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虹

【摘要】 FDI有效地促进了我国东、西部的经济增长，然而FDI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本文首先对FDI影响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然后就东、西部差距扩大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进行了阐述，最后提出了一系列利用FDI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措施，以期缩小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使我国经济能够得到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 FDI；马太效应；经济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递增。从1993年起连续9年中国所利用的FDI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02年，中国实际使用FDI金额达527.43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FDI接受国。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07年海外对华直接投资比2006年增长了13.6%，达到了748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各地区的协调同步发展，而是体现了很强的地区经济增长二元结构和不平衡性。二元结构的形成虽然是由多重因素综合形成的，但毫无疑问，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部地区，对于东部及西部地区二元结构的形成以及两者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FDI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因素

1．FDI工业贡献率

我国的工业一直是FDI进入最多的产业。由于我国东部与西部的工业结构差异较大，导致FDI工业对东部与西部工业贡献有较大的不同。东部工业比较发达，而且工业以机械、电子、服装、化工等为主导。这些工业技术含量较高，市场广阔，是FDI进入的首选产业。而我国西部工业基础较差，工业大都是低附加值的资源导向型工业，如：烟草、冶金、森林、电力、资源开采业等是西部支柱工业，但国家限制FDI进入烟草工业和其他一些支柱产业。另外，由于我国东部与西部工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东部与西部工业吸收FDI能力有较大不同。2001年，FDI工业增加值占我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平均为16.73%，东部11个省市中有7个省市超过全国水平，其中上海最高，为48.29%；西部12个省市区的FDI工业增加值占我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小于10%，西藏为全国最低，仅有0.18%。这说明，FDI对我国工业的贡献，东西部区域之间表现出了较大的差距。

2．FDI企业出口

FDI在我国东部与西部的非均衡分布导致我国东部与西部FDI企业出口能力存在较大差距。从近期看，东部FDI企业出口所占份额由1996年的96.43%上升到2001年的97.33%，略有上升趋势。而西部FDI企业出口所占份额由1996年的1.20%下降到2001年的0.86%，有下降趋势。东部与西部FDI企业出口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

FDI企业出口能力与FDI的规模有较大关系。经验表明，FDI越多的地区，FDI企业的出口能力越大，地区对FDI企业出口的依存度也就越高。东部对FDI企业出口的依存度由1996年的44.03%上升到2001年的53.16%，提高了8个百分点，而西部由1996年的10.48%上升到2001年的12.61%，仅提高了2个百分点；同期，东部出口增长的64%是由FDI企业出口贡献的，而FDI企业出口对西部的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0%。FDI企业出口对我国西部、东部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但对东部出口的贡献较为明显，对西部出口贡献仍比较小，FDI企业出口两极分化加剧了我国东部与西部的出口差距。

3．FDI技术转移

2000年，FDI企业高新技术出口占全国高新技术出口总额的75.7%，而我国东西部高新技术出口占全国总额的比重分别为97.93%和1.05%。这说明，FDI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的水平，而东部因为FDI企业数量较多，势必在吸收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要优于西部。FDI在东西部地区分布不均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不均衡，会成为引起我国东部与西部产业技术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

另外东部发展水平较高，要素聚集程度高，生产技术比较先进，FDI的大量进入，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R&D投资进入，吸引西部技术人才向东部地区转移，而西部由于技术资源流失，FDI进入较小，难以弥补技术能力的不足，无形中也加大了东部与西部的技术发展差距。

二、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后果

经济学界借用“马太效应”来反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就地区差异而言，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常常会呈现发展区域的“马太效应”。落后地区的人才会流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资源会廉价流向发达地区，地区差异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就已经呈现出了“马太效应”，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

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拉大，不仅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构成威胁，而且可能由经济问题引发社会问题，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例如，在东西部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为了加快当地经济增长速度，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差距，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可能不会从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而置资源浪费、生产能力过剩于不顾，盲目布点，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导致了产业结构趋同化的现象加剧，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投资效果的下降。地区差距还会引发、强化各区域发展经济的短期行为，加剧区域间争夺人、财、物的摩擦和矛盾，导致和助长东西部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各种类型的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些会对市场经济机制造成严重的危害，最终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另外，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集聚地。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可能会滋生民族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

三、利用FDI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对策

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既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也需要该地区自身的积极努力，充分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发挥资源优势，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改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效率等方面的软环境因素，为外国投资者营造一个相对理想的投资环境，通过资本的流动，带动西部外资增长，从而促进西部大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1．西部应当优先进行制度创新，改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

各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都应注重制度建设，特别是投资“软”环境的改善。西部地区在投资的硬环境方面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与投资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无疑会额外增加外商的投资成本。因此，要想加快和扩大西部吸收外商投资的速度和规模，必须做到“优势不足，政策补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优先进行制度创新，尽快出台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一系列新的政策规定，其中包括土地使用权的相关规定，信贷方面的配套优惠措施，对高新技术项目的优惠政策，税费方面的相关政策等。同时，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仅仅进行一般性的政策倾斜，或给予与沿海地区同等的优惠政策都远远不够，必须加大其吸收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度，以良好的政策环境促使其内在的潜力和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制定政策优惠力度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外商投资于西部的平均成本应低于同等资金投资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成本。这样，外商投资的利润回报才会增加，才会对外商投资形成一种真正强大的吸引力。

2．利用FDI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教育产业

世界银行专家G英格拉姆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能力与经济产出是同步增长的，基础设施存量每增长1%，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1%。西部地区经济要获得增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其在信息技术和相关配套设施上的落后状况是比不可少。鼓励外商投资于西部的基础设施，应成为西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西部应尽快制定吸引FDI和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禁设领域的政策法规。二是西部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不能完全像20年前沿海地区一样，应该根据西部不同地区的特点，采用不同的优惠政策。三是西部应积极利用BOT投融资方式吸引FDI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种投融资方式的基本思路是由政府或所属机构为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提供一种特许权协议作为项目融资的基础，由本国公司或者外国公司作为项目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安排融资，承担风险，开发建设项目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营项目获取商业利润，最后根据协议将该项目转让给政府。这种投融资方式有利于缓解西部政府的直接财政负担和债务负担，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的经营和管理效率。西部地区还应大力发展教育产业，尤其是在西部中小城市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当地经济发展培养大批技术型人才。

3．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一般来讲，拥有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并建立出口导向贸易体制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吸引出口导向型投资活动显著地推动就业与经济的增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西部地区低廉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依然存在。因此，根据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应把握我国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浪潮，大力引导FDI投向那些具有劳动密集倾向的产业，以充分利用西部地区低廉的劳动力，从而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西部应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带来的各种机遇，参加国际分工并享受其带来的利益，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

4．拓展外资投资领域和方式，利用FDI推动西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西部地区要利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机遇，努力发展银行、保险、电讯、物流、旅游等服务贸易，使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应逐步放开和允许外资进入金融、电信、旅游、航空、运输、卫生等行业，增强市场的有效竞争，促进整体的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实行特殊优惠，鼓励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从而提高引进FDI的质量。进而，一方面用高新技术直接推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重视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增强对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能力，提高商品的档次、质量、技术含量，优化产品结构，从而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1]张秀生，卫鹏鹏.区域经济理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2]朱传耿，沈山，仇方道.区域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严兵.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4]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2

[5]黄保亮.我国西部地区利用FDI问题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