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颖

本报记者专访著名作家苏童

苏童，1963年生于苏州，作家。代表作是《米》、《我的帝王生涯》、《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和《离婚指南》等。《妻妾成群》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扬名海内外。左图为他的新作《河岸》。

苏童是在世界享有知名度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他的长篇新作《河岸》还在写作中时，就已经被签下了英文版权。今年初，《河岸》中文版问世；年底，英译本就将问世。这样一个少有的快速走向海外的作家，却在接受专访时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文学没必要全球化。”

环球时报：为什么您会觉得文学没必要全球化呢？

苏童：走出去的确是件好事。但你要知道中国文字的独立性，知道中国文学的独立性。所以没必要急着走出去。《哈利·波特》不是走出去，是别人来抢。你急着走出去，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一个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不是你自己走出去，而是别人请你出去。所以不如等待那样的机会。

环球时报：十月初，马上又进入新一轮的诺贝尔颁奖季了。

苏童：这是一年一度的节日，也是一年一度的焦躁，每年都要问一遍，为什么中国没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焦躁，主要是媒体的，有些读者也有。我称之为诺贝尔文学奖综合征。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没有诺贝尔文学奖，难道就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它就非得有吗？这也不一定。所以如果当初沈从文要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就好了，就能平复中国人的诺奖焦虑征。而且如果那样，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地位就会非常不同了。

环球时报：现在人们谈得更多的是网络文学，传统文学似乎陷入低谷了。

苏童：即使在目前特别商业化的阅读环境里，即使是在孩子当中，总有一小撮真正的文学“追梦人”。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总是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比，总觉得现在的传统文学不好，在衰落，甚至有人说死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就是这个状况，但你很难说，５年后，１０年后，中国会不会又出现一个文学的复兴。我认为，这是很可能的。有时对待这种事情不必一惊一乍，更完全没必要感到悲观，需要认真分析。我对中国文学的这个态度不是乐观，而是客观。

环球时报：对时下流行的网络文学，您怎么看？

苏童：群体性写作的现象背后，这样的众声喧哗，可能是社会急剧转变带来人发言的欲望，是一种出自人内心的诉求。最快捷的途径是网络。我们那个时代抒发心意最快捷的途径是写诗。那个时候几乎每个有文学冲动的年轻人都写过几首诗。王尔德说得好，许多烂诗都非常真挚。但，这是阶段性的。没多久，诗歌和伤痕文学的创作热潮消失了。

所谓写作，就是社会的精英人群终其一生都在创造自己的遗嘱，他要让这份遗嘱变成别人的遗产。这是写作背后的一个基本心态。说到底，写作不是一个理性的事情，而是源自一个模糊的冲动。写作是安顿自己的一个好的方式，区别只是以前是在纸面上，现在是在网络上。我从没想过划分两者的界限，它们都是写作，都是为了一份遗嘱而已。

环球时报：《河岸》对于时下年轻人来说是不是会不好读呢？

苏童：这篇小说，不能说有多好，但它是最接近我的写作理想的，一个缺陷就是不太好读。毕竟书中有一个很强烈的社会环境描写，和８０后９０后的读者有隔阂。大多数年轻人对这样的东西不太感兴趣，我没法考虑这么多。但我觉得，只要跨越了这个障碍，《河岸》还是蛮好看的。

我不太相信群体对创作的意义。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只有一个个体。章太炎的《国家论》里写道“个体是真、群体是幻，亦真亦幻”，说得非常好。你的创作最后形成的文本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基本不考虑我的创作会给别人带来什么，给评论带来什么，我只考虑，我写完了这个，就不再这么写了。我不想重复同样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