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石

在《南方周末》名为“中国梦践行者”的典礼上,主持人问我,“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三个符号里,选择哪一个?我没有选择“企业家”,也没有选择“登山家”,而是选择了“不行贿”。为什么?

作为“企业家”和“登山家”,我都还在路上,目前取得的成就并不足以自满,未来更精彩;而“不行贿”作为一种行为底线,我踏踏实实做到了。问题是,“不行贿”本来是一件我可以做到的、最起码的事情,却成为一位著名企业家的标志符号,这不让人让觉得荒诞吗?八年前,我参加一个企业家论坛,发言时讲到万科的不行贿。后来发言的一位企业家嘉宾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他说完这句话,台下300多位听众报以热烈掌声。我说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坦诚行贿者却获喝彩,令人深省。还有,近十年,每年都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一次企业伦理道德课,当讲到万科不行贿时,主持人都会请我停下,当场测验在场的200多名学生,“相信王石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1/3。在北大上课的学生可谓时代的精英吧。年轻精英的主流对不行贿行为持怀疑态度。

主动或是被动,企图通过贿赂官员,获得商业上的生存或额外利益,确实能在短时间内行得通。问题是,一旦东窗事发,扯出萝卜带出泥,经营的公司就会一蹶不振,甚至决策者面临牢狱之灾。即使公司能幸免于难,竞争力只会越来越萎缩,很难发展壮大。万科坚持不行贿,早年拿不到市中心的优质地块,只能以较高价格在比较偏远的城郊地带搞开发,被人调侃是“城乡结合部开发商”。这种形势迫使万科只有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生存发展下去。市场的磨炼,万科建立了干练的设计队伍和营销队伍,认真钻研市场,培养自己的产品竞争力,提供更好的产品,配套更好的服务。最终,因为起点上的不利条件,反而使万科走在了行业前面。

行贿受贿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专利,即使有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美国,也不时看到媒体报道政府官员的受贿丑闻。但是,一旦东窗事发,就会受到舆论唾弃,毫不留情地受法律制裁,更不会得到社会的默许和赞赏。我们的问题是,行贿受贿成为社会默认的潜规则。这让我想起哲学家卡尔·洛维特的一段话:“由于人们不断被迫妥协,这种软弱扩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一种由于对善的荒废而来的罪行。”

人人心中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内心只有光明、美好、向善而无一丝阴暗和恶意的人。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纵容恶、荒废善的理由。如果假定他人都是恶意,自己也就会展现出恶的一面,人与人之间无法合作,社会就走向荒诞和堕落,最终秩序混乱,制度废弛。假定他人会表达善意,自己也就会尽力展现善的一面,由此建立的社会共同体,才会是一个和谐有秩的格局。

我心中也有恶的一面,但我一直谨记“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持有理想主义,假定他人善意,也积极向社会和他人表现善意。假定善意,不荒废我们的善——或许这就是万科“不行贿”的起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