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是以洋教授居多,也就是外教特别多,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但是它的情况很特别,怎么特别呢?首先西洋文学系分三个专业,英语、德语、法语。虽然这么分,却是英语一统天下,西洋文学系的教员,无论中外,也无论你是哪国人,也无论你教什么外语,一律讲英语。教材,也全是英语的。这些洋教授的水平,离大师相差不止十万八千里。他们在国内恐怕连当中学老师的资格都不够,而到了当时的中国,居然都成了堂堂的大学教授。从季羡林先生对当时这些教授的回忆来看,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哪四个字呢———哭笑不得!

让我们看看这些教授是怎么样让我们哭笑不得的。

一位王文显教授,名字是中国人,但这个人是华侨,基本不会讲中国话,他的国籍是哪里也不知道。他能够用英语写剧本,英语非常好,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中国话,上课照本宣科,只念讲义,没有半句废话。下课铃一响,哪怕他这个句子读到一半,他夹起皮包就走。比如说今天咱们讲季羡林先生,他读到“咱们今天讲季”,打铃走了。下节课上来,绝对严丝合缝接着往下讲,这也是位名教授。多少年以来,他的那本讲义绝对不改。

另一位叫温德教授,他是一位美国人,后来是在北大去世的,大概年龄在百岁左右。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北大读书的时候,他还健在。学生们为什么注意他呢?他配了一副眼镜,价值八十块大洋。这个温德教授在校园里走路的时候,经常像喝醉了一样的东撞西撞,东晃西晃,学生就不明白,没发现你温德教授喝酒,原来,这副八十块大洋的眼镜,左右镜片给装反了,他也不知道,就一路这么走。这个教授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有一个女教授叫毕莲教授,她也是美国人。同样没有著作,也没有讲义,但是新进去的学生对她敬佩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她能够把英国文豪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开头的部分倒背如流,那些学生都吓坏了,可是慢慢好几届的学生下来,一核对,她是不是就只会背这么几句啊,后来一试,除了开头一段别的都不会。所以学生就说这位教授还不如程咬金,因为程咬金有三把斧,毕莲教授就一把斧。

还有一位教法语的德国女教授叫华兰德,这个教授就更有意思了,极其简单的句子,她翻来覆去教,能够教你半个学期,学生厌烦,她也不在乎。而且她脾气极坏,每课必骂,学生回答错了那当然要骂,如果学生回答得准确无误,她更加生气,浑身发抖,面红耳赤,语无伦次,破口大骂。最后,所有的学生都被她骂走了,只剩下季羡林先生和几个不怕被骂的学生,依然挺立在她的课堂上。到最后,连季先生他们也受不了了,季先生又发扬起他中学阶段曾经成功过的轰老师的办法,和那几位不怕骂的学生,一起起来顶撞她。从此以后,这华兰德教授再也不骂了,态度一下子就很好了。

系里还有两位德国教授也是各有特色,妙不可言。一位叫石坦安教授,他教书很认真,深受学生喜爱,但是谁都不明白他的特长在哪儿,说不清楚。另外一位是艾克,他取了一个非常优雅的名字叫艾锷风,这个人有学问,是德国的博士。他教你德语,但是讲英语。那么季羡林先生他们听着不对,就问他,您能不能用德语教。这位艾克教授就叽里咕噜用飞快的速度念了一大串德文,然后就问季羡林先生,这个话什么意思?你们听懂了吗?把季先生他们给吓的,回答No!照道理你请教授用德文讲,你应该用德文回答我不懂,应该是Nein,吓得季先生他们连Nein都不敢说,只能用英文回答他说No,于是这个教授接着用英文开始教德文。

对这些洋教授,季先生不佩服。他曾经在《清华园日记》(季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日记已经出版了)的引言里面把这些教授作了一些总结。季先生的总结也很滑稽:“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文;第二,他们都是男不娶,女不嫁;第三,除了翟孟生那一部书外,都没有任何著作,这在欧美大学中是无法想像的。在那里他们最高能得到助教,或者像德国的Lektor(外语讲师)。中国则一律教授之,此理殊不可解。”

这是季先生对他们的总结,明显对他们的评价不高。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列强在旧中国都有着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些并无真才实学的洋人,才能混在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里当教授。那么在季羡林先生的眼里,当时的中国教授又是什么样的呢?

季羡林先生对西洋文学系的中国教授的看法和评价,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来具体看一下。首先是当时北大德语系系主任,也在清华兼职的杨丙辰教授。季羡林先生对他的总的评价是,翻译过一些德国古典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对待学生极好。这位杨教授教起书来,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我们知道,英语是ABCD,他怎么教学生发这个音呢?他跟学生讲,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那是很玄的,学生就拼命在丹田里找这口气。第二天教B,B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就又到丹田里找那口气。所有的字母都是丹田里的一口气,所以学生把丹田搞得是又疼又痒,也不知道怎么发音。但是他对学生好在哪里呢?他考试打分随便到根本不负责任的地步。学生交给他的考卷,他看都不看,刚交他就打了分,那如果你在他旁边多待一会,他就会问你,您是不是不满意?那好,马上就给你个最高分。这就是杨教授。

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叶公超教授,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新月派的诗人。对于这位后来当了大官的老师,季羡林先生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季羡林先生对叶先生比较不认同的是两个方面:第一,叶公超先生讲课的方式和态度。他上课从来不讲解,他怎么教呢?就教一个课文,他基本上用的是《傲慢与偏见》,然后就叫学生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读了一段后,他一声令下:Stop!于是就停下了。他就问你,有什么问题吗?那大家觉得这样的教授不是很好吗?这教授是很好,问题是如果你一旦提出问题,他就一拍桌子,查字典去!没有任何解释。接着第二个再念,Stop!你有问题吗?有。查字典去!到最后就永远没有人提问题了。他教书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同时,季羡林先生对叶公超先生的名士派头颇有微词。叶先生非常洋派,他虽是留洋的学生,但是平时喜欢穿着非常考究的长衫。穿长衫也就罢了,他下面还一定穿一个绸子的裤子,裤腿用丝带扎紧,而且丝带的颜色和裤子的颜色绝对不会相同,非常的鲜艳,不光是颜色的鲜艳,这个丝带还打成非常美丽的蝴蝶结状,所以叶先生走起路来,腿脚上的两根丝带,两个蝴蝶结一颠一颠的。然后,叶先生的头发有时候光可鉴人,有时候像秋后枯草。对这种名士做派,季先生不赞同。

在季羡林先生的眼里,这位虽然有学问,但做派奇特的叶公超教授,算不上一位好老师。那么,在读清华大学期间,季羡林先生尊崇的教授都有哪几位呢?

季先生比较认同的是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也是名士,但是闻一多先生是怎么样的名士呢?闻一多先生上课的时候先掏出烟火,问诸位有抽烟的吗?那大家一般说不敢,我们都不抽,他就点起一支烟。他讲《楚辞》,每一次讲之前,开口都是这么一句话,“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他才开始讲课,这也是他的名士做派,但是季先生觉得这好。

还有一个就是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俞先生也是非常有意思。他上课的时候剃个光头,锃光瓦亮,然后他讲起古代诗词,比如讲李清照或者讲什么。他在这儿朗诵一遍,抑扬顿挫,然后说好,好,就是好。学生问他好在哪里?就是好。接着就念下一首,还是好,好,就是好。但是季先生对这两位教授的名士做派认为好,就是好。

季羡林先生认为吴宓教授才是西洋文学系最有学问的教授。吴宓教授是个非常特别的人,这个人本身就值得我们讲一个系列。季先生对他的评价是:“反对白话文,主编《学衡》。古貌古心,待人诚恳。”

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他也是留美的,哈佛毕业的,但是他非常擅长旧体诗词,他喜欢文言文,有《吴宓诗集》出版。这位在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在当时最著名的是他的恋爱。

他把自己的恋爱写成诗,公开发表,里边有些句子是非常著名的,比如说:“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吴宓苦苦爱着一个女士叫毛彦文,这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女士,对中国的慈善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她后来嫁给了当时的国务总理。“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哪三洲呢?欧洲、美洲、亚洲,这三洲的人都知道。

而清华学生,包括季先生在内也是很调皮的,胆敢将吴宓教授的恋爱诗翻译成白话。季先生到老还记得,吴先生经常会爱上非常美丽的女学生,他那时候又爱上一个叫亚北的女学生,他写了一首古体诗,而清华的学生就将它翻译成白话的打油诗,公然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叫什么呢?“一见亚北貌似花,顺着秫秸往上爬。单独进攻忽失利,跟踪盯梢也挨刷。”后面三句忘了,最后一句叫“锥心泣血叫妈妈。”

季先生还记得,这位吴教授对学生的胡闹很宽厚,一笑置之。但是跟他同样的教授不能谈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这是中国顶级的逻辑学家。清华的教授实在看不过,吴宓教授您不能把自己的恋爱史,这样广而告之吧,而且还牵涉到学生,于是就委派逻辑研究最好的金岳霖教授去劝吴宓教授。哪知道这位金教授也是位书呆子,他就劝吴宓先生,说恋爱是你个人的,好多私人的事情是不能广而告之的。比如,我们天天上厕所,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们并不告诉大家,我们每天都要上厕所。吴宓先生大怒,我的恋爱难道是上厕所吗?就把金先生给赶出去了。吴先生是真正的大师级的学者,但这个人很真诚,就真到这个地步。所以,季羡林先生称吴先生为一个奇特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对他非常尊重。

看了上面的描述,听了我的讲述,大家也许觉得有趣。但是大而言之,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从水木清华里能够走出那么多杰出的人才,也不能表明为什么清华学派能够在各个领域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小而言之,我上面的讲述,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西洋文学系群星璀璨。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我也绝不是说,西洋文学系一无是处。这个系能够出像钱钟书和万家宝(曹禺)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必然有它的道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西洋文学系里竟然群星璀璨,人才辈出。

为什么西洋文学系的教授水平不高,但却培养出了像曹禺、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呢?原来当时清华的精神是,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不一定只选本系的课程。那么,有哪几位著名的教授学者,对年轻的季羡林先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呢?

陈寅恪先生,是一个传奇一般的天才学者,我希望有机会讲述他。他出身于晚清声名显赫、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义宁陈家。义宁就是今天的江西修水。国学修养自然不必说,从少年时代起,游学日美欧顶级名校近二十年,跟从当时世界上最一流的学者研习各种古代文字,几乎达三十种之多。其中好多种在中国人中间他是第一个学的,而且好多种后来再也没有人学过。更加令人钦佩的是,他完全为了学问而学问,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学位,所以他什么学位都没有。但是他的名声很早就在国内学术界传开了,吴宓先生认为就古今中外所有学问而言,陈寅恪先生乃是最博学的。

陈寅恪先生的课给予季羡林先生的与其说是影响,还不如说是巨大的冲击。季羡林先生充满深情地回忆道:“先生上课时,任何废话都不说,先在黑板上抄写资料,把黑板抄得满满的,然后再根据所抄的资料进行讲解分析;对一般人都不注意的地方提出崭新的见解,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听他讲课,简直是最高最纯的享受。”

这位陈寅恪先生中年以后,由于特别勤奋,双眼失明,但是他完全凭记忆,凭对中国古籍烂熟于胸的掌握,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这是中国学术至高无上的经典。在他眼睛失明以后,由他的助教也是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永兴教授,在黑板上替他抄满一黑板的资料,陈先生坐着讲。因为他失明了,他不知道自己是面对着黑板还是背朝着学生。能够让季羡林先生这样的学生留下如此刻骨铭心感受的教授,又能够有几个人呢?

我自己今天也是位大学教师,看到季羡林先生这段话,经常会惶恐胆怯,提醒自己要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准备讲课,绝不能马虎处之。

陈寅恪先生从学问上,从人品上,都对季羡林先生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季羡林先生后来执教几十载,也成为了一位深受学生尊重和热爱的著名教授。那么,季羡林先生提到的朱光潜教授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呢?

朱光潜教授也是出身书香门第,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英国硕士,法国博士,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作家。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朱光潜教授还健在。我还有幸陪同季羡林先生去给朱光潜先生的夫人拜年。在当时他刚回国不久,是北大的教授,但是也在清华兼课。他教的课是文艺心理学,其实就是美学。

季羡林先生对朱先生的风采有非常传神的描述:“孟实先生的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一流,而且还似乎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往上翻,看着天花板上的某一个地方,不敢瞪着眼睛看学生。可他一句废话也不说,慢条斯理,操着安徽乡音很重的蓝青官话,讲着并不太容易理解的深奥玄虚的美学道理,句句仿佛都能钻入学生心中……他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在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旧的诗词又极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之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这样的本领,在当时是凤毛麟角,到了今天,也不多见。他讲的许多理论,我终身难忘……”

好多研究季羡林先生的学者,好多季羡林先生的传记作者,往往会忽略季先生下面这段讲述朱光潜先生的话:“他显然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一类,在外国把老子或庄子写成论文让洋人吓了一跳,回国后却偏又讲康德、黑格尔的教授,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为什么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这段话呢?因为他对季羡林先生实在太重要了。季羡林先生留学德国时就决心不拿和中国有关的任何题目做博士论文,而是直接进入当时欧洲人文学术的最前沿,这就是受朱光潜先生的影响。如果你到国外,不是为了追求学问,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求知的渴望,你仅仅是为拿一个博士学位,那么我告诉诸位,不难。你可以到国外去研究中国的一部小说,洋人看都还看不流利呢,你完全可以写一篇大论文。实际上当时有很多著名教授就是这么做的,在国外拿一个和中国相关的题目飞快地拿下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大讲国外的康德、黑格尔,给大家留下了学贯中西的感觉。问题是,他是在东方贯西方,而在西方贯东方。真正的学者要有勇气和胆量,要有这种承担,在西方和西方学者在同一领域里一较高下,回到中国,应该和中国国学领域里的顶尖学者相互切磋。没有这种勇气,称不上顶尖的学者。

让季羡林先生感念终生的,当然不止这几位教授,还有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都给大学时代的季羡林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和当时只是一个大学生的季羡林先生,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季羡林先生和冰心先生的缘分就很有意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候季羡林先生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冰心先生就已经蜚声文坛。季羡林先生就读清华时,冰心先生在燕京大学教国文和写作,同时在清华兼课。学生当中,当然有很多冰心女士的粉丝了,在那个年头也有粉丝。而季羡林先生和当时有清华四剑客之称的李长之(他的小学同学),林庚,顶级的学者吴组缃他们这四个都是冰心先生的粉丝。看到冰心先生到清华来上课,他们都去旁听。当时的课堂水泄不通,走廊里也站满了人,大概都是追星族,去追冰心先生这颗非常灿烂的星。冰心先生当时三十出头,风度优雅非凡,谁知道她在上课的时候非常严厉。她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上讲台就非常严厉地说,凡是不选本课的同学统统给我出去,就吓得季羡林先生这几个号称是剑客的人落荒而逃没敢听,被冰心先生吓出去了。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季先生跟冰心先生已经很熟悉了,当初那么满面冰霜的冰心先生,已经变成了笑容可掬的佛一样的人物,非常的温和了。季先生就笑着跟冰心先生谈起这次非常狼狈的经历,说我们当时都被您给吓出去了。冰心先生也被季先生逗乐了,笑着回答,早忘记了。是啊,在五十年代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如果有人请季先生题字,季先生经常会写:“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这十个字。其实是冰心先生经常给人写的座右铭,从而影响了季先生。季先生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再为别人题写。

至于沈从文先生,季羡林先生对他的作品一直评价极高,对他非常尊敬。

沈从文先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然而,季羡林先生对于沈从文先生的认同,却来自于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有一件小事,给季羡林先生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有一次季先生去看沈从文先生,沈从文先生正好要解开一个包裹,而这个包裹是用麻绳捆扎得紧紧的。一般的人会怎么干?你是大教授,很优雅,叫助教去给剪开,或者自己拿起一把剪刀,慢条斯理把麻绳剪断了。而沈先生不是,一把抢过包裹,用牙把麻绳咬断了,这样有点粗野,有点蛮横,又野又土的举动却让季羡林先生大为欣赏。季羡林先生觉得,沈从文先生正是自己的同类人,所以他感到非常的亲切。

正是在这些老师的教育、关心、帮助、影响和提拔下,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四年时间里,发表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散文和翻译作品,在当时的文坛开始崭露头角。尽管除了在非常特殊的岁月里,季先生没有写过东西以外,季先生的散文创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清华时期发表的散文却是季羡林先生最最钟爱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这样的文章他后来再也没有写出来过。

(选自《我的老师季羡林之学生时代》/钱文忠 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