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龄　章　谊

7月11日从晚报上看到我们崇敬的师长季羡林辞世的消息，不禁扼腕长叹。我们多么期望他真能像他对我们说的，争取活到科学家论证的人类的寿限——150岁啊!1991年臧克家臧老为庆贺季老80寿辰写过这样一首四言古体诗《为羡林老友祝嘏》：

品高望重，眼向下看。

学贯中外，盈而不满。

淡于索取，勇于贡献。

十年留洋，本色不变。

看来容易，做到实难。

仁者多寿，霞光灿然。

在时下知识界学风浮躁，剽窃、抄袭层出不穷，一些“学者”更将此作为沽名钓誉的生财之道，以致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师”、“巨匠”之类的学术骗子处处可见的今天，是多么需要将季老这种品高望重、盈而不满、淡于索取、勇于贡献的道德风范发扬光大啊!

季老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之后，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并受命创建东语系。后一直担任着北大东语系主任。我们自己也未曾料到，会有幸与季老结下半个多世纪的师生之缘。我们都是1956年高中毕业的，彭龄原想报考地质学院，章谊家在上海，想就近报考复旦。高考前组织上分别动员我们报考北大东语系，这是由于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使我们国家国际地位与影响空前提高，为加强与亚、非国家交往，决定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懂“小”语种的外语人才。组织上找我们谈话时，特别强调：“这是祖国的召唤”。于是，我们便义无反顾地舍弃了原来的志愿，投身到季老门下。

然而在北大几年里，虽说常常看到我们崇敬、景仰的季老，但除了听他在全系大会上讲话、作报告之外，却没有单独同他谈过一次话。这是由于父亲曹靖华也一直担任着北大俄语系主任，他与季老又同时在文联、作协、译协等部门有兼职，经常在一起开会，切磋，既是同事，又是好友。那时年轻人讲究勤俭自励，谁也不愿生活在长辈的荫蔽之下，或借长辈之间的关系为自己捞取什么好处。因此，父辈间关系越亲密，我们越是回避。

季老1911年出生在山东清平(现临清)康庄一户贫苦农家，靠叔父接济，在济南读完小学、中学。1930年，他同时考取北大、清华，最后选定清华西洋文学系，主攻德语，也选修英语、梵语。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给他很大影响，他决心学好梵文，希望在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及佛学研究上有所建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他除了勤奋苦学之外，社会活动、文学创作等方面也十分活跃，与吴组缃、林庚并称为清华的“三剑客”。后来留学德国，专事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印度中世纪语言与佛典的学习与研究。1946年回国受命创建东语系时，年仅35岁。我们入学时，他仍是那一代由全国各学科顶级专家、学者担任的各系科的主要“掌门”中，年纪最轻的一位。

在学校几年里，上至领导、教授，下至学生、工友，季老都是和颜悦色，平等相待，从未见他训斥过谁。那些年政治运动很多，“反右”以后更是一个接着一个。澡为师生们崇敬的著名的专家、教授一个个都横遭批判，连马寅初校长自己也因坚持“人口论”被迫离开学校……人人惶惑不安。在这种极端路线占主导地位，非理性的时代，作为党员系主任的季老，处境是极困难的。他既不能损害党的威望，又要团结、安抚那些备受冤屈的专家、教授。东语系的马坚、朱光潜等著名学者、教授，虽被批得一无是处，季老对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尊重，这对他们受伤的心灵，无疑是莫大的安慰。“文革”中，即使在学校批斗成风，处处设“斗鬼台”、“牛棚”、“劳教地”的疯狂的日日夜夜里，东语系的教授、教师、学生，没有一个因记恨他，乘机对他发难的。这不能不说是季老人格魅力使然。但率性、耿直，疾恶如仇，不看风使舵，不屈从权势，一身凛然正气的季老，偏偏看不惯“老佛爷”聂元梓之流的愚蛮顽横，“自己跳出来”，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聂元梓及其帮凶们的残酷迫害。

我们直接与季老接触交往是在我们工作之后。1985年适逢北大校庆，我们特意去东语系季老办公室，像当年做学生时那样，向季老深鞠一躬。刚要自报姓名，季老却笑说：“知道，你们是曹彭龄、卢章谊。人胖了，模样没变……”我们十分奇怪，季老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季老笑着说：“你们报考东语系，我原本不知道，有一天碰到你父亲曹老，他说他的孩子考上东语系，不知道语种确定没有，希望分配一个像阿拉伯语那样稍大一些的语种，将来用处更广一些。后来谈别的事，也忘了问他的孩子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回到系里，让人帮着查一查，那一届新生里就你一个姓曹的，那一定是你了。那时正分配语种，他们说已经根据你自己填写的志愿，分配去学阿拉伯语了。我也知道你们在北大就要好，后来终于走在了一起，一个到部队，一个到新华社……”我们说：“父亲那时就多次要我们多向季老请教，只是，我们那时太幼稚、太偏执，不愿让大家知道父亲与您的关系，一直回避同您接触，以致失去许多向您学习的机会。”季老说：“学习谈不上。但你说的我能领会，所以我也没有专门找过你们。老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人与人应该以诚相待，取长补短，而不是尔虞我诈，相互利用、攫取。我和你们父亲就是这种‘淡如水的关系，他比我年长14岁，论资排辈，他应算我的老师，但你们家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平时在校园里遇见曹老，相互总要问寒问暖，说上一阵子话，彼此都是兴奋又欣慰。在北京或外地开会碰到，更要促膝长谈。‘文革中，身处逆境，即使相遇，也只能相互点点头，但从彼此关切的目光中，都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相互鼓励。因为大家心中都有一个信念：那帮人倒行逆施是绝不会长久的…一”我们是多么羡慕父辈们这种推诚相与，彼此尊重，一清见底，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君子之交”啊!

再一次邂逅季老已是1998年4月。为迎接北大百周年校庆，央视与北大联合编排了一台节目，把我们几个“海湾战争”时在巴格达坚持工作的北大学友请去，介绍临战时维护祖国荣誉的体会。正式彩排那天，陈佳洱校长邀季老、雷洁琼、张中行等健在的北大老学长们一起做嘉宾，出席观看。将近十年未见到季老了，不料季老一眼就认出了我们。他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没有变，只是头发白了。”并说：“你们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我篇篇都看。”令我们惊喜又感动。季老依旧是我们熟悉的装束：一身半旧的蓝制服，一双圆口黑布鞋。面容清癯，却神采奕奕。

1998年夏季，当我们收到散文集《受命打通“地狱之门”的人》的样书时，彭龄正在301医院做癌症根治手术，他立即让章谊寄奉季老，因为书里收有季老提到过的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几组散文。后来收到季老秘书李玉洁女士的来信，来信说：

奈因季老最近视力不佳，不能自复，嘱我代表致歉并表示谢意。我们经常在《大公报》上看到你们的文章，每篇季老都让读给他听，并说你们的文章很好，这次看到你们的书，他也非常高

兴……

信中还提到季老听说彭龄患病，“很想去看看，被我们挡阻，因其年事已高，眼睛白(内)障很厉害，虽做过手术，但还是不行……”季老高兴的是你战胜病魔的信心，他说你一定会成功的，祝你早日康复。”并叮嘱：“能走动时，请来北大叙叙。”

收到这言辞恳切，处处洋溢着老师对学生、长者对晚辈的关爱的来信，怎能不深受鼓舞和感动呢?季老的家在校园最北面的十三公寓。据说那一带曾是明清名园朗润园旧址，季老在《清塘荷韵》、《槐花》等散文中，对那片景致曾有过传神的描述。他有一本散文集就用《朗润集》作书名。值得一提的是荷塘里的荷花，是季老的仰慕者送他的一包古莲子，季老将它们播入塘中长成的，每年春夏，那满塘的绿叶红花竟成了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这荷，也被人们冠以别致的名称：季荷。

季老住在公寓的底层，门开处，季老已站在面前，依旧是我们熟悉的谦和的笑容，只是稀疏的短发几乎全白了。客厅里没有新潮的家具，几个书柜和书柜前的小桌上都堆满线装书，最上面的函封上写着《文成公主全集》。季老正在清理图书，他说他最不喜欢做这工作，因为书上有灰尘，清理时常诱发气喘。我们劝他治一治，他却漫不经心地说：“治过，由于找不到过敏源，没有什么效果，也就不管它了。”我们猜测，既然他整理图书时易诱发气喘，莫非这过敏源就在这些书上?季老笑笑说：“要真是那样，也没有办法。一辈子嗜书如命。”

1999年当我们另一本散文集《埃及漫步》出版后，立即寄奉季老。季老收到后，请李秘书打电话表示感谢，并再次邀我们去家中“叙叙”。季老此时已年近“米寿”，但腿脚仍健，思路敏捷，谈吐风趣。只是眼疾未愈，一只动了手术，一只未动，“两只眼睛不合作”，“看稿纸，一边是白而亮；另一边却是阴暗昏黄的”。即使那样，他依旧坚持看书，写作。窗前的那盏灯，依旧是每天燕园里最早点亮的一盏。那天，季老赠我们一套《季羡林散文全编》，仍坚持坐在书桌前为我们用毛笔题签。他说：“眼睛不好，看不清，字写得歪歪扭扭。”我们捧着季老这厚厚四大本专著，像是捧着一座山……

后来听说季老住进了医院，我们十分担心，想去探望又怕打搅。2006年3月，忽见报上刊登着季老在301医院和医生护士们一起度过入院3周年的照片。照片上，季老神采奕奕，一点也不像九五高龄的老人。我们试着同李秘书联系，前去病房探望。

季老已是几出几进301医院了。2001、2002年因便血和患皮炎住过院，时间都不太长。2003年2月由于心衰不得不再次住院，装了心脏起搏器。后来又发现骨髓炎，做了手术。李秘书告诉我们：术后恢复期间，每次换药，医生、护士都担心季老受不了，而季老每次都强忍着疼痛，反过来安慰医生、护士，令大家都非常感动。那次入院后迄今已整整3年，季老未曾离开过医院。现在尽管双腿已痊愈，也能站立、行走，但毕竟年迈、体弱，医生不让他多站。我们进病房时，季老正坐在病榻旁的沙发上，笑着对我们说：“咱们是老熟人，我就不站起来了，你们随便坐……”

沙发前有一张特制的小桌，上面摊着几页稿纸，季老正写文章呢。李秘书说，季老吃饭、输氧、打点滴……看他不声不响，实际上脑子里都在构思，待一坐下来，铺上稿纸，一篇篇文章便从笔尖上“流”出来了。除了个别错字需要改正外，从不见他涂涂改改。季老说：“我虽是‘四半之人：半聋、半瞎、半瘸、半拐，所幸脑子还管用。说是回报社会也好，发挥余热也好，人活着总要做些事情。别的干不了，写写文章还可以……”我们深为季老的精神感动，也为他重病后恢复得这样好而高兴。季老讲：“我从未想到我能活这么大岁数，最初我以为只能活四十几岁，像我父母的寿限。88岁‘米寿时，听说巴(金)老和臧(克家)老相期活到‘茶寿——120岁，我说我也‘入伙。但前些日子，读到一位科学家的文章，论证人的寿限可以到150岁，所以，当人们问到我时，我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新目标：活150岁!”季老对生老病死看得很开，他笑称自己信奉陶渊明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说他在北大并不是最年长的，比他年长的还有十多位。他戏说自己：“排着队，朝前走，不加塞儿，不落后……不过，欣逢盛世，活得长自然好，看见了‘神五、‘神六升空，看见了国家越来越强大……”

季老豁达、乐观、爽朗，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也许是他长寿的秘诀吧。季老说：保持好心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信念。他提到“文革”中曾被罚去看守学生宿舍大门，他想大好光阴不能白白耗费，便每晚在家里将被誉为世界著名史诗的《罗摩衍那》意译下来，写在小纸片上，白天守楼时反复思考，修改成有韵脚的散文诗。就这样，日复日，月复月，在那样险恶的境遇中，用了5年时间，将长达8万余行的梵文的《罗摩衍那》译成了中文，为中印文化交流又添一座丰碑。季老说：“这靠的就是信念。”接着又说：“人的一生是奇妙的，你想要走的路，常常走不了。而不想走的，却在不知不觉中走了上去。如果没有‘文革，我或许没有准备去翻译《罗摩衍那》。”他又说：“我这一生，阳关道，独木桥，都走过、跨过，就这么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过来。”季老说得随便，但我们知道，要像季老这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坚定不移地走下来，需要有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多么强的毅力啊!

季老总说自己是“杂家”，涉猎领域很广。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到季老会对像糖那样纯科学的东西感兴趣，竟写出80万字的《糖史》。不料季老却说：糖原产自印度，后来传播到中国和西方，除了汉语把它叫“糖”之外，其他语言都沿用梵文的名称sarkara。除了制作方法随着科学的进步不断发展、演进，这部分是纯科学的东西之外，一部《糖史》，实际上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

季老博览群书，过目不忘。李秘书说，春节、端午、中秋等等时令节季，季老总要背古诗，有时还要“考”她。李秘书不得不提前备“考”，有时故意背错，也“考考”季老能否察觉，而每次季老都给指了出来。有一次季老谈到国画大师齐白石十分崇敬明代画家、文学家徐渭(字青藤)，清代画家朱耷(字雪个)和近代画家吴昌硕(字缶庐)，早年曾写过一首诗：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李秘书特意翻阅《齐白石文集》，在第十卷中查到这首诗，果真一字不差。季老说：“中文有时很有趣，有的词通常明明是贬义，像‘走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中说：‘狡兔死，走狗烹。专指受他人指使，帮凶作恶的歹徒。平时，谁会把自己比做‘走狗?齐白石就敢于这样用，而且用得这样贴切，令人不禁击节称道。这同齐白石不泥古，敢创新，不落前人窠臼的艺术主张是一致的。”

季老这些见解是多么精辟啊!

该告辞了，我们取出新出版的散文集《岁月流痕》，翻到写季老的那一篇，季老看看标题说：“我有印象，是在《大公报》上发表过的。”文中还附有彭龄绘的季老的插图，季老笑着说：“像，像。”上次我们拜访季老时，季老赠我们《季羡林散文全编》，厚厚的四大本。这次李秘书又取来近两年新出的五、六卷，和一本《学海泛槎》，让季老为我们题签。季老写下“彭龄章谊贤伉俪季羡林丙戌春”，李秘书说：“还给他们写上今年95岁，留个纪念。”于是季老又加上一句：“时年九十有五”。李秘书取出季老的印章，为我们加盖。她还特意加盖了一枚季老动过骨髓炎手术后新刻的“四半老人”的闲章，这更是弥足珍贵。

我们看见在与季老病房相连的晒台上，一二十个塑料整理箱摞得像一面墙，里面分门别类地存放着各种文稿、资料，以备季老随时查阅。季老的病房俨然成了他的工作室。住院3年时间，他写出的文章不下几十万字!谁能说这九五高龄的“四半老人”是“病人”呢?!护士进来为季老测血压，结果是60－120，比年轻人都好!我们握着季老的手说：“您一定能实现活150岁的目标!”季老点头笑着接过话茬：“为医学研究提供一个佐证……”

这两年准备出访和赶写父亲的传记，比上班时还忙。为纪念父亲110周年诞辰，北大希望季老为父亲纪念会写几句祝词。季老很快写出来。我们问前去的同志，他们说季老精神很好，我们深感欣慰。但季老的秘书李玉洁女士却不幸中风，令我们十分惋惜。她尽心尽力照料季老十多年，始终相待如宾。而且，她正准备将季老的言行，汇集成一本书，那将能为广大读者提供多少有关季老的珍贵、鲜活的史料啊!

待我们收到我们写的父亲传记的样书，便忙着给父亲的老同事、老学生发去，他们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像季老等一些人更需我们亲自送上。但这次看季老却费了很大周折，总算得到他新秘书的同意，却限令：不能超过15分钟。

过安检时，又因书包里有一只数码相机，必须暂存在值班员那里。从未听说探视病人不允许带相机啊!但值班员说，这是季老秘书专门交代的。

见到季老，我们递上父亲的传记，并指给他看封底上印的他为父亲纪念会写的题词。季老说：“曹老待人接物淳朴无华、彬彬有礼，像一位忠厚长者，同他交往如春风化雨。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他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对敌人，尤其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毫不退让。我这几句话，写的正是曹老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这一点……”一旁陪护的护工，见我们与季老谈得亲切，插嘴问：“你们带相机了吗?难得来一次，我给你们和季老拍一张照。”我们说相机被值班员收走了。季老听见轻轻叹口气。护工却说：让季老给你们写张字条，你们去要回来。说着把笔、纸放在季老面前。我们自然希望讨回相机，又怕季老为难，正不知如何是好，季老却拿起笔，一边说：“不知道我写了管不管用……”由于视力不好，写得歪歪斜斜，有的字行叠在一起，但还是能辨认出来。季老写的是：

警卫班同志：

来看我的人是革命前辈曹靖华的儿子和儿媳，如果可能的话请把相机还给他，进来照一张像。

季羡林08 8 28

章谊带着字条下楼，还真把相机讨了回来。护工帮我们拍照时，电话铃响了，是秘书来电话催我们离开。我们只能把这一切理解为：尽管我们是严格按照与这位秘书约定的时间前来，而她由于“在外面不能赶回来陪同”，出于责任心与对季老的关爱，对我们这两个“不认识又未见过面”的人，不能不做出这种限制……只是，两年未见，季老变化大多了。由于眼疾，眼睛四周都是红红的。不知道是否因为不能再看、再写，与病房相联的晒台上，那一面墙似的摞起的资料与文稿箱子没有了，季老床头、沙发前特制的小桌上的书籍、报刊、文稿没有了，李秘书在时病房里那种和谐、欢快的气氛也没有了……我们还有许多原想同季老说的话，原希望向季老请教的问题还没有说，而季老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思维敏锐，谈吐自如，变得像一个可怜、无助的老人。我们怀着困惑、不安的心情同季老告别，愿他多多保重。

然而，季老还是走了。让人欣慰的是季老走得十分安详……

世界上没有“完人”，季老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完人”。他说过：“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至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的完满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当他被热捧为“国学大师”的时候，他说：“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相比，我不过是个杂牌军而已。”他郑重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大桂冠。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欢喜。”

他思想宏博，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他襟怀高尚，人格人品一清见底。

他的学养、风范、操守、良知，焚膏继晷、求真务实的真精神，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盈而不满、淡于索取、勇于贡献的真品性……他以近百岁的人生历练，身教言传，为后人树起了21世纪新型知识分子文心与良知的高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