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以数字化技术革新为契机的DV影像设备在中国的独立纪录片领域引发了一场“DV革命”。自此，中国的独立纪录片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从技术操作、创作思想上都实现了“独立”。本文即是以DV纪录片——《姐妹》为研究对象，站在中国市场化背景下分析DV诗学的嬗变。

[关键词] 独立纪录片；DV诗学；《姐妹》

DV是英文词汇Digital Video的缩写，原意是数码摄像机或数码影像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DV以数字技术为标签，以低廉的价格、轻便的机型、高清晰的影像技术革新为契机，以夺回民间影像话语权为姿态在中国影像文化界引发了一场“DV革命”。随着DV在纪录片制作中的普及，“DV纪录片”几乎已经成为“独立纪录片”，也即“民间纪录片”的代名词；“DV叙事”，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纪录片叙事特征的重要方面。

2004年，李京红以章桦和其他4位发廊女为主人公拍摄的2(1集纪录片《姐妹》在全国三十多家省级电视台播出，收视率超过了同期热播的电视剧。本文即是以DV纪录片——《姐妹》为个案，试从文本分析入手，探索在当下市场化语境下中国独立纪录片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审美特征与现实意义。

一、DV镜像语言的表达：纪实与虚构创作方式的融合

纪录片与其他视听艺术一样，是依靠画面和声音来表达制作人独立思想的视听艺术。不同的是，独立纪录片的制作没有事先的“编排”，又不是“生活流”的原始显现，而是创作者在对“生活流”追逐与记录的过程中，用独有的DV镜像语言抒写自己的人文关怀和价值追求。

1.视觉语言的多维表达

长镜头的再现手法被纪录片人奉为创作的圭臬，长久以来占据着坚不可摧的地位。在法国电影理论家巴赞看来，由于长镜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时空的不间断性，因此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真实。在国内理论界，对长镜头强调最多的是其在对于生活自然流程的尊重与真实时空完整性的保持。而这种对时空完整性的保持体现了环境的真实感和现场情绪的真实性。在笔者看来，长镜头的运用不仅是使“现实物质世界”“简单复原”，它还倾注了创作者的情感倾向与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每一个长镜头，是“电影眼睛”的“冷眼旁观”，也是拍摄者眼睛的“感情用事”，从而使得纪录片从物质世界的再现走向艺术的创作的表现，从物质的“真”走向意义的“真”。

而在《姐妹》的镜视语言中，除了虚构，几乎没有什么手法不可以用。对蒙太奇、慢镜头、特技等表现手法的吸纳，多少动摇了纪录片长久以来惟长镜头独尊的镜视表达传统。李京红说：“不可否认的是我确确实实模仿了电视剧的编辑手法。”

蒙太奇是电影创作的主要叙述手段和表现手段之一。由于蒙太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的主观介入，长期以来被纪录片人视为原生态纪实的“天敌”。而在《姐妹》的画面呈现中，蒙太奇叙事多以黑白画面对彩色画面的调入为主。李京红对画面色彩的调度既是为了使记录更加流畅自然，尽可能地保持生活的原貌，同时，也表现出对姐妹生活现状的认识与追问。

统观《姐妹》整部纪录片，彩色画面在时间的延伸中做了短暂的止步，黑白画面承载着历史的回忆继续着作者的讲述。在画面的切换中，色彩成为“富有意味的造型元素”，使“画面形象背离自然，从而有可能利用光影来构成含义深远、格调优美的画面……在观众一方，观赏影片过程中感受更多的是色彩的价值，而不是色彩的物理属性本身。”作者李京红在对色彩的调度中完成着对姐妹们命运的探索与瞻望。

同步记录，同步呈现是保持画面原生态呈现的最主要的手段，而李京红运用慢镜头技术对原始素材做“不同步”，抑或“慢节拍”的画面处理。这种似乎“失真”的“慢节拍”画面是纪录片戏剧性的表现，也是创作者要“浓墨重彩”刻意描摹的部分。

2.复调式的听觉语言

与纪录片的视觉语言有相同的境遇，纪录片听觉语言的表达也由一种叙述方式——同期声走向多元的叙述方式：同期声+解说+音乐；由早期独立纪录片的“单声部”走向“多声部”。这可以说是对早期独立纪录片单纯同期声的“反叛”，但又不是对最早的教化色彩过于浓重的“形象化政论”叙事方式的回归。看似中国纪录片的视听表达方式在时间的长河中完成的一次轮回，但从《姐妹》中，我们听到的声音不是政教式的“传输”，而是一种源于真实生活的自然表达和凝聚着叙述者感情色彩的“解读”。这使《姐妹》的听觉语言呈现出巴赫金所说的“对话式的复调”形态。

一般来说，“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较之存在：一个是事件本身的声音，一个是叙述者的声音。在创作中，创作者对这两种声音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会因此而改变纪录片的文本面貌，从而影响纪录片的叙事效果。”

事件本身发出的声音也就是同期声。综观《姐妹》整部作品，其中的同期声具有双重作用：一是真实再现生活的原貌，给纪录片以真切的现场感。二是在时空的转移中，同期声表现出人物自然语言回归，语言形态回归本然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姐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游离不定的根源，这也是方言带给这部纪录片的又一大真实本色。方言与同期声并不是一对同义词，很多时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在《姐妹》中，方言在很大程度上深化着“同期声”的内涵，在对人物身份进行现实环境的“复原”以外，还成为“自然同期声”同步记录的一个显著标记。

解说词与蒙太奇叙事手法在早期的独立纪录片创作中被视为对生活原生态呈现的“强奸”。在生活真实不断被怀疑与界定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其实叙事手法并不能成为界定“真实”与否的惟一标准。叙述者声音的介入与抽离也成为此部纪录片听觉语言的又一特色。

解读《姐妹》，笔者发现，叙述者声音呈现三种形态，即：第一，叙述声音表现为第一人称“我”的形式；第二，在叙述者声音“缺席”的情况下，被拍摄对象把拍摄者不自觉地当作对话对象；第三种，叙述主体从纪录片中“彻底抽离”，从而使叙述者声音变成一种“零度”的解说。《姐妹》叙述者声音的介入与抽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创作者李京红个人态度的徘徊，这与他所谓的“破坏纪录片创作的原则”的自责有关。而正是这种徘徊使得《姐妹》叙述者声音呈现出来三种形态，由此形成多声部的“复调”文本形态，其效果显现为寓叙述者于“姐妹”生存现实中、寓人生哲理于原生态生活中，为画面叙述增加了思想的深度。使作品成为源于现实、深于现实、而又与现实融为一体的叙事整体。

二、叙事结构：现时与想象的空间架构

海登·怀特说：“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对生活原貌的呈现及其表现出来的思考便成为支撑起整部纪录片的构架。反映在《姐妹》文本中，具体表现为时间线性结构与故事情节化结构。

1.时间线性结构

《姐妹》制片人陈镭表示，拍摄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拍摄还要继续多久。“因为是真实记录，没有剧本，所以我们只能尽量跟拍，后期再决定哪些要哪些不要。”

原生态的生活是自然流动的，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就蕴涵着种种可能性，这就使得原生态的纪录不能前瞻，也不能预设，只能以现在进行时的“时态”进行同步记录。时间的延伸在《姐妹》中是影像得以延伸的最主要的凭借。纪录片中的故事是与生活平行进行的，姐妹未来的路是未知的，而《姐妹》的纪实美感也蕴藏在对未来发展的未知中。现在进行时是对姐妹未知生活的“追随”，这种“追随”得力于DV的高度轻便化，也得力于创作者不懈地跟踪拍摄。生命过程是客观存在运动发展的时间流程。伊芙特·皮洛说：“(在纪实性的影片中)每一个生活剖面都是一个无限运动过程的中继站。任何人为设计的戏剧情态也创造不出与之匹敌的张力，这是通过捕捉‘正在发生的事件、‘正在出现的无意识反应和无数意外巧遇的表现而获得的效果。”

2.故事性的重构

如果说时间线性结构是纪录片原生态呈现的基本策略的话，那对纪录素材进行故事化架构，即是“纪录片与虚构型电视剧创作方式的融合”，这是独立纪录片个人化创作的市场化策略。人物的事先铺垫、选取事件的典型、具有激烈矛盾冲突的故事情节，以及叙述过程中的悬念重重。再加上叙事节奏的快慢调节，使得《姐妹》的叙事张弛有度、引人入胜。专门从事纪录片发行的北京零频道公司，将《姐妹》的成功概括为6个字：“说人活、讲故事”。这不能不说是对《姐妹》故事化叙事的褒奖。

DV在民间，纪录片本身在民间也应该有自己的市场空间。中国早期的精英式纪录片脱离大众、远离民间，因为要“独立”。因为要“原生态”，作品出来以后要么束之高阁，要么在“精英圈”内玩自转游戏。而DV与生俱来的民间诉求，使其无论在原生态呈现还是个人化表现上都不得不考虑到老百姓的欣赏视角。这就对纪录片人讲述故事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由此，对纪录片故事的讲述就不能是单向的“传达资讯”。而是可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化叙述。蒙太奇镜视语言、叙述者声音的表达以及音乐的渲染等叙事手法与长镜头、同期声的画面呈现的“不和谐”，构成纪录片悬念与故事性的主要方式。

中国广电协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冷冶夫认为，纪录片最重要的创作手法是故事化，特别是画面语言的故事化创作，没有这个因素就失去了纪录片最主要的可视性看点，其他的音乐、特技、解说等都是为故事化服务的。

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原貌，真实记录发生在身边的真人真事，是所有纪录片的生命所在。然而，纪录片是记录、也是思考；是再现、也是表现；是原汁原味的生活写照，也是蕴涵着创作者审美倾向的艺术创作。因此，镜像语言、叙事结构以及意义思索，便成为DV创作者在现实原生态呈现基础上表达自己审美趋向与人生思考的主要叙事策略。这些叙事手段使得DV记录成为不断被附加的意义增殖体，在呈现现实原生态多义性的同时，也表现出纪录片人对人生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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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J李晓彩(1981一).女，河北广平人，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