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我进入悉尼大学不久就在学校旁边一家新开张的7－11店找到了兼职，工作时间从晚上11点到早上7点。

上班前先参加培训，培训官告诉我们，如果在遭遇抢劫时和歹徒发生争执，甚至反抗，得到的将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批评和辞退。培训官说遭遇抢劫的概率是二十万分之一，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成为这个庞大分母上的小小分子。

第一天上班，很舒服，没有多少顾客，晚上两点之后，就剩下我一个人清清静静地看书。

第二天上班，夜里11点，忽然四个小伙子冲进店门，手里高举垒球棒。我赶紧按照培训官的指令——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然后就听见柜台外一片打砸抢的声音，震撼而清晰。渐渐地，四周平静了下来，我拿起电话报警。警察来后听完我的描述，首先赞扬我处理得好，没有人受伤，接着给现场照相。

当警察要我估计损失时，我牢记培训官的话：不知道，让老板去估计。没过多久，老板接到电话到来，他面色沉重地向警察估计了损失的数字，因为店里所有的东西都上了保险，那个数字足以弥补今晚的所有损失后，让老板小发一笔。

最后老板忍不住心中的喜悦，微笑着让我回家休息，今天的工资双倍。这真是一个三赢的局面，歹徒、老板、我都高兴。最后警察带我到局里登记和录口供，然后开着奔驰警车送我回家睡觉。

第三次上班，店里多了一个保安David，他是7－11总部派出的保安，哪个店铺出事了，他就到哪里去上一阵子班。

David说如果遇上抢劫，他会更职业地帮助歹徒顺利完成抢劫。那几个夜晚我和David讨论了很多东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我想起在国内社会舆论总是教育我们奋不顾身见义勇为，但在国外，社会道德舆论的理念是：所有的物质财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很有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朴素哲理。所以遇上危急关头，人人毫不迟疑，没有任何的思想冲突，蹲下抱头，歹徒走了再报警。

我从没想过要去英勇一把，但又一次被形势所逼。在David走后的第一天，我又一次单独上班，静静地坐在柜台里看书。

远远街道的拐角处突然传出一leAN，我想起David曾对我说，有异常情况最好出门看看。我于是跨出店门，看见七八条黑影有说有笑地向我包抄过来，我心中叫苦不已：“不会吧，又抢劫!”

转眼间就有四位少年把我围在店门外，其他人则蜂拥入店“shopping”去了。我正准备微微一笑，轻松一下气氛。只听得“嘭”的一声，不知是身边哪位一拳就打在了我的脸上。

满腔的怒火化为一股巨大的力量灌注到我的四肢，我一把拨开挡住我退路的两个小伙子撒腿向不远处的警察局狂奔而去。正高速狂奔间，警车的呼啸声响起。我长吐一口气，安全了。然后一切的程序跟上一次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这次我已经驾轻就熟，在局里录口供等环节上节省了不少时间。

一进警察局就有几位上次见过面的警察跟我打招呼，两次抢劫的时间相差仅一周，他们都还记得我。

第二天起床，脸上青了一块。老板打电话来，让我休息一周，等到我脸色恢复正常了才可上班。

过了两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律师登的广告，是关于工伤赔偿，说是在工作期间受到的任何伤害都可以申请赔偿，哪怕在上班途中摔了一跤等等，无需律师费。反正闲来无事，我于是拨通了号码去咨询，想打听一下我这种情况能赔多少钱。多呢，就试试；少呢，就算了。没想到电话那头律师听完之后马上就约我见面。

在律师Smith的办公室里，我指着脸上那一处青紫问他这应该算是工伤吧。Smith斜着眼看了看；婉转地告诉我这点伤值不了几个钱。接着他问我脖子疼不疼、肩痛不痛、腰酸不酸……我总是摇头。

Smith慢慢翻看着我带来的两份警察局口供。突然，他一敲桌子：这是个大案子!Smith跟我解释道：第一次抢劫叫hold up，持械抢劫或者叫武装抢劫，虽然我没受伤，但性质比第二次严重得多。

我与律师最终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我脆弱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Smith让我回家休息两周，他告诉我这段时间不用上班，保险公司按我现在的工资每周付给我钱，直到确定我完全康复为止，因为我的工资里有保险，叫Workcover。

虽然Smith啰啰唆唆，但我还是一下把握住了中心思想，Workcover是个好东西，今后一段时间我可以不上班而拿工资了!

两周后和Smith再次见面，我脸上的伤早没了，半个月不打工还拿钱导致我睡眠充足，生活滋润。Smith又从头到脚问我一遍哪里不舒服，我还是不住摇头，心想出国后自己从头到脚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舒服过。

Smith突然问我味觉有没有减退或丧失。Smith给我解释：有的人脸部受到重击或过度紧张后，会渐渐出现味觉丧失的现象。吃东西觉得平淡无味。如果这样，属于终身残疾，将会获得很大一笔赔偿。而且这种伤害到目前为止从医学上还不好判定，检查时只是让你尝各种药水，看着你的面部表情反应。如果没什么表情，那么味觉功能就有问题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我告诉他，我现在吃吗吗香，这个味觉嘛，我看它一时半会儿好像还消失不了。

Smith没有办法，使出了最后的绝招：“你浑身上下没有受伤，那你的心理上总该受伤了吧!”我一想，对呀，我的心灵可真是实实在在千真万确受伤了：“以前晚上我经常约朋友出门逛街玩耍，现在我却宁愿呆在家里；睡觉做梦也经常是抢劫场景；还有就是一看见警察警车就觉得特亲切特安全，想要过去打招呼……”Smith听完了我的描述，脸上露出了笑容。

Smith开始着手处理我的案子，申请心理医生给我治疗评估，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计划，安排出庭律师……

我的心理医生是一位希腊移民，心理学博士，人很随和，知识面很宽，我很喜欢被他治疗。名曰治疗，其实是每周我们抽出几个小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们谈话的内容基本上与抢劫无关，多是时事政治、风花雪月什么的。我俩熟稔之后，我曾经问他什么时候我心灵的创伤才能被他完全抚平。他哈哈一笑，说澳洲政府付钱让他给我做心理治疗，他不急。

我的案子从开始到完全结束一共花了一年的时间。最后我拿出计算器一算，保险公司一共赔偿给我10万人民币。那天退庭后，我的出庭律师把我单独拉到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我曾经经手过一个与你类似的案子，那是一位女学生在麦当劳打工被抢劫，要求心理赔偿。不过她没有通过工伤法告保险公司，而是通过普通法起诉麦当劳的安全措施不够完善。最后麦当劳赔给她45万澳币(合240万人民币左右)。

我微微一笑，告诉老人我没有什么遗憾，已经很知足了，谢谢他的帮助。

(摘自《好日子》200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