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晓峰

摘 要:中国公共艺术30年是探索中的前行,本文以十年为一阶段,分为突破中探索的20世纪80年代、多元开放的90年代、营造中国意象的新世纪三部分来解读与总结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希望以此抛砖引玉,进一步加强学界对中国公共艺术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中国;公共艺术;环境设计;文化发展;回顾;探索;改革开放30年

中图分类号:J520.9;J309文献标识码:A

公共艺术作为公共环境里的艺术与设计,包括城市雕塑、壁画、城市家具、景观装置、公共设施等多种艺术与设计形式。它以其综合、整体、实践、多元等特征正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既是一种与公众互动、共享的审美方式,也是一种艺术家、设计师在公共空间里与公众进行交流、对话的艺术与设计样式,受众主体是公众。公共艺术的现代概念诞生于二战之后,美国费城是其策源地,之后,西方国家掀起了公共艺术的高潮。中国的公共艺术萌芽于1979年的首都机场候机楼壁画创作,其概念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始于上世纪90年代,如今,公共艺术在中国城市中已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前景。然而,纵观中国公共艺术30年,无疑是一种探索中的前行,令人感慨。本文以十年为一阶段,分三部分来解析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突破中探索的20世纪80年代

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虽然此时公共艺术的概念并未被国人使用,但是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已以其特有的魅力走向了公众视野,发挥了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作用,也为后来的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首都机场壁画与系列连锁事件

文革后第一次打破艺术束缚的重要事件是以公共艺术中的壁画形式出现的。197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首都机场候机楼壁画的创作应运而生,其中,袁运生《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图1)、张仃《哪咤闹海》、袁运甫《巴山蜀水》、祝大年《森林之歌》等壁画拉了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序幕。这些作品打破了以前“红、光、亮”“高、大、全”的模式,为艺术多元化的发展创造了良机,使得艺术走向公共空间,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映。虽然它们尚未走出“纯绘画”的概念,甚至带有以往大型展览的痕迹,与周边环境也不协调,但其积极意义在于将它们置于公共空间后引起的连锁效应,作为第一次有计划地将重要画家的作品与公共建筑相结合的实例,它们对接下来全国壁画热的兴起产生了重大作用。袁运生的壁画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涉及到艺术与公共的相互关系问题。最终,其影响超出了艺术领域,引起了人们对于壁画、城市雕塑和建筑环境关系的重视。之后,各大城市的宾馆、饭店、车站、图书馆等公共空间中出现了大量壁画的装饰,许多工艺与用材或多或少受到首都机场壁画的影响。然而,这些壁画都是建筑完成之后才被指定创作的,其内容与在建筑环境中的作用,包括它们之前的协调性问题均缺乏内在联系。这些问题产生不久即被业内关注到了,例如侯一民《壁画与实际》、袁运甫《壁画偶记》、杜大恺《壁画拾零》等发表在《美术》杂志上的文章均意识到了这一点。

图1 袁运生《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这一时期,雕塑界进行了国外考察。譬如,1980年,曾在1949年就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63至1993年任职中国美术馆馆长30年之久的刘开渠先生带队考察法国、意大利雕塑,归国后为各大城市干部与雕塑家讲学,宣传与普及城市雕塑知识。他还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谈谈北京规划问题》,提出了雕塑和城市美化的问题,呼吁全国各地把城市雕塑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实施。提出应当超越将雕塑仅作为单独作品的观念,认为北京建设应当遵循美的规律,强调雕塑和建筑、道路、广场、公园等的关系。

1982年,全国城市雕塑规划领导小组派考察组赴苏联取经。他们在国外的见闻以及归国后的摇旗呐喊与热烈讨论使雕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被推上了舆论中心。1982年2月25日,中国美协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的报告。3月,得到批示,同意每年拨专款50万元支持城市雕塑事业,并在组织上建立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任命刘开渠为组长,并成立规划组下属的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至此,中国的城市雕塑建设在政策、组织与资金上获得了一定支持,而其他的费用并无着落。规划组的理想是在整个城市建设规划中融入雕塑的建设。雕塑艺委会则重点研究雕塑建设与城市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更加细化的学术问题。很快,雕塑规划组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基础上明确了城市布局、雕塑选点、雕塑与环境、园林、街道、建筑的关系,以及雕塑的选题、形式、风格、技巧、大小、比例、材料、色彩,公园雕塑和街头雕塑试点等等。1983年2月2日,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召开学术报告会,王朝闻在其报告《城市雕塑与城市建设的关系》中指出了城市雕塑对城市建设的意义,认为城市发展也为雕塑创作提供了新空间。1983年2月,《中国雕塑》杂志创刊,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雕塑专业刊物。就这样,在官方、雕塑家、艺术理论家共同倡导下,城市雕塑开始升温。

在这种城市美化运动的背景下,以上海市为例,其市中心人民广场进行了改造,建立了一批纪念性雕塑,与以往雕塑流程不同的是,上海专门成立了城市雕塑展览筹备组,该组的职责是为雕塑家与建筑师牵线搭桥,因为人们这时候已意识到雕塑应当作为城市空间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设计,城市雕塑不再同于一般的架上雕塑,应当有建筑师的参与,因为他们更熟悉空间尺度与材料结构,而这些雕塑家未必在行。这样一来,就较易克服以往雕塑与环境不协调的种种弊端。当时,各大城市注重城市雕塑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对于一般居民来说,拥有一件室内雕塑是奢侈的想法,而户外雕塑既满足了国家主流政治意识的需要,也使普通人欣赏高水准的公共艺术成为可能。

这一时期给艺术家提供了较以前比较的创作环境,人们的视野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但是公共艺术在创作思想上还很单调,手法上也单一,艺术家过多受到政治本位的影响,公共意识仍比较薄弱。在题材和语言手法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雕塑在整体上仍较为单一,雕塑和周围环境,特别是与现代主义建筑形成反差,在视觉效果上不够和谐。大多数的雕塑是为纪念历史伟人、革命烈士或前贤而立的纪念性雕塑,例如《英勇就义——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广州解放纪念碑》、《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以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等。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时期的城市雕塑作品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种延续,重视革命题材,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意识与浓重的政治色彩,在手法上也基本承续了六七十年代的写实语言。

2.突破中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雕塑开始在题材内容、形式、手法等方面开始了多样化的探索。诚然,强调国家意志和政治意识的写实雕塑继续得到发展,如刘开渠、程允贤《刘少奇主席纪念碑》(1986年)、女雕塑家何鄂《黄河母亲》(1986年)、冯宜贵、刘威《诸葛亮与孟获》(1987年)、于津源《八女投江》(1988年)、钱绍武《李大钊像》(1989年)等。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具有地域感和时代感的作品,例如,最先实行改革开放的沿海城市和特区城市在这方面表现得就较为突出,从形式到内容体现出了新气息。早在1980年,潘鹤等艺术家在珠海市创作的《珠海渔女》就堪称具有地域和生活色彩的象征性雕塑的典范。1984年,深圳市计划以雕塑来反映建设者对于深圳经济特区这一创举的理解,潘鹤承担了这一项目,其著名作品《开荒牛》成为深圳的象征。开荒牛,有奋力开拓和艰苦创业之意,以之来比喻具有创业精神的深圳经济特区颇为恰当。它尽管在手法上延续了写实主义,但其最大意义在于实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即从缅怀伟人转向歌颂实干家,从歌颂革命的丰功伟绩转向歌颂现实的开拓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产生了两件重要事件,其一是“首届全国体育美展”于1985年6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之后,有两件获特别奖的雕塑作品——田金铎《走向世界》与朱成《千钧一发》被送往瑞士洛桑分别被陈列于奥林匹克公园和奥林匹克博物馆。这种通过陈列展览评奖、然后再在相关地点永久放置的方法形成了公共艺术品放置的一种形式,艺术由此走向了大众,人们的性情和思想得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二是中国第一个专题性雕塑公园——石景山雕塑公园于1985年正式对外开放,它又被称为“国际雕塑公园”,不仅开创了将雕塑造景和植物造园相结合的先河,也开创了现代中国雕塑公园的历史。

3.环境意识的提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雕塑的另一特点是环境意识的提高。在此之前的雕塑家不易注意到这一问题,事实上,城市雕塑在占据一定位置时,由于艺术手法单一,艺术作品形式和建筑形式之间无法得以协调。

针对这一问题,布正伟在其发表于《中国美术报》1985年第12期的文章《现代建筑需要摩尔和卡德尔》中提出,什么的建筑形式需要什么样的雕塑形式,对抽象雕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给予了肯定,对与环境不协调的写实雕塑提出了批评,认为“抽象雕塑之所以能和现代建筑‘攀亲,其基本道理在于:①他们都具有共同的艺术语言特征,即只表达一种空间气氛或意境,而不是直接地去再现什么;②随着生活节奏和时代脉搏的加快,现代建筑及环境艺术更要讲求总体效果,特别是要给人十分鲜明的第一视觉印象;③随着人民群众文化科学水平和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现代建筑及其环境艺术应当带有更大的启发性和展望性,而不要通过写实手法到处去贴‘标签。” 1985年,潘昌侯在其发表于《美术》1985年第8期的论文《艺术与环境》中对20世纪80年代前期所兴起的壁画热和雕塑热从整体环境的角度进行了批评,指出陆续出现的大批壁画和雕塑作品艺术质量不高,无视环境的作用,破坏了环境,他认为艺术和换环境的关系不是“任意的环境+艺术”,而人造环境、自然环境和艺术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关系”。

环境艺术热的兴起离不开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术新潮”的背景。80年代以来,西方多元的哲学、美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叔本华、尼采、萨特等人的思想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观念和思想的变革。“85美术新潮”之后,美术观念的更新和理论上的争鸣,创作上不同方法的运用,不同造型语言和表现方式的探索与竞争,突破了美术界现实主义美术的单一模式而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局面。在雕塑中,抽象、象征、变形、荒诞、幻觉等表现手法开始出现。

也正是由于环境艺术具有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协调性,要实现和完成与环境和谐的艺术作品就必须将各艺术门类联合起来。基于此,1988年底,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召开首届壁画艺术讨论会,其主要议题就是针对我国城市文化形态中各自为营的局面展开讨论。会上,60余位壁画家向全国城乡建设部门、建筑师、园林设计师、雕塑家发出倡议,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城市文化形态的建设。他们认识到仅靠艺术家自身很难适应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环境改造的任务也无法单独依靠壁画家来完成。壁画家们又一次前瞻性地担负起了艺术家对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责任。

二、多元开放的20世纪90年代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是政府的社会,即政府在社会决策中起主导地位。如果在公共艺术中只突出政治与国家的意识,而忽略市民社会的诉求,那么其公共性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中国早期城市雕塑的先天缺陷。但是经历了80年代的探索与发展,进入90年代,国人对雕塑、壁画等的理解开始变得宽泛,它们作为单体艺术形式存在的界限被打破,而成为环境艺术的一个有机部分。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公共艺术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公共艺术形式趋于商业性与福利性并存,公众参与性得到了加强,多元与开放的公共艺术格局也逐渐形成,公共艺术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得到实际运用,相关的理论研讨也有展开。不过,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主要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了从规模到质量的转型,公共艺术研究与实践也进入发展阶段。当然,不可否认,那时很多人使用公共艺术这个概念不过是为“城市雕塑”“景观艺术”“环境艺术”等概念换个较为体面的说法而已。

1.商业性与福利性并存的公共艺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城市公共空间得到扩展,此时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公共空间被商业所覆盖,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福利化公共空间。这一时期,强调大众消费的公共意识得到了强化。充斥在公共空间中的商业公共艺术在刺激人们的感官的同时也为社区街道增添了现代都市的感觉。但是,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公共空间,大量创意匮乏、制作粗糙、水准低下的广告给人们带来了视觉混乱。而福利化的公共空间则通过政府对公共空间加以规划,并向公众开放,它们通常包括公园空间、广场空间、街道空间、社区空间等,在这些公共空间中也产生了相应的公共艺术。

一些沿海发达城市在经济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下,在公共艺术中呈现出平民化和福利化的趋势,这种状况始于雕塑公园的出现,雕塑公园与以往所一般公园不同的是它们对于市民阶层更具亲和力。在1985年石景山雕塑公园开放之后,各地纷纷建起了主题雕塑公园。主题性雕塑公园是现代环境艺术的一部分,它提倡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是艺术和公共空间的结合。此类专题性公园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迅猛,例如,北京红领巾雕塑公园(1990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1995奠基,2000年开放),怀柔山林雕塑公园(1996年)、青岛名人雕塑园(1996年)等专题性公园纷纷出现。而长春国际雕塑公园通过近十年(1998年-2006年)的建设,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雕塑公园。中国的广场热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传统广场功能不同的是,现代广场有市政中心广场、娱乐性广场、文化艺术广场、休闲生活广场等多种类型,承担着都市人和旅游者娱乐、休闲、观光、表演等许多功能。广场雕塑作品构成了市民生活环境场所的一部分。

不过,有些广场建设往往只是政府出于政绩的需要,并不从市民需要的角度出发,一些城市政府领导为了突出城市形象,导致一些广场缺乏长远规划和有效论证,更缺乏公众的参与。例如,湖北省襄樊市的城区不到50万人,却兴建了十多个城市广场,仅一个诸葛亮广场就投资近亿元,这表明公共艺术建设体制和法律保障的缺席。广场中的公共艺术具有消费性的特征,如广场雕塑、壁画、喷泉、灯光、绿地以及标牌、电子屏等。这些现代广场雕塑和周围的环境一样,往往给人的感觉是缺乏对文脉的承续。

图2 黄震《五月的风》

这一时期广场公共艺术也不乏佳作,例如于1997年在青岛五四广场落成的黄震《五月的风》(图2)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它高30米,直径27米,重560余吨,为我国目前最大的钢质城市雕塑。采用螺旋向上的钢板结构组合,加以红色喷涂,手法洗练,表现出腾空而起的“劲风”形象,以之体现五四精神、象征民族力量。其整体与海景融为一体,成为青岛新城区的标志,还显示了重要的旅游价值。

我们熟知的街道不但承担着商业活动等场所功能,而且体现着市民日常公共活动的场所职责,集玩耍、健身、休闲、游览、娱乐等于一身。商业街、文化街、交通街、居民区街道、医疗街、旅游观光街道、古迹名胜街道、历史名人故居街道等是人们对街道的功能区分。与街道相关的公共艺术设施通常有户外家具、电话亭、废物箱、路标、宣传牌、指示牌、护栏、广告灯箱、站牌标志、地面装饰等,构成了重要的街道景观,也成为公共艺术中富有互动性与参与性的重要部分。通常要通过整体设计,才能将街道的各种构成空间因素和视觉因素结合起来,以取得协调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商业步行街公共艺术的发展最为热烈,如北京王府井商业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天津劝业场步行街、南京夫子庙文化商业街、哈尔滨中央大街等均陈设了许多公共艺术品,近年来,表现民俗风情及普通市民生活的具象雕塑收到各地青睐。

2.公众参与的公共艺术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建设部联合颁发了著名的《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业内简称40号文件),并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改称为“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这一文件的颁发拥有重大意义,第一次将雕塑的发展问题提升到了法的层面。虽然其发展的冷热调控还是因领导重视程度而异,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艺术仍积极突出了“人”的价值和意义,市民阶层独立意识逐渐得到加强,市民参与构成了90年代后期一些著名公共艺术的特点。问事于民,给百姓在事关自己生活、工作、环境等相关事情上发表意见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是政治文明的体现。

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深圳人的一天》(图3)是公众参与的典范。它的起点是如何让人民意愿进入城市设计,同时尝试让普通市民成为城市公共艺术的主人。这个公共艺术园由加拿大戚杨建筑与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设计,深圳雕塑园参与策划、制作与实施。在作品完成前,策划者对附近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如您在日常休息、娱乐生活中用到这块绿地吗?您感到这块绿地缺少什么,如果要增加,应该增加什么?如果您希望绿地有个主题,应该是什么?您希望设计师注意什么细节?您不希望在园中建什么?等等。1999年11月29日,《深圳人的一天》创作开始。由雕塑家、设计师、新闻记者组成的几个寻访小组在街头寻访到了18位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征得其同意,雕塑家按照在找到他们的时候的真实的动作和衣饰,采用翻制法,完全真实地将他们铸造成等大青铜人像,并铭示他们真实的姓名、年龄、籍贯、何时来到深圳、现在做什么等内容。作为铜像背景的是四块黑色镜面花岗岩浮雕墙,上面刻有这一天深圳城市生活的各种数据,包括国内外要闻、股市行情、外汇兑换价格、农副产品价格等。项目完成后的2000年6月16日至17日,又针对社区居民和参观者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问卷工作,对于项目的社会效果和公众反映进行了解,调查分为“总体环境与空间评价”“18个铜像的评价”“被调查者的背景资料”“意见与建议综合”四部分。由于这件公共艺术作品将游玩和娱乐结合在一起,因此自落成以后,前去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深圳人的一天》以实践传达出公共艺术应由公众决定、由公众参与、反映公众生活的基本理念。

图3 《深圳人的一天》

除了类于《深圳人的一天》的公共艺术之外,从北京王府井街头的卖唱、拉车铜人再到湖南长沙黄兴路步行街的民俗雕塑,再到南京长江路、湖南路步行街一侧的公共景观墙及人物雕塑等,以普通市民生活为题材的公共艺术热了起来,它们改变了以往雕塑与大众的关系,它不再矗立在广场中央,不再有高高的基座,不再有“禁止触摸”的提示。它们有着我们熟悉的衣着、表情与动态,它们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那些再现民俗的街头雕塑还勾起了都市中人的怀旧情怀,很多铜质雕塑的头部、手部经常被路人倚靠、抚摸,显现出铜的本色光亮,足见其和大众的互动性以及受欢迎的程度。这些艺术或提醒我们身边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变化,或提示商业和人们生活之间的时代反差。对于孩子们来说,它们还是生动的教科书,传达的是从书本中学不到的人文情怀。另外,在有关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建设和改造方面,也体现出一种开明的民主特点。例如,西安市政府搬迁、湖南长沙大剧院设计,政府均与公众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1992年,中国台湾省发布了《文化艺术奖助条例》,当地文建会收集了西方相关国家的公共艺术经验研究资料,而印制精美的出版品成为中国大陆开启公共艺术新局面的主要参考样本。台湾地区学者研究公共艺术的书籍也在中国内地出版,出现了探求公共艺术核心观念的研究潮流。深圳市在公共艺术的建设措施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996年,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规定今后凡大型建筑必须拿出投资的3%的经费用于城市雕塑,此举在全国属于首例,意义重大。北京高校云集,学术机构数量居全国之首,但历届人大议案、政协提案中专门针对公共艺术的却极少。基于此,1997年,全国政协常委、著名艺术家韩美林提交了提案《关于在全国城市建设中实行〈公共艺术百分比建设〉方案的提议》。

3.多元开放的公共艺术

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艺术挣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纪念性与宣传性的束缚,在整体上具有多元与开放的特征,其多元化主要表现在题材上进一步丰富,突破了以往的内容限制,而且写实、抽象、装置等语言并存。其开放性主要表现在多种空间方式并存,从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走向公园、广场、社区、街道,从高高在上走向市民身边,进一步强调公共艺术和人、环境的整体关联,并出现了一些典型实例。例如,1991年,由韩美林设计的大型公共艺术《群虎》(图4)落成于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它长35.5米,宽、高为6.5米,由500块花岗岩大理石雕刻而成,重达2000多吨,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花岗岩动物石雕。6只融入着中国青铜元素、威猛有力的石虎在青山脚下、碧海之滨迎风奔走长啸,成为总面积为15700余平方米的虎雕广场的入口标志,其开放性的雕塑与陈设方式使得游人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触摸、欣赏与拍摄。再如,深圳市政府于1998年作出决定,把前述的深圳象征——著名雕塑《开荒牛》由政府大院移至门外广场上,使市民都能近距离地接触它、感受它,使之成为打造公共艺术开放性的一件有利举措。

图4 韩美林《群虎》

三、营造中国意象的新世纪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民族自信的上升,中国的公共艺术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艺术的模仿,开始从本土文化以及国人的个性需要来考虑创意,思想观念上发生了转变,营造中国意象成为艺术家的探索重点,并在形式、材料等方面进行了革新。城市整体规划中有了城市设计的思想,进入了对公共空间进行自觉规划和设计的阶段。人们开始追求城市的个性与特色,塑造城市形象,建筑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得到重视,各个城市纷纷兴建大型市民文化广场,种植大片绿化草坪,整修街道立面,实施亮化工程,打造滨水景观,沿海发达城市这股热潮尤其热烈。随着人们对环境设计意识的提高,雕塑、建筑、城市规划、社区、街道小区之间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空间设计整体,具有公共空间的开放性和整体性空间结构。这时期,全国兴起了大修园林之风,又一批专题公园被打造出来。另外,随着高校扩招与新建校区,高校校园环境中的公共艺术建设也被提上日程并被付诸实践。

图5 中华世纪坛象征56个民族的石雕局部

2000年9月21日,中华世纪坛象征56个民族的大型石刻竣工,每个民族均以最具代表性的图案来制作浅浮雕,(图5)这一盛举引起了公众的巨大关注。2005年10月19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这揭开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中国公共艺术也得到了发展的契机。2007年12月,吴为山创作的《家破人亡》、《逃难》、《冤魂呐喊》、《胜利之声》系列主题雕塑落成于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这一大型公共艺术总长140米,再现了历史情境,洋溢着中国气质,在手法上融入了中国传统写意语言,深沉厚重,撼人心魄。

随着一批艺术家对艺术形式语言及材质语言不懈地探索及贡献,使中国公共艺术进一步关注社会公共精神的层面,进一步注意到公共艺术与社会及生态环境关系等问题。公共艺术的内容、题材及精神内涵逐步显现出现代公共艺术的基本特征。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共艺术事件众多,层出不穷。限于论文规模,我们主要从如下几个重大方面进行探讨。

1.奥运公共艺术

新世纪以来,对中国公共艺术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北京奥运会。奥运给中国公共艺术带来了新的展现,以举办此次盛会为契机,中国的公共艺术获得了重大机遇。7年筹备,使首都北京(包括其他协办城市)开始全面关注公共艺术,全方位地展开其创意与设计,创造了很多公共艺术的新经典,拓展了一些公共艺术的新形式。除了城市雕塑、城市壁画,还从灯杆、旗杆、栏杆到广告牌、标志牌、宣传牌,从公交站台、地铁站台到户外家具,甚至整个城市的夜间灯光,均进行了精心打造,通过许多富于创意的公共艺术设施构成了奥运中心区的中国意象。

另外,北京奥运的特点更在于全民参与,在公共空间里大家共同参与甚至在交互作用中参与了公共空间的营构,出现了大量的带有双向互动特点的一些公共活动,给了全民参与、市民参与的大好机会。

奥运以后,全民族的审美情趣提高了,大家开始知道设计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是如此重要,这是奥运会作为公共艺术活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公众权利意识的启蒙过程,全民对于公共艺术的参与意识、参与素质与参与热情决定了公共艺术的成熟程度,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公共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2.地铁公共艺术

地铁公共艺术在这一新时期彰显了特色,呈现了重要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北京始有地铁以来,地铁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新世纪以来,拥有地铁的城市多了起来,地铁公共艺术也逐渐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袁运甫为北京地铁2号线建国门站创作的壁画《天文纵横》和张仃为北京地铁13号线西直门站创作的壁画《大江东去图》《燕山长城图》成为首批地铁公共艺术成为大众关注的对象。之后,北京建设了地铁1、2号线。近几年虽建了多条线路,但在站内空间设计上仍无法很好地将各站的地理特色与相关设备结合起来。例如,北京地铁5号线采用汉白玉走廊以及红色圆柱蕴含了中国元素,缺憾在于走廊的楼梯限制了旅客分流,圆柱的支撑阻碍了旅客视线,延缓了流通速度。而其候车厅内的棋盘设计则是一件互动性强的公共艺术,一件大棋盘被置于中央,旅客可走入其内,同行、同思、同感、同玩。

奥运地铁支线和机场快线的站内设计既是奥运轨道交通的重点项目,也是一项大型公共艺术项目。2007年3月,在这两条线的站内设计方案竞标中,中央美术学院团队中标。该团队以“空间艺术化”为主题,强调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大化地创造出艺术化的空间感受与视觉体验。之前的地铁设计中,因空间与材料的限制,多以壁画、浮雕与雕塑装饰墙面,或采用摆放艺术品的形式,而很少大规模利用装饰材料、大面积使用图形和符号。这两线的站内设计则采用搪瓷钢板、奥特板和玻璃等材料,并根据空间与环境的特点设计图案与符号。其最大亮点是把平面艺术融入空间设计,图形元素几乎涵盖了所有站点,从北土城路站的城墙砖到青花瓷(图6),从森林公园的树林到三元桥的飞鸟,图形元素与空间得到了有机结合。这些设计提升了地铁站的文化品质,丰富了公共艺术在公共空间中的形式,成为使公共艺术服务于奥运、服务于北京的典范之作。

图6 中央美术学院团队ぁ栋略说靥支线北土城路站内公共艺术》

国内将公共艺术置于地铁站的比例较高,不过其形式基本是墙面设计——浮雕、壁画。如北京的建国门站是陶瓷壁画,上海的静安寺、人民广场站、中山公园站虽然公共艺术作品的表现材料不同,但都是壁画一种形式,南京作为后来居上的地铁城市在公共艺术上展现了较大的创新性。2005年,南京地铁1号线中的公共艺术是由工程领导者聘请南京艺术学院以团队形式设计而成。并决意将公共艺术品作为地铁的有机组成部分,宁愿减少广告灯箱的数量。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于题材内容、制作材料、文化氛围上的意见后,艺术家们在9个站中设计了10幅壁画、2座雕塑,其中南京地铁中华门站在空间墙面本身的凹凸造型与门的造型结合得较好,有城堡的感觉。从题材、功能、形式到材料反复推敲,这种团队的参与不仅能在整体上进行把握,而且能创造出融于南京当地人文环境具有整体性的公共艺术作品来。但这些公共艺术与乘客的交流互动仍不够,整体空间设计上仍有待提高。

因此,地铁公共艺术设置点的应考虑乘客的行为模式,观察乘客视觉聚焦位置,除了墙面,座椅、天花、地面、车厢、扶梯、栏杆等位置也可考虑设置公共艺术品。目前乘客在地铁站感官焦点多偏向广告,广告所带来的视觉影像对公共艺术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如上海地铁,商业广告在其中间大有取代公共艺术之势,大量广告灯箱充斥其间,影响乘客视觉重点。

3.公共艺术教育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同的是,新世纪的公共艺术教育被提上日程。而且,此时的公共艺术既与艺术体制有关,又开始同公共艺术教学现状密不可分。2002年,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公共艺术系组建,设有雕塑专业和壁画两个专业。2005年,中央美院成立城市设计学院,下设公共艺术系。2007年,中国美术学院经过学科整合与优化正式成立公共艺术学院。该学院设四系:公共空间艺术系、壁画艺术系、美术教育系、陶瓷和工艺美术系,分为城市雕塑、景观装置、壁画艺术、中国漆艺术、美术教育、公共艺术策划与传播、艺术鉴赏、陶瓷造型艺术、玻璃造型艺术、饰品设计等十多个专业方向,各类学生近千人。该学院以营造和谐美好的城市公共艺术环境、提高公众审美文化品质生活、发展具有中国当代精神与东方意韵的公共艺术为宗旨,培养具有扎实的造型艺术基础、掌握环境艺术设计技能和现当代艺术创作等综合素质的人才。目前,该学院已建设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公共艺术教学与研究单位。在相近的数年里,天津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系、西安美术学院装饰艺术系公共艺术工作室、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公共艺术系、江南大学公共艺术系、南京林业大学艺术学院公共艺术系、黑龙江大学公共艺术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国际现代设计艺术学院公共艺术系也纷纷建立。

但是毋庸置疑,就总体而言,公共艺术在中国内地的教学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有了以上院校的前行,但是,这些院校中的大部分只是名为“公共艺术”,大多数只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加以公共艺术的点缀而已,基本上是在原有的雕塑、壁画、工艺美术以及装饰等相关专业的基础上调整转换过来的,大都处于不完善的摸索阶段。

目前国内院校的公共艺术教学形式或是结合景观等设计进行,或是结合雕塑、壁画进行。公共艺术的教学还可打破空间载体局限,有条件的院校还可以针对某种空间载体,如景观装置、城市家具、公共设计等引入公共艺术的新型理念,结合自己的特色与实际,在学科融合过程中开辟新的公共艺术教学形式。毋庸置疑,由于公共艺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的不明确性以及教学模式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导致专业角色的定位较难得到认同。所以,目前看来,在基础条件较好的院校增设这一专业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4.不可忽视的问题

中国的公共艺术虽然有了以上许多业绩,但是仍有不少问题的存在。一些学者对公共艺术的分析并不乐观,易英在其博客(blog.artnews.cn/yiying)发文《公共艺术与公众性》中认为:“公共艺术在中国几乎已成为一种腐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型的过程中,权力垄断下的市场经济将公众财产变成权力寻租的对象,在经济模式的表象下是权力对公众权利的剥夺,公众不仅对于艺术没有意见交流的空间,对于购买艺术品(公共雕塑)的资金(纳税人的钱)也没有权利过问。”也有些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公共艺术仍是“精英专制”和“视觉专制”的产物。

另外,在一些城市的普通住宅社区中,公共设施陈旧而破损不堪,公共绿化水平低下,在社区管理中存在着不同类别的组织机构之间的职责模糊、效率低下,高水平的公共艺术并不多见。一些城市的公共艺术从观念到手法类于国外某类作品或国内其他城市作品的不在少数。许多批量生产的雕塑既无深刻内涵,又无新鲜形式,只是生硬地叫人想到所谓腾飞、光明、希望。各地争相模仿流行风格与创意,其中的“弧线、直线加圆球风”“少女风”“母子风”是较为突出的例子,这些作品还一味追求体量的巨大,不考虑与环境的统一,不注重与城市文化传统的和谐,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城市公共艺术垃圾。中国三百多个城市每年会有上万个雕塑出现,但多见的情形是拆了建,建了拆,大量资源被浪费。

总之,中国公共艺术的策划、实施、监督与维护还存在许多不健全之处,有一些城市与地区基本还是像以前一样,按少数人及资金赞助者的意志行事,常出现由部门领导出面,以抓政绩的方式来实施公共艺术建设,往往浪费了资金和土地,却让居民并不满意,无法实现社区主体的意愿。

四、研究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对公共艺术的研究则常局限在城市雕塑和壁画的小范围内。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需求,国际交流的增多,尤其是当代艺术对公共性的追求,中国公共艺术研究迎来新的世纪。一些公共艺术理论著作(包括一些译著)也纷纷出版发行,一系列公共艺术研讨活动则进一步促进了公共艺术研究的发展,一些当代艺术展甚至直接把公共艺术定为主题,公共艺术的研究热潮甚至直达城市设计、建筑和景观等领域。在创作上,公共艺术不能等于把传统艺术品摆到公共空间中,将精英艺术拿到大众场所里,理论家做公共艺术理论研究时也不能简单地把一些公共艺术术语放在文章中就以为在构建公共艺术理论了。目前,随着互联网传播力与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极简主义、波普主义以及装置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当代艺术对新媒介的探索与转型,新世纪的中国公共艺术进入大发展阶段,这些也引发了学者们对于公共艺术的许多反思,国内出现了翁剑青、吴士新、王中等一批公共艺术研究者,为公共艺术研究与实践的推波助澜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喜的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但给中国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而且使复兴中国艺术的正大之美成为可能,也使得在艺术中熔铸中国气派、塑造国家形象成为新的历史期待。新世纪至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却在持续增长,国力的增强得到了来自世界的尊重,也增强了国人的自信。而奥运会的盛大举办以及中国在面对横扫全球的经济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实力与水平更使许多西方人对中国刮目相看。

如同盛唐,璀璨瑰丽的青绿山水适于体现雄健恢宏的大国气象,作为一个切入点,中国的公共艺术正可为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提供一次契机。机遇就在眼前,但是仍要防止重复建设、长官意志、短期规划、过度商业化等在过去的30年中屡屡出现的问题,作为城市建设中的千秋事业,要有营造美好的城市空间和氛围的责任意识。

另外,城市雕塑的概念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背景,有必要被公共艺术全面替换。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为公共艺术立法的呼声颇强,现在的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及相关机构完全可改为国家公共艺术基金委员会,并下设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为公共艺术的发展进行指导和资助。

以上重大问题如若落实,那么将来的十年,中国各城市的公共艺术必定迎来璀璨的景象。

(责任编辑:楚小庆)

参考文献:

[1]吴士新.中国当代公共艺术研究[D].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

[2]王中.公共艺术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翁建青.城市公共艺术[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4]翁建青.公共艺术的观念与取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刘茵茵.公共艺术及模式:东方与西方[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6]崔冬晖.北京地铁奥运支线、机场线的公共艺术[J]. 美术观察,2008,(11).

[7] 赵勤国.地铁站内公共艺术及作品位置与形式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8]易英.公共艺术与公众性[AB/BD].博客发文,blog.artnews.cn/yiying.

Exploring

—30 years of China's public art

SHAO Xiao-feng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rts Academy, Nanjing, 210037)

Abstract:30 years of China's public art is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is article looks ten years as a stag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y are the 1980s of exploring in breaking through,the multivariant and opening 1990s, the new century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mage, and reads and summarys the course of China's public art. The author hopes throw away a brick in order to get a gem,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study of China's public art.

Key Words:Exploring; Walk; China; Public art; 30ye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