受影响。”分管教学的副局长周常生,一有空就往学校跑,他认定了重建教学规范对日常教学效率的重要性。

教学规范,是个专业性比较强的制度,又是针对教学这门行为艺术的框框,不能靠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也不能靠查资料查出来,而只能在实际教学中研究、提炼出来。

2008年3月,学科研究部特意组织了有关新课程绩效与问题的大规模调研。108员“干将”,花了两个月,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了解教师基本教学素养;另一件,深入课堂随堂听课,并与教师座谈,了解备课、听课学习、辅导、作业等情况。单是课就听了2 681节。事后总结时,获得案例128个,各种学科报告27万字。整个上城区的课堂教学被翻了个底朝天。

调研的结果,问题发现了不少,经验也跟着冒了出来。

像天长小学、崇文实验学校,老师的备课计划里,第一部分写的不是这学期教什么,而是研究什么,然后再确定这学期教什么。研究意识先行,明显高人一筹。学科研究部写规范的时候,把这一点也吸纳进去了。在饮马井巷小学,教师们在备课时,对学生的分析不是笼统地估计,而是具体到人的,大大提高了教学的针对性,这一条也被写进了规范。(摘自《人民教育》2009年第5期)

□本栏责任编辑 周瑜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