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志远

十六年前,我在评论郭志刚先生的《孙犁传》时曾写道:“没有惊心动魄的斗争,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娓娓道来,清如泉,淡如菊,终卷却感味无穷,浓似醪——这是我读完郭志刚、章无忌先生所著《孙犁传》的感受。”(《文艺报》1992.8.29)近日,阅读周玉宁女士的《林海音评传》,当年的阅读感受又重新涌上心头。玉宁曾是郭先生的得意弟子,于此可见,她颇得先生真传。

《孙犁传·卷首语》说:“本书大量引用了作家发表的第一手材料,有时改动字句,乃为省去引号之烦。在某种意义上,是作家自己写了他的传记,我们不过是做了一点儿文书工作。” 这段虚怀若谷的告白传达的信息,一是著者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二是对材料进行了精心的选择与提炼。进而思之,在那批从战火中走出的作家中,孙犁没有经历血淋淋的战争场面,没有大波大折的人生经历,郭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大多是富有情味和理趣的日常生活细节,因而,《孙犁传》是“用细节描绘筑起的大厦”。同孙犁相比,林海音的人生道路更少波折,多平顺。她出身上层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从事编辑出版事业广交士林,成就卓著,作为作家又能使自由心灵与社会责任和谐相处。这位高雅、爽真的现代知识女性的气质、个性和风采更是从日常生活情趣中体现出来的。心有灵犀的玉宁深谙这一真谛,首先积累资料,“三年中,读书查资料,我成了林海音的未见面的忘年交”(《林海音评传·后记》),在积累了几乎是全部有关林海音资料的基础上,精心进行生活细节的提炼和筛选,进而品尝细节,处理细节,以富有情味和理趣的细节筑起《林海音评传》的大厦。该书精选的细节大致有两类,一是作家生活与事业中的精彩细节,二是作家在作品中描绘的精彩细节。前者如《国语》教材事件。教材中《谁起得早》(林海音主稿)有“妈妈早起忙打扫”、“爸爸早起看书报”的句子,被一妇女团体指责为“歧视女性”,编译馆被迫改为“妈妈早起做早操”。林海音则认为,“扫地是整洁的表现,与男女平等无关。”这小小的细节,不仅折射着时代风云,而且体现着林海音的女性观,可谓微言大义。关于后者,林海音的人生经历注定她的作品不是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而是富有情味意趣的日常生活叙事,细节的选取和刻画便成为她的刻意追求,一些作品的题目如《金鲤鱼的百裥裙》《绿藻与咸蛋》《烛》等就昭示了这一点。玉宁极善于抓取这些生动细节展开分析,如解读《金鲤鱼的百裥裙》便从“百裥裙”说起:“昔日金鲤鱼视为身份象征的百裥裙在现代的孙女那里只是一件服装表演道具,时空的交错道出了历史的沧桑,一个女性与一条百裥裙的故事在这样的安排下就有了历史的沧桑感,……”(175页)如此生动的细节珍珠般地串联在《林海音评传》中,该书自然成为令读者兴味盎然的耐读之作。

对作品的评价分析,《林海音评传》主要采用传统评点形式。传统评点体例一般是:“开头有个《序》。《序》之后有《读法》,带有总纲性质,有那么几条,十几条,甚至一百多条。每一回的回前或回末有总评,就整个这一回抓出几个问题来加以评论。在每一回当中,又有眉批、夹批、或旁批,对小说的具体描写进行分析和评论。”(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3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林海音评传》的作品批评,首先夹叙夹议地介绍内容,然后进行分析批评。“夹议”很像小说评点的“夹批”,“分析批评”又如同“回评”。批评的理论支撑则更多采自西方。或者说,作品批评是传统的感悟评点和西方现代理论的结合。如在分析短篇小说《绿藻和咸蛋》时,著者抓住“绿藻”与“咸蛋”两个意象,发掘其象征意义:“‘绿藻代表的是曼秋的丈夫,‘咸蛋代表的是傅家驹的妻子。”“在别的男人闯入自己的家庭寻找对自己妻子的友谊时,多数的丈夫也都成了‘绿藻;而当自己丈夫出外寻找与别的女人的友谊时,在家的多数的妻子又何尝不成为‘咸蛋?”这里显然运用了象征主义分析法。一般地说,评点形式重情味,生动活泼,灵动睿智;西方理论重理趣,高屋建瓴,新锐深刻。两种方法的结合,使本书的作品分析兼有了情味和理趣的双重优长。

《林海音评传》的艺术构思,具有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提出的“复调性”特征,巴赫金说:“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识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50页,三联书店1988年)《林海音评传》的复调性在于,将林海音置于“保持各自独立”的“众多意识”中进行灵魂的拷问,从各种不同的评价声音中获得林海音的立体化形象。本书的整体结构,并未像一般的作家评传,按时间程序迤逦写来,而是分成三大板块:生活者的林海音、编辑者的林海音和写作者的林海音,实际是对林海音进行生活、编辑和写作意识的三重观照。在每一板块中,著者也都在寻求多声对话。如“生活者的林海音”设“林家客厅”、“众友眼中的林海音”等章节,“编辑者的林海音”中设“林海音的文学交往”、“访问美国与两岸交流”等,“写作者的林海音”中从女性问题、儿童生活、社会问题等方面观照林海音的短篇小说等。尤为精彩的是“众友眼中的林海音”,以丈夫何凡,女儿夏祖丽、夏祖葳,儿子夏祖焯,女婿庄因,以及好友骆学良、应凤凰等人的眼睛观照林海音。著者把这些各自独立的不同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如同一道道具有穿透力的光束从四面八方射向林海音,照亮了这个人物身体和精神的方方面面,一个栩栩如生的编辑家、作家和现代女性的林海音便婷婷屹立在人们面前。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亲友都是作家或颇有见地的知识分子,对人事有极强的识别力和表现力,其见解格外深刻、精彩。如大女婿庄因在《五重情》一文中认为林海音有“五德”:爽、真、勤、威、善。在“爽”中讲了个林海音为大女儿允婚的故事。是时未婚的女儿女婿都在国外,女婿庄因请父亲到林府求婚,林海音当即拨通电话问女儿:“你是嫁也不嫁呢?”女儿说:“嫁!”海因说:“好!”终身大事就此而定,而林海音此前尚未与庄因谋面。庄因说:“那份‘爽劲儿,正是他对人对事的恳挚所使然。这种海阔天空的胸怀,乃智、仁、勇的结合。”(75页)庄因认为,林海音“五德既具,再加上她的美丽容颜,中气旺盛的朗放笑声及清脆流畅的口齿,因此林海音走到哪里,都会赢得心悦诚服的尊敬和爱戴,来自他的长辈、侪辈及晚辈”。(76页)如此精彩而深刻的评析星罗棋布地镶嵌在《林海音评传》的天空,全书洋溢着启人心扉的理趣。

《林海音评传》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作家评传。在我看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传者与传主在较大的视域融合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历史”。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说过:“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第384-3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传者“历史理解的实在”与传主“历史的实在”只能部分融合,而不能完全重合。因为传者只能发现同自己期待视域相沟通的传主的那部分“历史的实在”,也可以将某些历史的实在夸张或扭曲而形成误读。如此,一位优秀的作家便有了无限解读的可能性。自然,传者与传主视域融合的面积愈大,历史理解的实在就更加接近历史的实在,“效果历史”便愈真切。周玉宁与林海音的“视域”有更多相近之处。林海音生于日本,长于北京,在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之后便进入新闻编辑界,后赴台长期主编《联合报副刊》,并创办主持《纯文学月刊》和纯文学出版社,发表、出版作品,培养作家,为台湾文学发展立下不朽功勋。而且,她自己也创作大量优秀的小说、散文,是蜚声中外的作家。林海音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何凡是台湾著名报人、编辑家、作家,儿女优秀出色,可谓夫妻和美,家庭幸福。简言之,林海音是一位集编辑家、作家、幸福家庭主妇于一身的现代知识女性。周玉宁生于江苏,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留京供职于《文艺报》社,主持《理论与争鸣》版,十六年来,编发大量优秀文章,获得多种奖励;她还发表近百篇文章,出版多种著作。玉宁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刘祯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研究人员,女儿可爱而优秀。她也是一位集编辑家、作家、幸福家庭主妇于一身的现代知识女性。虽然玉宁的成就与声望难以同林海音相比,但相近的经历和情感体验使她更能理解林海音,更容易产生心理的沟通和情感的共鸣。因而,仅凭读书查资料,她便可成为林海音“未见面的‘忘年交”。书中引述何凡为林海音《冬青树》作序的一段文字:“如论写作环境,不禁使我们十分怀念北平南长街那一所小三合院,乃至永光寺街那三间南向小楼。尤其是当风雪之夜,我们听着炉上嗡嗡的水壶声,各据一桌,各书所感。偶然回头看看熟睡的孩子的苹果脸,不禁相视而笑,莫逆于心。”(41页)这何尝不是玉宁的甜蜜感受?这种心的碰撞和共鸣不禁激动着周玉宁,而且感染着读者。可以说,上述精彩细节的提炼、富有情味和理趣的感悟批评以及复调性的构思方式,都浸透着这种令人心动的“效果历史”。

《林海音评传》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评点式批评虽不乏情味和理趣,但逐篇地评点不免有零碎与繁琐之憾。一部作家评传,不仅要有作品的细部解读,还要对作家的精神追求与艺术成就进行整体性鸟瞰,本书虽有《结语 林海音作品综论》,但并未展开多层面、多视觉的剖析与阐释,高屋建瓴的整体性鸟瞰还是弱了些。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