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兵

三十几篇似乎杂乱无章堆在一起的文章,话题各异,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制度性”。郜元宝批评陈丹燕时用了一个有意味的词——“制度性想象”。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说法,在字面意义相互排斥的结合中显出独到的发现,即挑开云山雾罩的想象的面纱,露出制度性硬核。

从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差异面入手,归结为对潜在的制度性逻辑的揭发与剖析,构成了《小批判集》的基本批判方法。作者告诉我们,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在言谈举止每一瞬间,在内心深处的情感、思维上都有“制度性”的东西潜伏着,稍不留意就会被它捕获,不由自主滑入它预设的轨道。通常外在于我们的那个叫做“制度”的东西早已内化成一种存在的属性,我们所言、所读、所写、所感、所思,好像灵机勃发,自由无碍,其实已著上“制度性”色彩。

试看作者透视当代最具才情和影响力的几位著名作家的“制度性写作”,对此便会有更尖锐的感触。

比如,他说复出之初的王蒙,“好像一只善于在高空飞翔的苍鹰,视野辽阔,姿态优美,技术高超,壮心不已,然而就是找不到一块适合落脚的地面。”看似翩跹,实则不过是无奈的“制度性演练”,“才气逼人而缺乏足够理想的经验材料,乃是80年代初王蒙创作上的一种尴尬。《活动变人形》缓解了这种尴尬,却没有从根本上予以克服”,只能以“一个有意味的残缺形式”演奏“未完成的交响乐”(《未完成的交响乐》)。铁凝尽管掩饰和逃避,依然仰赖由孙犁开创的崇尚柔顺之美的红色经典的“制度性遗产”(《红色经典的隐秘遗产》)。江南才子苏童的新作《碧奴》“好象才情焕发,妙笔生花,实则望空虚构,无中生有,添油加醋,堆积字句……一点真实的感觉都没有,只剩下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漫无边际的虚假的想象。”(《岂敢折断你想象的翅膀》)而“也许是第一个把‘反思文学的视野扩张到现代历史的深处”的张炜,在经历了新一轮文学共同体破碎以后,《古船》、《九月寓言》等作品中的“圆熟、自信、从容不迫”,到了《刺猬歌》已变得焦虑而摇摆不定,“一面从细节、从经验出发,一面又觉得不够,渴望有细节和经验之外的东西来填补。”“这就逼得张炜不得不做时代精神的独立承担者,做滔滔浊世的终极的解释者和审判者。”(《从〈刺猬歌〉回顾张炜的创作》)端起架子的写作便在对文学共同体的“制度性依恋”中摆好了。尽管作者连写两篇文章为《兄弟》辩护,但余华的“简单”和“重复”是否也在无意间跌入了“制度性桂冠”的诱惑和规训呢?

面对阿来,作者的“批判”尤为从容和剀切。他乐意与作家一起领受“崭新事物降临的庄重意味”,“从一些小人物、小物件”上捕捉稍纵即逝的记忆碎片,梳理脆弱的情感游丝”。他认为“《空山》破碎得还很不够”,而那些短篇素描更能显示文学在“记录今天的智慧还无力加以完整把握或彻底解释”的世界的“偶然”上的魅力(《不够破碎》)。对“破碎”的肯定呼应了“一本书弄得太整齐便不免滑稽”的观点,也揭示了当代作家普遍存在的“制度性整齐”。

作者通过对三部最具影响力的当代文学史的分析,揭示出“作家缺席”的共同问题。偏于一隅的“制度性思维”遮蔽了编史者对文学主体“人”的关注,也导致了文学史写作的庞杂和自然时序的紊乱。作者提出从“文学故事”入手重写文学史的设想,即“以一些重要自然时间点或时间段为‘经,以重要文学作品和作家活动、思潮、流派、社团及社会文化的历史性事件为‘纬,编织成一个接一个的‘文学故事。”从而划清“文学史和大历史的边界,努力恢复文学史自然时间主线,凸显大事件遮蔽下的细节”(《没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这一设想是借自然时间之力对文学史做“破碎化”解构。

在被“制度性”催眠而不自知的时代,这是一本惊扰打盹者的书。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