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翼

18岁那一年,王卫国(后改名路遥)成为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彼时,他有一个令人敬畏的“显赫”身份——陕西省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

现在想来,那应该是路遥人生中最为璀璨亮丽的剪影片段。从政的实践与憧憬,爱情的滋润与甜美,曾经给予出身卑微的路遥太多太多甜蜜的陶醉与抚慰。路遥的初恋情人是林红,一位容貌姣好的北京知青。

一年后,路遥被免去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与“仕途”一起被葬送的,还有路遥的初恋。革职返乡途中,有人转交给路遥一封信,信是林红写的绝交信。林红的离去,对年轻的路遥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过,生活的窘困、情感的挫折,并未击垮路遥的意志,他一边教书挣口粮一边鼓捣点文字,写顺口溜,也写诗歌。

著名诗人闻频回忆:“1971年的春天,王卫国穿着件破棉袄跑到延川县文化馆,说要投稿。我和同事正在窑洞外面聊天,接过他的诗一看,是一首8行诗《车过南京桥》,署名‘缨依红。我们觉得他很有才气,很欣赏他。我建议王卫国重新起个笔名,他说那好,抓过一支钢笔,随手将‘缨依红三字划去,写下了‘路遥这个名字。我们一看,大声叫好,路遥,真是个好名字。”通过改名,路遥誓言与过去的自己决裂,由此开始新的生活与奋斗。

20世纪70年代,担任延川县通讯组副组长的曹谷溪,把路遥“招”过来。通讯组里有个北京女知青林达,和林红是闺中密友。林达走近了路遥,给予他很多关心与慰藉。林红依然眷恋路遥,很想恢复与路遥的关系。曹谷溪希望林达能说服路遥重新接纳林红,路遥很坚决地拒绝了。在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林达节衣缩食,给予路遥很多支援与资助。大学毕业后不久,路遥与林达结婚。

路遥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文革”期间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经历,后来成为别人攻击、诬陷他的一大口实。“文革”经历俨然演变为路遥难以言说、不可触及的“原罪”。成名之后,针对路遥的攻击始终未曾消停,这让路遥内心充满了苦闷与愤怒。

进入延川县文化馆,成为一名创作员,路遥终于能吃饱肚子了。“创作员”路遥佝偻着腰匍匐在窑洞土炕上不停地写,稿纸上密密麻麻。

1972年,《陕西文艺》(今为《延河》)杂志发表了路遥的小说《优胜红旗》,这是路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后来,路遥还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基石》。

“1975年夏,路遥利用暑假同林达一起去了一趟林达的老家福建。他在回到延安大学前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细说了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未来发展的走向。通篇用的是文学家的激情,写的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路遥研究会会长申沛昌明确而肯定地说,“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

路遥在给曹谷溪的信中异常执拗地宣称:“我要用我的小说,来回击我的敌人,回报我的朋友,我一定会努力的。”之后,路遥的首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正面描写“文革”的伤痕,勇敢张扬青年的觉醒,1980年在《当代》发表后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的名字,终于被中国文坛瞩目。

“路遥没上大学之前,很认真地对我说,40岁之前,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完;40岁之前,我要成为陕西最有名的作家。后来,路遥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还是那句话,40岁之前要把事情干完。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明白,路遥为什么把40岁看得那么重?仿佛冥冥之中,路遥对自己的病有所预感。肝病是路遥家族的遗传病。”言及此,闻频不免唏嘘慨叹。

2008年9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来到路遥文学馆参观,他对陪同人员说:“《人生》我看过,非常好;《平凡的世界》更是一部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作品,是一部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

当下的文坛,“陕军”依旧生猛。无语叩问苍天,路遥已成绝响。

贾平凹诚挚有言:“在陕西,将有两个人会长久,就是石鲁和路遥。”路遥文学馆馆长、延安大学中文系梁向阳教授认为:“在中国文坛的大环境中,路遥也会长久的,因为无数的奋斗者、无数下层社会的人们能够在他的作品中感受温暖,找到奋斗的理由。”

曹谷溪回忆:“路遥是非常倔强的陕北后生,生活的贫困、前途的黯淡,让他产生了嫉恶如仇的动力与勇气。正因为一直弱小而卑微,所以路遥无比强烈地渴望强大,渴望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渴望赢得更多人的尊重。”

写作《平凡的世界》期间,高建群陪同路遥去陕西黄陵煤矿体验生活,当有人围着高建群求教时,路遥多少显得有点不悦,“他觉得自己才是老大。”“王者意识”浓厚的路遥非常要强,他很在意自己在陕西作家群体中的排序。凭借作品成为陕西乃至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是路遥的追求。1982年路遥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经著名导演吴天明改编为电影,轰动全国,初步奠定了路遥在陕西文坛当仁不让的领军地位。

1986年在西安召开过一个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会议由路遥倡议、发起并主持,包括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在内的陕西省知名作家悉数参加。从那以后,陕西省作家群体掀起了创作长篇小说的热潮。在此种风潮的引领之下,《平凡的世界》《最后一个匈奴》《白鹿原》先后出版,在中国文坛搅起一阵“陕派”旋风。

闻频清楚地记得,路遥常说一句话,“人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就好像足球运动员的临门一脚,哪怕把腿踢断,也要拼尽全力。”“当时,路遥正在写《平凡的世界》,这句话很能代表路遥的性格。”闻频说。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之后,路遥没有赢得掌声与喝彩,相反却遭遇文学评论人士的当头棒喝。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描是路遥的挚友,据他回忆,“1986年的冬季,我陪路遥赶到北京,参加《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绝大多数评论人士都对作品表示了失望,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

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长篇,居然没有得到“主流”的认可,路遥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回到西安,路遥对白描说,“我要继续写下去,写第二部,写第三部。”

“我说路遥脆弱,很多人都不相信。”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高建群认为:“出身贫寒、家境凄凉,在路遥心中一度深藏着自卑。为了掩盖这种自卑,他把自己沉浸在文学创作的忘我之中,塑造了许多寄托个人诉求的硬汉形象。”通过自我奋斗,驱逐那些蛰伏内心浓烈如斯的自卑情绪,屈指算来,路遥用他的作品,奋争了20年之久。

1987年底的一天,在开往鲁迅文学院的公交车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导叶咏梅偶遇路遥:“这3年你怎么一点动静没有了?”路遥语气淡淡地说:“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刚刚出版,第二部也已杀青,正在创作第三部。”

“我太熟悉陕北那片黄土地了,路遥的小说真实而感人,我和路遥是同龄人,1975年我就认识路遥了,读他的作品,让我深有共鸣。路遥的小说《人生》在电台播放时就曾引发过轰动。”叶咏梅敏感地意识到,应该在电台播讲《平凡的世界》。于是,她找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要了3本《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一本送给台领导送审,另一本给了李野墨,这位已然显露风采的青年人刚刚播讲完长篇小说《新星》。李野墨连夜阅读,按捺不住激动给叶咏梅写了一封短信,要求播讲这部小说。

原本不被文坛看好的《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之后,全国听众反响异常强烈。

路遥,不可遏制地名满天下。《平凡的世界》第一、二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热播之时,路遥把自己“禁锢”在阴冷潮湿的斗室里疯狂赶写第三部。备受熬煎的艰辛日子里,路遥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半小时自己的小说。这,成为他创作的动力之源。

1991年,出齐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其时,陕西省委决定,由路遥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一纸任命尚未下达,重病在身的路遥住进了医院。

至今,梁向阳清晰地记得与路遥的最后一面。“那时的他,跟夏天回延安养病时的情形简直是判若两人。他已经又瘦又小,满脸焦黑,在病床上蜷曲着。”那一刻,梁向阳体会到的是颤栗与恐怖,“病榻上的路遥好似一堆燃过了旺火的焦炭。他虽身染沉疴,头脑却很清晰。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他突然盯住窗子看。我顺着他的目光瞅过去,原来是几只小麻雀在树林唧唧喳喳地叫着、跳跃着。我的心头沉甸甸的,久卧病榻的路遥多么渴望外面精彩的世界啊!”

“路遥活得清苦,他是个矛盾体,内心柔软、外表坚强,始终没有找到平衡点。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让人无限痛惜。”路遥的文坛朋友说。

“在我们陕西农村,祭拜祖先时,老百姓们习惯用一些新鲜水果、食物去祭奠,这叫‘献生。”在高建群看来,路遥是拿自己的命向文学“献生”。

路遥去世后,陕西省作协给叶咏梅发来电报,恳求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路遥点播一首俄罗斯民歌《草原》。

《草原》是大草原车夫的深情咏叹,曲调哀怨、旋律感伤。这首歌,是路遥的最爱。生前,路遥自言,“每次听这首歌都会流泪,我想,我们的人生应该具备担当苦难的意志和勇气。”

路遥格外娇宠女儿路远(后改名为路茗茗),家住6楼的路遥经常背着女儿攀爬楼梯。弥留之际,最让他牵肠挂肚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路遥辞世后相当长时间内,路茗茗异常抵触母亲,对其颇有怨愤。好多年以后,母女二人才重归于好。

半夜写作、通宵达旦,早晨从中午开始,尤喜独处的路遥时常自觉地“封闭”自我。凡此种种,都让林达难以适应、无法容忍。路遥与妻子在生活习惯、性格上的差异越来越凸显,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路遥谢世前,他和妻子的关系僵硬而对立,双方曾达成协议离婚,但终究没有签署。

这些年来,路茗茗每一次阅读《平凡的世界》都情不自禁纵泪滂沱,“这些作品让我更深刻、更彻底地了解了父亲。”

(摘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