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岭

中国传统文房用具,除了笔墨纸砚“四宝”之外,还包括了很多的辅助文具,如笔洗、笔舐、砚滴、水丞、水盂、镇尺、臂搁等,即使是放置毛笔的器具,也有笔床、笔船、笔格、笔屏、笔卷、笔挂等,与出现于明中晚期的笔筒比起这些文具,只能说是一个小兄弟。如笔床,南北朝时期已有制作,《玉台新咏》记载:“玻璃砚匣,终日随身,翡翠笔床,无时离手。”笔格也称笔架,南朝梁简文帝有《咏笔格》,梁吴筠有《笔格赋》。笔船也于唐代就已出现。笔筒为什么在后世独领风骚,成为晚明以来文人案头不可缺少的用具,进而成为备受现代收藏家青睐的艺术品?

笔筒发迹于明中晚期,初兴时,多用竹木之灯的材料,取材方便,又为文人提供了亲自操刀发挥创造性的空间。当时文人墨客写竹、画竹、刻竹及收藏竹刻作品之风兴盛,竹木笔筒得到了空前发展。正是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使笔筒里更具书卷气和文化的寓意。

笔筒的走红,与制作笔筒中大师级的人物出现也有极大关系。明代中晚期的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人都制作笔筒的大家。朱松邻刻竹善用深刀,纤巧玲珑,细取入微,所刻“松鹤笔筒”在当时即为世人称宝。朱松邻儿子朱小松更是擅长书法和绘画,并能博采众长。朱松邻的孙子朱三松继承了祖父雕刻的风格,且更为精湛娴静。清代出现了吴之盘 、周颖、邓渭等著名的文人竹刻家。大家的制作,精美绝伦,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棒,使笔筒更具魅力。

皇家的推崇,为笔筒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清两代都有特别喜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为满足自己的爱好,自然可以倾国家之力,不论多么贵重的材质,都可能用来制作珍玩。用材之珍惜,工艺之精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一些象牙、紫檀、黄花梨、玉石、珐琅等材持的笔筒,全都是极品珍品。清代瓷器中,笔筒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种类。如康熙时期文房用瓷的烧制中,以笔筒最为出色,笔筒生产量大,而且造型、纹饰相当美艳,艺术表现也呈多样性。

在文玩清供中一枝独秀,笔筒还有其自身的困素。明清笔筒虽形制变化不大,但材质却颇为丰富。有竹、瓷、木、铜、象牙、玉、水晶、端石等。从装饰方法上看,有刻、镂、雕、绘等,以瓷笔筒为例,有青花、五彩、粉彩、三彩、颜色釉等。笔筒图案的主题材为花鸟、人物、山水景致、田园风光、诗词歌赋一应俱全。笔筒常年置身案头,与文人朝夕相伴,既可观赏,又可把玩,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风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笔筒有如此深邃的文化内涵,怎能不让人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