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挺

我是先认识何文，再读到他的小说的。

20世纪，90年代初，文学的黄金期行将落幕，我和一帮同龄人开始小说之旅，某种程度上也算赶了个晚集。当时，还有一些定期笔会，我也因此认识了省作协的工作人员何文。那时候并不知道何文会写小说，只把他当成一个笔会的组织者。

何文长得很像陈佩斯，尤其年轻时，鹰钩鼻，自然留长的卷发，很自然就联想到还不及变胖的“陈小二”。及至我因为写作而调入文联，与何文成为同事，才发觉何文不仅外貌有趣，内心也丰富异常——因为这篇文章，我想起了许多与何文有关的趣事，比如他坚决不学电脑，不用手机。前者只是自己的事，后者却要连累他人a有一年中国作协在贵阳颁“骏马奖”，身为东道的省作协，独独何文一人无法联系，领导急了，不得不勒令他立马配一部手机。何文不知从哪儿借来一部手机，会期一过，又还复原来，他的话，太麻烦啦!何文即使不是我平生所遇最传奇的人，也算得上特立独行!

何文另一个醒目的特征是他的吃相。他有一副好胃口，不仅食量大，吃起来还吧唧有声，有人替他计数，有一次某地笔会，何文早餐共吃掉了主办者两碗牛肉粉，一碗馄饨，外加两个鸡蛋，一大杯牛奶。这份对食物的热情常常会感染到他的同桌。我们自以为何文的激情，应当是他当知青时留下的后遗症，因为他在当知青时常常饿饭，何文说那时最高兴的事就是街上死人了——因为“甑子一开，不请自来”。虽然我们较他年轻十岁，但对食物的态度却总是自叹不如。

酒足饭饱后，何文的声线立马加大，说什么事都言之凿凿，比如某地某事如何，旁人说来总似商量，何文一说，却板上钉钉。我的印象，何文骂起人来总是痛快淋漓的，所以最好不要得罪他。

我啰嗦了一段何文的逸事，是想说何文的小说写的究竟还是应了古人的话，文如其人。讲一点何文的事迹，虽然不搞索引，对理解何文的小说不无裨益。

读何文的小说，如见其人，文字耿直爽利，情节跳脱传奇。韩东当年在《芙蓉》组稿时，就上过类似的当，据此认定何文是个70后，向他索要照片，一看简历方才作罢。据说早年何文也尝试过抒情，行文也很书面，原因是把喜欢的普宁等作家作为范本，但不知为何总是隔靴搔痒，不得要领。有一次前《山花》副主编黄祖康先生点拨，“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谁知这句平常话，却在何文这儿振聋发聩，立马有了验证。他恍然自己跟风不对，于是闭门数日，很快就有了发轫之作《前程似锦》。

这篇小说虽然在业内影响不大，但熟悉何文的朋友却以为翻天巨变。我也是看了这篇小说，才开始关注何文。《前程似锦》是地道的贵州小说，除了行文中漫布的方言，人物的性情，行为方式乃至举心动念都是蠢蠢欲动的贵州小人物的缩影。我佩服何文精准的描述，如爬壁虎一样丝丝入扣，而人物的内心脉动则可像他豢养的动物，可能一网打尽。等我再看到《岔路》、《老爸贵干》，又深为何文的执著，不为利益驱动的平常心所感动，便利用朋友关系，四处介绍。惜乎那些名刊编辑大多被何文的方言限制，理解成了问题。我常说国内写小说的作家，用的方言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曹乃谦，另一个就是何文。曹乃谦现在有诺奖评委马悦然马博士撑腰，别人只有迁就的份儿，何文没这样的靠山，寂寞是当然的。

何文最独特的人生阅历就是下乡当过知青的那段时间，但此知青已非《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里的正经知青。何文当的知青估名“后知青”，这些人不再务农(据说一年收成才几斤谷子)，因为无法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走街穿巷，到处游走，各处打秋风，坑蒙拐骗。这是何文对底层生活景况体会最深的一段时间，也是他对各种骗术伎俩领略，甚至烂熟于心的时候。或许我们要感谢这段苦难，它多少有些高尔基在伏尔加河上流浪的影子，于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快心的故事，各色鲜活的小人物。但我仍要提醒一下，这些人物可能仅仅只是何文的趣味所在，而非他的人生必然。这句话绝非多余，很多人还是习惯把作者与主人翁等同起来，以为这就是作者的经历，当然这种效果也从侧面说明，何文的小说是何等的“真实”。

何文的小说几乎通常都有一个模式，它的核心通常很简单，人物一男一女，至多两男一女，两男中也有强男与弱男之分，他们大多很年轻，最大也不超过三十岁；故事背景与外界是独立的，航班停运的小岛，一家低档次、伸手不见五指的乡村旅店，再不就是破烂却井井有条的百姓家：时间也多数选在幽暗，恍如梦境的晚上。

事情通常由弱男挑起，由于利比多的作用，他靠近那个为他吸引，且浑身散发母性的女性，企图占点小便宜，或者仅仅要点温暖。女人则拿腔拿调，装模作样，如有强男在场，则会被挑唆，让弱男吃一些身体上的亏……

写到这儿，我忽然又想起何文早期也走过情感路线——为什么现在他的小说里，感情因素已经被肢解得几近为零?全然已被欲望和欲望的战斗所替代，难道说何文的理解中的情感交流已经是战斗?而文中女性虽也妖娆风流，却多半势利成性，近乎迂痴……我不忍想下去，是什么在促使何文在执意这种重复?

弱男于是使出浑身解数，不停地抖机灵，利用各种场景，制造麻烦，制造惩罚，惩罚强男，也惩罚痴女。泼水湿衣服，衣服丢到外面雨篷是何文爱用的细节(包括一些方言的使用，我曾经提醒过，但对这些何文基本是不听的)。如果抽出何文小说的一个模式，那就是战斗，抽出其中的一个词，就是惩罚，这是智力较量，智力的胜利，“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这句古训在何文的小说中获得浓厚的体现。当然这种胜利是何文给予的，所以与其说是弱男的胜利，还不如说是何文自己的胜利。当然，奖励通常又很吝啬，胜利者弱男仍然会与痴女分道扬镳，且常常一无所获……

有一段时间，国内忽然间时兴起所谓的底层关怀，进而有人提出所谓的底层写作，作家们纷纷把注意力投射到拾荒者、乞丐、流浪汉、妓女等弱势群体，最后再给予他们以同情心，留下一个亮色的尾巴。这种风气愈演愈烈，连一些大作家也不能免俗，纷纷为关怀生拉活扯，强编硬造，评论家李敬泽在一次发言中不得不提醒，“至少你不要这么轻易地就‘关怀了!”

但我想，如果真有所谓的底层关怀，那也应当是何文的这种。至少他的眼光不是俯视，而是平等，是参与其中，感同身受，同喜同悲的。我想以何文的阅历和能力，找几部苦情故事，写几个苦难作品应当并无难度，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走这条讨巧的路线，而是全然听凭自己内心的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心灵世界。当然那个世界的尺度是非常规的，那些人物，似乎生来就是灰暗、贪婪、恶俗的族类，注定就要来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和承受力。

我曾经和一位老师讨论过何文的小说，当时下过这样的结论：“一百年后，贵州能剩下的大概就是何文的小说!”当时这么说可能发过一点狠心，现在回想，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愿意为这句话负责。

小说作坊栏目中的三篇小说，不仅是何文作品的一次汇总，也是他写作秘密的一次展示，当然，我们也可从中看到作者刻意的求变，以及这些篇目之间某种微妙的递进关系。至少在我看来，何文的小说又有了进步。比如《人相》，虽然沿用弱男智斗痴女的套路，但小说情节更见起伏跌宕，方言的运用也更为传神准确，尤其是，结尾处陡现峥嵘，似神来之笔——小吃店的老板竟然就是七点半上床，行动不便的叔叔!痴女更对叔叔言，我没有背叛你吧?这一次弱男受到的是“叔叔”的惩罚。打个比方，就好比铁砂掌高手，一路刚猛的拳路里忽然间有了一股柔劲——《人相》也因为这个意外，忽然有了一种寓言气质。何文化实为虚，让这个故事的格局猛然间有了一个大背景……

有一点何文是没变的，他仍然酷爱战斗，酷爱青春，这两样合起来就是一个红尘世界。《另一边》虽然写了一个貌似老知青故地重游，与情人重叙旧好的故事——但何文的重心，显然还是想探讨同行的侄子和姨父两代人对此事由于认知不同造成的那层紧张。叙述者“我”应当不满二十岁。中间有我们熟悉的各种小伎俩，也有何文喜欢的，不时出现的讨价还价，但这些都在末尾“我”内心升起的疑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显然赞同姨父离婚，但他走向新生活的努力，为什么在结尾全部化为乌有?读到此处至少我同叙述者一样都有些无名的感伤。

“百炼钢化绕指柔”，何文的小说较之过去，已获得某种难得的灵动，这种悄然发生的进步，应当引起何文小说的爱好者，以及专门从事贵州小说研究的朋友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