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　颐

刘铭传是晚清名臣,淮军悍将,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由千总、都司、参将、副将升至总兵;1865年被提拔为直隶提督。在中法战争中,已解甲归田的刘铭传又被启用,奉命督办台湾军务,率军作战,抵抗法国侵略。1885年10月台湾设省,抗法护台的有功之臣刘铭传自然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然而,如此劳苦功高的重臣,最终却因力主企业应当商办、“官不过问”而被清廷责问丢官。

刘铭传20岁出头就投靠李鸿章,自然深受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影响,成为主政台湾的封疆大吏后,在台积极推行洋务运动,成就斐然。他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民间传统文化及保守力量较弱,且清政府对此到处都是“化外土番”的荒岛,远不如对内陆省份那样重视,正是学习西方以求自强的有利条件。因此可以一岛而“为全国之范”,进而成为“国之富强”的基础。所以在他任职台湾巡抚的5年(1885—1890)中,台湾兴建了许多新式企业。

早在1880年,刘铭传就在李鸿章授意下向朝廷上了《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但由于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修建铁路的计划未能实现。担任台湾巡抚后,刘就将几年前未能实现的愿望付诸实施,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建设台湾、加强台湾与内地联系的方针。先后在台北设立了电报总局、全台铁路商务总局、邮政总局和各地支局;架设水陆电线;聘英德两国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6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发行邮票,邮路远至厦门、福州、广州、上海、香港等地,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早了近十年。因此,刘铭传当之无愧地赢得了“台湾现代化之父”的名声。

1887年,刘铭传准备将亏损不止的官办基隆煤矿招商承办,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结果导致自己丢官。台湾基隆煤矿是由湘系官僚、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朝廷开办,并于1878年建成投产的,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

在当时的条件下,沈葆桢创办基隆煤矿只能采取官办形式。煤矿建成后,日产能力约300吨,比旧式煤窑高出几十倍。从1878年到1884年,基隆煤矿生产初具规模,产量逐年上升,但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在中法战争中,基隆被法军占领,中国军队撤退前将矿井炸毁。中法战争结束,已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认为煤炭是船厂、机器局、兵轮的必需之物,不能废弃不办,开始着手煤矿恢复工作。刘铭传的过人之处在于,看到官办的严重弊端,决定完全商办,以招商方式来恢复办矿。

商人张学熙开始承办,张接手后才发现,由于煤矿破坏严重,恢复生产需要大量资金,而他的资金非常有限,在经营几个月后因严重亏本禀请退办。完全靠商力不够,刘铭传便想以官督商办的形式来恢复生产。他商同两江总督曾国荃、福州船政局船政大臣裴荫森,由这两方与他主管的台湾当局三方各出本银2万两作为官股,同时委派补用知府张某另招商股6万两,合成本银共12万两,添购机器,雇佣外国技师,于1887年初开局试办。当时即规定,等到办有成效后,再广招商股,收回官本。

采取官督商办后,基隆煤矿恢复顺利,1887年当年的生产能力就达到日产100吨,年产17000余吨。但此时煤矿的运力明显不足,制约了煤产量进一步提高。于是便开始修建从矿井到基隆码头的铁路。但此时,官商矛盾出现,商人对进一步投资修铁路态度消极,而刘铭传看到生产顺利,乐观地认为铁路工程已办有“十分之九”,以后不需要再增加资本,便将商股退还,重新将煤矿收归官办。

以刘铭传的思想之开明,曾长期力主商办企业,但在官督商办、企业营利后还想收归官办,遑论他人。可见官员、政府真正要将“官企”尤其是营利的官企“民营化”,确实难而又难。

不过,收归官办后,官办企业的各种弊端立刻表现出来,又是月月亏损,与几年前官办时的情形完全一样。无情的事实很快使刘铭传清醒过来,转而再次寻求商办,一是福州船政局仍大量需要基隆煤炭,二是刘铭传急于将官本收回。不过,有实力的华商毕竟不多,很可能一些商人对他曾经的做法心有余悸,所以募集商股的工作并不顺利。此时,一位英国商人向刘铭传提出,愿以分期偿还官本银为条件,换取20年内台湾全部煤矿和石油的开采权。刘铭传认为引进英资对中国有利,既可收回官本,还可得各种利税,于是向朝廷奏章请求批准,但被清廷否决。

官办严重亏损,引进外资又被朝廷否决,煤矿还不能关闭,刘铭传只得在勉强维持中继续作商办打算。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有些商人愿意以官商合办的形式承办,为期20年。但这些商人很清楚“官”的危害,所以在合同中提出在用人、财务方面官方免予过问。其实,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企业,官员对企业最感兴趣的就是用人权与财务大权,有此二权,便可任意安插亲信、贪污中饱。规定官方无此两种权力,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按此办法,政府既不必另拨款项,又能得到煤矿生产之利,完全符合刘的意图,所以他认为此约对官方大大有利。同时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官”对“商”的干涉有害无益,故完全同意此约。所以,在1890年8月中旬,他将基隆煤矿移交商人办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说明了合约具体内容,同时还如实写道:“除矿务,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

但是,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任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的庆郡王奕劻带头反对,总理衙门和户部联衔上奏反对此举,他们列出了种种反对理由,特别针对刘铭传奏折中的“官不过问”一句声色俱厉地质问:“此事既经官商合办,自应官为主持,何以一切事宜悉授权于商人,官竟不能过问?”在官本位、官权大于一切的近代中国,提出“官不过问”确实太过敏感,群情汹汹之下,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降旨对刘严斥,吏部处以其“革职留任”。但刘知道自己在官场已无前途意义,再三以病请辞,终于在1891年6月获准。

官办企业的民营化是晚清社会近代化转型最重要的方面,战功赫赫、为大清王朝效尽犬马之劳的刘铭传却因此丢官,付出惨重代价,由此可见转型之艰难。这固然是刘铭传的不幸,其实更是清王朝的不幸。就在刘铭传辞官后的第二年,基隆煤矿便不得不完全停产。宁愿维持企业官办衰败破产,也不愿把企业交给民营兴旺发达,在此之下,清政府怎么可能引导社会成功转型。

(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