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　术

在我近年读到过的文字中,有一篇很短的东西给我震动非浅,每一想起来,心头便涌上说不出的感怀。这篇东西便是舒伯特的《上弗朗西斯二世书》,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青年作曲家舒伯特写给当时奥地利最高当权者的一封求职信。

舒伯特的音乐几乎伴随了我整个的青年时期。他的《第八交响乐》、《第九交响乐》、《鳟鱼五重奏》、《死神与少女四重奏》、《第五交响乐》、钢琴曲《即兴曲集》等,从八十年代初即做了我的心灵伴侣。如今回想起来,在自己心情低迷、孤立无援,深重地感受到人生之苦的时候,每每不由自主地放舒伯特的音乐给自己听。其中,感人至深的他的《第八(未完成)交响曲》,我听了不知多少遍。舒伯特那真挚入骨,歌唱抒情,充满诗意和感情张力的激情透明的音乐,给予我的抚慰和感动,是难以言说的。

记得八十年代初的一个除夕之夜,我住在东城的一个四合院里,整座城市的上空都爆满了烟花爆竹的爆响和硝烟味儿。窗户外寒风中的丁香树在火光中显现出干瘦的疏枝。与节日的热闹气氛形成反差的是我沉陷在沼泽的心境。我鬼使神差地放响了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乐》。听着听着,我的眼泪无声流下。舒伯特用音乐诉说的,也正是我在心里感觉着的。他在诉说他自己也在诉说着我。于是“沉浸在节日光影之中的小屋,却打开了另一扇水晶的门,一阵微风把我送入开满忧郁鲜花的园林,无法不喜爱又无法不感伤。心情沉重像搬不动的柜子,新的衣裳旧的衣裳,一时纷纷翻动……”

在我听过的音乐当中,曾经最感动过我的有莫扎特《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格里格《培尔.金特组曲》中的“索尔薇格之歌”和舒伯特的《第八(未完成)交响乐》等有数的几个。其中唯一使我落过泪的是舒伯特的这部只有两个乐章的交响曲。而他的规模宏大的《C大调第九交响曲》所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份真正丰富、升腾的光辉的创造。音乐史家保罗·亨利·朗格写道:

现在我们谈到了舒伯特的最后一部交响乐──C大调交响曲;这不仅是舒伯特的最后一部交响乐,而且它就像守卫在管弦乐最伟大时代的神圣区域门口的堡垒一样。多么雄伟而真诚的交响乐气势呵!由英雄式的随想性的、完全古典式、交响性的主题刻画出的图景又是多么丰富呵!

最初读到与我感情最为亲近的音乐家的这份求职信的时候,我心里咯登一下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很早就知道舒伯特一生中曾经有过三次求职的举动(每次都未遂愿),但那时没有读到他求职信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想到他的信的言词会这样恭顺、恳求,并且开头、结尾使用着王政所要求的套语。我甚至觉得自己喜爱的音乐家有些低三下四,我为他感到心酸、屈辱、难过。这是那个音乐中处处流淌着自由精神个性风貌的舒伯特写的吗?李白《与韩荆州书》是怎么写的?“白闻天下谈士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明明是巴结求官,却写得意气昂扬。这种求职书贝多芬根本不会去写,他生前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比舒伯特强得多。近卫秀磨的《贝多芬外传》里做了对比描述:舒伯特交友的范围是限于维也纳庶民;贝多芬则只要有人邀请,尽量出入高高在上的贵族邸第,并且以平辈的身份跟他们交际。

舒伯特的性格天生明朗,并且感受性丰富。在他短短的一生之中,一直都在羡慕他或佩服他音乐的一些年轻而有才华的艺术家圈子内生活……他们时常哼着舒伯特刚完成的歌曲漫游在维也纳郊外,有时在他们时常光顾的食堂,一道享受当时维也纳人羡慕的“舒伯特会”时光,过着虽然贫穷,但很写意的生活……坐落在这些场所的饮食店一隅,他们时常会遇到昵称为“弗兰兹儿”的舒伯特,静静地跟一伙儿朋友喝着啤酒吟诗作曲。为人温顺的舒伯特,只要有人请他表演,他多半都不推辞而坐在钢琴前,发表他新完成的歌曲,心血来潮时,一鼓气弹自己新作的圆舞曲或连特勒舞曲没个完,任人跳舞跳到累为止。

另一方面则市内的李赫诺天斯公爵或其他贵族,常常在自己的邸第举行宴会,邀请维也纳社交界的人,在这个机会中,不难见到代表性的傲骨嶙峻的音乐家贝多芬。只有他根本不理这个阶层特别重视的繁文缛节,纵使大家都因此举而惊慌失措,也毫不在乎,并且除非他高兴,否则绝对不随便卖弄高贵的艺术。他一旦兴起,坐在钢琴前抚弄琴键,接着弹起崇高的难以言述的慢板乐章时,顿时全场鸦雀无声,聚集于此的凡世贵族们,都不期然地臣服于这位音乐界的帝王的膝下……

这封求职信的确是舒伯特写的。细想一想他为什么不可以写这个呢?舒伯特是个从十四岁起就知道自己在音乐上会有所造就的人。他是庶民的子弟,家中不富有也没有权势。他从学校毕业后就面临着自谋生计的问题,为此他不得不到他父亲所在的乡村小学去干助理教师。他太爱音乐和作曲了,在忍受了四年之久后,他辞职到维也纳发展,“他和通常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脱离了一切关系,他没有正常的收入,主要靠朋友们的善心来维持生活。这些朋友是慷慨的、忠诚的,但是自己也不富裕,所以他们的接济也是很有限的。”

保罗·亨利·朗格继续写道:“为了改善他那贫困的生活,他曾几度努力写作歌剧,但是结果证明都不成功。在他那贫困潦倒的生活中,使他聊以自慰的是他那组织成为“舒伯特会”的友谊的温暖,在这个聚会里,人们演唱音乐,谈论文艺、跳舞、郊游。1826年,他申请充当宫廷助理指挥,翌年又向私立剧院申请类似职位,但均未成功。最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朋友通过他自己作品的慈善音乐会,为他募得一些他所急需的钱。但这时舒伯特已濒临死亡。……不久他即卧床不起,在这同一月份的十九日,他就以三十一岁的年龄逝世了。他的遗愿──葬于贝多芬附近──得到了实现。

朗格所说的申请宫廷助理指挥一事,就是舒伯特上书弗朗西斯二世求职的这件事。那年他二十九岁。仅两年时间他就死于穷病交加。由此可想见他当时已拮据困难到了极点,穷愁焦虑到了极点,否则依他的自由艺术家的气质,他是不会去求取一个官方的职位的。那时节他一定是经济上太紧张了,他才想到要去挣一份薪俸。有记载说仅1815年他即谱写了一百四十四首歌曲,同年10月15日,他一天谱了八首曲子。依这样的产量,他在今天该是衣食无忧的大腕儿了,可那时的出版商只肯付他最低的稿酬。

这就说到了舒伯特的歌曲。十八年前我听过他的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是钢琴伴奏的男生独唱,那是纯诗一般的歌曲艺术。若拿近十几年的大陆流行歌曲跟其一比,简直就形同獾鸣了。可看看这些唱的和写的,哪个不比舒伯特挣得多,哪个不以“大牌儿”自居呢?就艺术论艺术,他们在他面前连自惭形秽的资格都还没有呢。

在生存出现危机时,舒伯特为了活下去,为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而写信求职,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事?况且他想都没想过为了苟活下来而放弃音乐,他这时候想的还是在专业的范围内找一条生路,他甚至会想宫廷副乐长的职务会有利于他在音乐上的发展呢,他甚至会想到如果得到这职务,他的一些交响乐作品、室内乐作品会获得演出的机会的。事实上,尽管他跟贝多芬同是生活在维也纳,他比贝多芬只晚去世一年,但两人生前的境遇是有天壤之别的。贝多芬生前耳聋,但他全部大型作品的演出盛况,他都是亲眼看到了的,并且他是在世时就已声名如日中天了。可舒伯特没有这样的幸运,他在世时流传开来的主要是他的歌曲作品,他一生写的重要的管弦乐作品,在他活着时却没有获得演出的机会──它们的作者没有亲耳听到它们。

他的《第九交响曲》的手稿,直到他去世十一年后,才由舒曼从他胞弟处发现,并促成其公演。他写于1822年的《第八交响乐》则是在他逝世四十年后,才与听众见面的。

舒伯特为生计所迫曾经屈辱过,但屈辱的只是他求职的那个时刻,而不是他的艺术。反过来说,如果他真的穿起了娱悦达官贵人的宫廷乐队礼服来,那么还会是我们心目中的平民的、自由年轻、无拘无束的舒伯特吗?他最后两年所写的音乐,还会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样子吗?这一切都不好说,都不是绝对的,但总会有点变化吧?平心而论,从1826年至现在,世界各国的历年的那些乐长、音乐总监什么的,可有比舒伯特更有才华的吗?可他们都坐到了自己想要的职位上,唯独舒伯特没有份儿。他求职上的失败促使他早夭,但于他的音乐或许还是幸事。可是舒曼不是说:“但愿他还活在世上,能看见自己如何受到大家敬仰,那该多么好啊!这也许会鼓舞他获得更高的成就。”这些话也只能说说而已了。死者把他的遗憾带进了坟墓,也留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保罗·亨利·朗格的《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我读了不只一遍,它1982年的中文版静立在我的书柜中,已是一本旧书了。书中关于舒伯特的章节,八十年代初我差不多能背诵下来。在这一章的结尾,朗格写道:

这音乐就是青春本身,只有青春才能那么美丽,自由无羁,充满纯正的理想主义的、自然的庄严性。这样的人为了给人间遗留下青春的化身,他们必然死于青春时期。

在将近两个世纪中舒伯特享誉全球,每年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他不朽的音乐飘荡,都有如我一样的凡夫俗子聆听、咀嚼他美妙的乐思、沉浸于跟他心灵的融溶交通。如果不是研究欧洲史的专家,如果不是读到音乐家的求职信,我们谁还会记得有一个弗朗西斯二世呢?这已足够了,谁还会再去要求比这更多的公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