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中

散文研究是王尧的学术基点,硕果颇丰,成一家之言。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中国当代散文史》和《乡关何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面世,前者是第一部中国当代散文史著作,后者是当时集中探讨20世纪中国散文文化精神的扛鼎之作,其中所蕴含的从思想思潮到作家人格、人文关怀等众多新鲜的评说视点,不仅促进了散文研究的学术转型,也预示着经由散文论述知识分子思想与感情历程的新路径。王尧试图“以散文为中介,探析20世纪中国散文的多种文化精神现象;以作家的心态(文化与审美的)、人格、话语方式等为对象剖析中国知识分子在重铸民族文化精神时的心路历程;研究散文创作的文化精神与审美选择的关系。”{1}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王尧以“文革文学”为研究重镇,声名鹊起,通力编选浩瀚巨著《文革文学大系》,凡12卷,资料翔实,视野开阔而又独成一家编选之视野;又有相关论文如《“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阐释与阐释》发表,分析评论之透彻,思想拷问之深刻,此领域难有出其右者。新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转型,王尧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渐入佳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文学而言,王尧并不满足于作一个敏锐而不乏厚重的学术研究者,而且要作一个笔耕不辍的躬行者。从早期的《把吴钩看了》到晚近的《错落的时空》、《脱去文化的外套》等数量颇丰、质量上乘的散文、学术随笔集纷纷面世。近日又欣闻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即将杀青,不久就要面世。这些作为他的文学活动的另一翼,与其文学、文化研究双翼齐飞,建构出一个丰盈而多姿多彩的“王尧式”的文学世界。王尧曾视散文创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并以其为理想,在“思想文化史的学术深度”中去“建构审视20世纪中国文化与散文的新范式,是我的近乎奢望的学术理想。”{2}他最近出版的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则是可以看作其散文研究理想之外所呈现给读者的另一种现代知识分子“自由与朴素”精神的“存在之家”,因为“散文更直接地接近于作家的心灵、人格和生命本源”。{3}

从个人的乡村命运遭际出发来思考近现代中国的人事文化变迁,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乡土写作运思的基本路向,其结果大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乡村出发回到乡村,要么感叹现代文明制度下乡村的落后与破败,譬如20世纪20年代众多的乡土文学,要么将远离都市喧嚣的宁静乡村视为躲避现实苦难的“桃源胜景”,譬如冯文炳先生的创作。另一种对城乡的思考则显得较为符合近现代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这就是将对乡村文明的思考置于城市文明的对立面,作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如沈从文笔下的扬乡村抑都市,张爱玲女士则因留恋于城市的喧嚣而产生对乡村的误读,等等。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很少有人能从平等的角度,以不偏不倚的视角来注释某个时代的城乡关系,多以个人的视域来扩大或缩小城乡记忆。这也许同写作者与描写对象之间在时空距离上过于接近甚至久居于其中,而不能做冷静的洞察有关系吧。那么,脱离了近现代战争的特殊氛围的20世纪80年代的城乡关系在现代化的想像下又该呈现怎样的场景?以新世纪的时空变换而言,又该如何看待这种记忆?在以“现代化”为民族远景的社会进程中,城市文明以迅疾的态势,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逐步消弭、瓦解着乡村固有的生命形态,在主流话语对这种消弭倍感鼓舞的时候,王尧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以孕育他的村庄和城市为具象个案,以个人化的经验为叙述轨迹,做了较为深入而切实的反思,彰显出另一种远离宏大叙事,虽呈边缘化但却具有真实力量的时代城乡景象。它以时间对记忆的逐步磨灭所带来的焦躁作为叙述这种景象的开始,“在我读过的文本中,我们这一代六十年代出生的知识者,关于自我经验和记忆被压缩到最小的空间中去了,而乡村少年的经验和记忆则几乎是边缘化的。在公共经验之中,乡村青少年的经验付之阙如。我为此焦躁不安”。正是这种时空变换带来的对历史审察的思虑和个人生命经验的现实逼迫让他如此规训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乡村的认识:“城市是乡村的参照,在陈述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时,知识者通常是以乡村为典型的,仿佛一切的愚昧、落后都可以在乡村找到标本”,“当我们以城市为参照,特别是以现代化的标准为参照来观察、纪实与虚构乡村时,只是以用一种被建立的价值观来建构我们以为的乡村,这其实只是构成了乡村的一个参照物,而与乡村无关。乡村并未按照我们书写的方式运转。这样的写作,也延续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知识界,逐渐发达起来的‘现代性压抑和改造了我们的乡村经验与记忆。”这里他指出了近一个世纪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人们在思想意识中对乡村的先验虚构,虚构的结果则是文学逐渐疏离了赖以为继的生活真实。文学固然离不开必要的虚构和想像,这也是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有方式,尤其是对于建国后的中国文坛来说,各种外在因素的侵袭决定了这种虚构和想像甚至有时候完全取代了描述对象本来的面孔,反过来,文学的乡村和现实的乡村的巨大差异,让人们对文学本身产生了质疑。当王尧的视野从传统现代性的宏大叙事的压力下抽离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转型期乡村的另一种面影。作品在前瞻20世纪70年代,后顾90年代的时间距离中,在从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的更迭变幻处,去忧思90年代中期以来“村庄的公共事业及其管理”的退步,从农民工的进城这一向来被视为农村现代化标志的事件来思虑农村的将来,“我不知道,以后这个村庄上的主人是谁,危机就在不远的将来。”从经济的过度发展所带来的人与环境的不和谐而联系到现代文明对乡村人伦之情的肢解,在一味追求经济现代化的今天,现实的环境污染和过于物化的心灵污染给乡村带来的不应有的景象,这是反现代的人文之思,也就具有了不同于以往话语的价值厘定。“也许,这些杂乱无章的秩序,真的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是‘前现代和‘现代的混杂,而‘后现代的某些特征其实也在乡村中出现了,”这显然不是《创业史》的乡村,也不是《人生》的乡村,这种五味杂陈的乡村幻化出了社会的某种真实,也揭示出当下文学面对现实所产生的懦弱的逃避,而这种逃避也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类似的景象。1938年,尚未过而立之年的沈从文写了《从文自传》,在都市里屡遭非难的他回忆起了20年前在湘西的生活,与其说那是对乡村与城市的思考,莫若说那是一个城市不适者对已逝生活的追忆和怀念。可以说,乡村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分野一直是萦绕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脑际的阴影。鲁迅在《故乡》的开头说,“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这是鲁迅先生以一个长居现代都市的人对一个荒凉了很久的古老乡村的记忆,这种分野的想像显然寓居着逃避现实的考量。一个甲子之后呢?《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从个体记忆出发如此总结城市和乡村互相纠结的关系,“在青少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图逃离村庄,这是一个遗弃和遗忘村庄的历史过程。这中间应当有太多的环节,但在成为一个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后,我也和别人一样,省略了中间的环节。我至今不明白,同一条路,往返之间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进而说,“以前,文明的路程是离开乡村,现在,文明的路程是返回乡村”,显然,“省略了中间环节”同样是鲁迅、沈从文们难以逃避的遗憾,王尧说他要在这部散文中以个体经验的差异重返“八十年代”,去填充这些“历史的缝隙”,这种填充在解读个人困惑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试图弥补现代知识分子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缓解了现代知识分子“逃避”的紧张,历史在此实现了有趣的“焊接”。

有乡村必然有城市,作品由生于斯的乡村而过渡到对事业成长于斯的苏州这个独特的城市的时代素描。苏州是个很有意味的城乡结合的城市,历史的苏州是乡村文明占主导的城市,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现代经济的“暴发户”逐步成为这个城市的容颜。如何看待城市内涵的变迁带来的文化流变呢?作者是以寓居者的心态来看待这座城市的风水流转的,因此也就有了旁观者的清醒与玩味。“也许,一座城市就是一首歌。有这种感觉或者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城市的想必不少,而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和日常生活中的‘市民(我不想在贬义层次上使用这一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以及她的‘市民都需要重新定义)的区别,就在于知识分子能够站在某一个角度来倾听、辨析城市的旋律。我们已经无法拒绝‘城市而且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以‘乡村作为参照系来审判‘城市,然而这不等于说,以‘融入的姿态生存就能够重构‘城市及‘市民;因此,适当的疏离并保持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是十分重要的。融入而又疏离,将使我们获得关于城市的新的理性和情怀,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或文学的成果不至于沦为作为城市消费的流行歌曲。”正是从这种疏离出发,我们发现,王尧对苏州这座被誉为天堂的历史名城的刻画有了别一种感触,他从另一个侧面触摸到了现代的苏州和历史的苏州相交汇的瞬间质地。比如他描述到自古以来引以为豪的苏州的河的时候,如此说,“不能设想一座城市里没有河。苏州这座城市河水纵横,所谓小桥流水人家,所谓人家尽枕河。呆长了,我才发现这水并不怎么流。不流自然要‘腐,但问题也不全在这里。苏州河水人为的污染很突出,你随便往哪座桥上一站就会发现枕河的人家把污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泼到扔到河里。如果有菜场靠近河边,小河也就成了吞吐万物的垃圾站。在一个文明愈来愈退化的今天,苏州人相对文明些,外地的朋友一来就要称道。但我觉得苏州人精神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再把河当作河。那些重新治理了的河水又会怎样呢?”记得费孝通在上世纪40年代就谈到过苏州河水的“臭”,但那时候只是因为生活习俗的无奈而引致的“臭”,并不触及到苏州的水乡命脉。而今天当一个城市的精魂所依托的东西不被这个城市的生活者所看重的时候,人污染的何止是河水?“我觉得苏州人精神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不再把河当作河。”这是作品对被现代物化文明所污染了的城市精神的思索,城市居住者、人、河水所共同构筑的苏州之魂,在作者的质疑中逐渐发生了断裂,而这种断裂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现代化”的代名词。这里,我们惊异地发现,作品在这个层面上实现了城市和乡村的一致,苏州、茂富村和“我”的三足鼎立中,“我”既以参与者的身份体味,又以旁观者的角色去洞悉其中堂奥,目光敏锐之处,过于物化的现实和精神生命的放逐之间的断裂成为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观察城乡关系的独特贡献。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竭力为某种政治激情披上道德和科学的外衣,从而寻求阐释其合法性是现代知识分子对应有信仰的背叛,正是御用和媚俗让现代知识分子失却了灵魂,而美国学者萨伊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中一再强调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出发,王尧对乡村和城市的思考显然高擎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旗帜,不仅能够触摸到现实生命的真实,同样也能以非凡的勇气去坚持,去言说,展示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独特操守。

古人写文章时故意消隐自我的存在,因为他要“为时而著”而非为己而歌,以期实现普泛意义上兼济天下,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非单单是一己情欢的抒发。郁达夫将“五四”的时代誉为个人发现的时代,自此以后,“不朽之盛事”的文章越来越强调叙述者的痕迹。郁达夫的“零余者”叙事,张承志散文的宗教情结,史铁生的由生理而心理的苦难诉求,等等,这些都贴着鲜明的个人痕迹的标签。知人论世,是解读现代散文的最佳视角,这本身就昭示出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学变迁的特质。建国以来,“小我”融入到“大我”,现代散文在经历杨朔的“光明尾巴”的极端自我消隐,余秋雨的替时代代言的文化大散文后,迅速步入了另一个言说的极端,私人化写作成为作家们互相标榜的口号,窃窃私语甚至自言自语而罔顾他人似乎成为了诸多散文写作的故作姿态。传统散文的胸怀天下的襟怀和现代散文个人经验的亲切柔和并没有获得恰切的融汇,读者在经历过集体话语叙事的“欺骗”后,越来越觉得当下的“私人化”叙事形同陌路,是一种作家戏台里喝采的陌路狂欢。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八十年代》试图在扭转当代散文的这种局面,以独立的话语叙说成就了独特的散文叙事架构。如果读者仔细阅读王尧的《询问美文》、《错落的时空》以及《脱去文化的外套》等众多的学术随笔的话,就不难发现,在他的文章中总是呈现为多重对话的方式,他如一个主持者,在梳理研究对象的不同角度、其他研究者的成果的同时,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在众多话语纷涌呈现后画龙点睛,叙说出自己的独特见解,这种以平等的姿态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特质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做法,显然与通行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我吹捧式写法不同。后来他在文学口述史上所取得的卓然独步的成就也是这种宽阔的研究胸襟和独具慧眼的研究发现所成就的。我们回到《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在宏观上,作品的叙述轨迹是个人的成长历程的描绘,但又并不局限于第一人称的自我素描。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否认这是个人的精神自传一样,他真正要做的是通过个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追忆来实现超越于单个年代的文化生命构筑,捕捉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未完成”性,基于上世纪80年代又不拘于上世纪80年代。所以,我们看到,在以乡村为中心,作品叙述了几代人的生命历程,父亲身上独特的乡村文化,外公的非凡人生经历,自己从返乡知青到民办教师再到步入大学的沧桑成长历程,以及随后的往返于城乡之间,从自己到儿时伙伴的命运变迁,不同时代经历的人的影相在我的引领下跃然纸上。而后来的以一所大学为中心的叙述,则将这种纵向的多元对话的时代场景修改为众多时代文化参与者的“圆桌会议”。从拥有百年积淀的大学的文化更迭中,作者给我们展示了陆文夫的冷峻幽默,高晓声的“热情但不洋溢”,刘心武慷慨演讲中所透示出的叙说伤痕的伤痕之疾。王尧先生在同这些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流言说者的切身交流中,以时间的距离去感悟那个时代的脉搏,在对比中实现对文学的超时空链接,“几年前,一位上海的‘70后女作家写了一部轰动一时的作品,我问陆文夫如何看待,他告诉我说,这是垃圾,在国外这样的垃圾不稀奇。又谈到我们省内的一位作家,陆老师说,那纯粹是瞎写。以文学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留下自己的肖像,这或许是一个深藏于陆文夫、高晓声那一代作家、也活跃在我们内心的‘宏大叙事,尽管我或者我们未必愿意这样表达,但事实上无论用何种方式写作,写作者总处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但如何看待和表现这个时代,几代作家是很有差别的。当年读陆文夫《围墙》时,对改革的前景是那样向往。我想,无论是陆文夫还是高晓声,对后来的改革时代一定充满困惑。我和陆老师的那次长谈,就感觉到他的困惑和惆怅以及对当下的无能为力。”人事沧桑,文学已是今非昔比!作者由此而发,“追溯知识分子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时的状态,我们不能不对那时的自信与单纯生出感慨。诗人徐迟在1980年第一期的《诗刊》上发表诗作《八十年代》,他歌吟道:‘我们将脱下旧衣裳,换新装对镜重梳妆。”如果我们联想到1981年顾城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说的:“我想画下未来/我没有见过她,也不可能/但知道她很美”,那么作者说,“这样一个状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未终结时便分崩离析,‘我们以及‘我们面对的‘镜子都已支离破碎。那位最早在诗中‘对镜重梳妆的杰出诗人徐迟,也在1996年跳楼自杀身亡。”这显然不是在同具体的徐迟来对话,但也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中,顾城也好,徐迟也好,对于时代更迭而言,无论是梦想还是现实,“支离破碎”已经不够,因为他们都以决绝的姿态离开这个世界,符号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具象的个案!作品似乎刻意在冷静客观地描述这些时代之殇,但显然难掩发自内心的痛苦困惑。在这种似乎作者也难寻其答案的困惑中,作品开始重新思考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路,“我自己贴近或者疏远这个时代,视阈所及,仍然是混沌之中的光明与黑暗。贴近的景象是在眼前,疏远的光阴则在身后,而无论如何,我们置身于这个时代。当我给自己确立这样的写作者位置时,我意识到一个时代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只意味着困境,而一个写作者的原动力则是他内心深处生生不息的困惑。因此,不妨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在困境与困惑的打磨中生长的。”自1993年,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后,十多年的光阴人们不再议论作家、大学教授等人文学者的精神操守问题,也不再去关注进而反思社会的人文教育问题,非本体的技术知识分子取代了做本体思考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学的工具理性取代了原本意义的人文价值理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在同往生者的对话中重新检视这种精神,“往生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恰恰也是这种对话的叙事场景中,作者产生了对当下文学的剖析,试图重拾写作者的使命感,“令人烦恼和不安的是,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能够让我们读下去的越来越少了,能够让我们记住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并不缺少有才华的作家和批评家,可是,文学的写作者总缺少什么。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写作者生活在世界之中,但写作者的写作是在生活在对世界的认识之中。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在讨论那些经典作家时,比如讨论鲁迅,我们从来不会无视鲁迅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它带着个人的体温性情。网络语言和报刊社论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会构成干扰,可怕的是写作者的个人气息在文字中散失。”而当作者说,“我在想,如果陆文夫老师还健在,我说出些想法,他会有怎样的感受?”我忽然发现,王尧已经超越了上世纪80年代,而是以新世纪的目光来同那个年代对话,这种对话,读者不觉得很有意味么?

责任编辑倪为国先生对作品有如此的编辑手记:王尧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是散文式的个体言说,浸透人格底色,传递文字灵魂,这是一位知识者,对上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的肌理呈现,对上世纪80年代记忆拼图的微言大义,对历史缝隙的经验填充,他翻过书里书外的是是非非,越过校内校外的林林总总,咀嚼青涩乡愁融化胸中块垒,人在边缘处,心念天地间。以此作结尾再好不过。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2}{3}王尧《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