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冬

李树宽最后一次见到女儿和外孙，是3年前的一个周末。

人近中年的女儿，性格和他一样坚忍，离婚后不顾自身艰难，硬要抚养儿子。她还不想离开城里，因为只有在城里，儿子才能受到良好教育。她在一家条件恶劣的手套厂打工供儿子上学，苦累她都不怕，她希望儿子能考上重点中学。

那个周末，她打了一辆出租车，带儿子到乡下看望父亲和母亲。小树太偏僻，公共汽车到达不了，有十多里的乡间土路必须步行，她怕孩子走路累，才奢侈地打了车。

老少四口人，喜气洋洋地包饺子。这是她离婚后一家人最快乐的一次相聚。他们相互嘱咐了很多话，彼此鼓励和祝福。临走，女儿把他叫到一边，塞给他300块钱，他不要，说地里的收成不错，不愁零花钱。爷俩推搡了半天，谁也拗不过谁，都有些急眼。

最后还是李树宽妥协了。但他仍乐呵呵地说，种地让他很舒心，很踏实，对身体也很有好处。在这之前，他在女婿供职的单位当门卫，是戈婿给介绍的，这一离婚，他自然不愿意再去那几上班了，就回到了乡下和老伴种地。

他叮嘱女儿，不要委屈了孩子，也不要委屈了自己，家里不用她惦记，她母亲虽然身体不太好，但他会把她照顾好的，他还想种好地攒点钱，将来供外孙上大学呢。

爷俩就这么乐呵呵地分手了。但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李树宽讲到这里，眼里并没有和我一样泪花闪烁，好像女儿和外孙仍然在世似的。

女儿和外孙是在不久后的一次车祸中丧生的。这个噩耗像一把刀子，切碎了李树宽的心，老伴则瘫倒在床起不来了。

李树宽把亲人的骨灰接回了家。料理完丧事，他还得去收割庄稼。这年的秋收，他觉得特别累，因为多了病床上老伴的拖累，也因为少了老伴帮忙的一双手。

老伴心情很差，当他抄起农具要出门，她就在床上唠叨，你还有心思收庄稼，这日子怎么过啊，还不如死了好。他对老伴很有耐心，再怎么也得收庄稼，这是庄稼人的本分。

来年春天，又要播种了，老伴的病情却恶化了，到医院一检查，是癌症。

这就把他的计划都打乱了。

地是不能种了，否则会人、地两耽误。眼下最要紧的是老伴的病。他就把责任田交回村委会代管，他说，先让别人种着吧，不能荒了地。

他把所有的积蓄，还有女儿、外孙的赔偿金，都用来给老伴治病了。

这两年，他跑前跑后伺候老伴，去了很多附近的城市和医院，很少在村里待，只是当老伴的病情稍微稳定些，他们才回到家里的老房子里住上一段日子。

积蓄快要花光了，李树宽的头发白了一大半，腰也弯了许多。

老伴总对他说，别治了，白花钱。他说，钱不就是治病、防老用的吗?老伴说，还不如把钱留给你，剩下的日子会好过些。他说只要我还能动，就有的是办法活着。

那年冬天，李树宽把老伴从医院接回家，就再也没有出去……送走了老伴，李树宽很是凄凉了一阵子，他孤独一人，甚至会在大雪天坐在院子里发呆。

又是一个春天。他冷了一冬的心，像地里的草拱出了嫩芽。他要种地。他去村委会要他的地，但又遇到了麻烦，村委会把他的地转包给了他人，那个人不想交出。李树宽觉得自己占理，三方交涉数次不成，他就去求助法律。一折腾就是一个多月。

最后，他赢了。这一年，他67岁了。

李树宽的这些伤心经历，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而认识李树宽，却是从电视上。

那个电视节目并没有讲这些悲伤往事，只是把土地纠纷这节，录制成普法节目，目的就是增强农民的法制意识，对李树宽的经历，只是一笔带过。而我却从这三言两语中看到了一个生命最顽强的生存。画面上那个67岁的孤独老人，不仅是为几亩地在抗争。

我专程去了那个小村，李树宽还以为我又是个记者呢，我说我只是路过，来看看他。于是知道了更多电视上未曾关注的细节。

老人的心情不错，他告诉我，再难受的事，也会像流水一样过去。女儿离婚时，他只关心女儿的心情，老伴病倒，他一门心思跑医院，录电视那段时间，他关心的是怎么要回自己的土地。那么，眼下你最关心什么呢?我笑着问他。眼下，我心里只装着一件大事，种完了地，赶在雨季前把房顶修补一下，省得夏天又要漏雨。李树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