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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的冷风

2009-09-15吴跃辉

百家讲坛 2009年15期
关键词:江州白居易

吴跃辉

唐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踏上了贬黜江州之路。

秋雨过处,千山皆润,万木如染,人行其间,如在画里。可惜,这样的情境始终不能令白居易郁结的愁肠稍有舒展,他的心情,依旧沉浸在谪官的苦闷中……

唐代的交通网络较之前代,有了全面的发展。更兼数代经营,开拓、修筑甬道、山路以为完善,时人便生起了“行旅无山水之患”的感叹。但对于迁客而言,远涉数千里的行路终究是一种艰辛的穿越。据考,自长安城往江州,约略应经商州、邓州、襄州;自襄州东南往随州方向再穿越安州、沔州、鄂州、黄州、蕲州,最终方抵达江州。全程途经京畿道、山南东道、淮南道及江南西道等四道九州,约略四千里。兼之唐制对于谪官赴任的规定严苛,要求其“日驰十驿以上赴任”,所以此行的繁苦可以想见。

除却行路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来自精神上的压力。

白居易左降江州实系蒙受不平之冤,由宰相武元衡被刺一事而起。

唐代藩镇之患由来久之,后来“(方镇)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廿二史札记》),以致发生了淮西吴元济之乱。于是,朝廷委任宰相武元衡负责淮西用兵诸事。面对大兵压境的形势,吴元济遂向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告急,以求党援。二人深知若淮西败陷,自己的处境亦将困顿,于是数次上表朝廷请求赦免吴元济,但宪宗一概不从。

淮西的胜绩,令王承宗及李师道惶惶不安,有养客再献计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二人亦以为此计甚是,遂遣刺客入京,伺机刺杀武元衡。

元和十年六月,武元衡在上朝途中被刺身亡。闻此噩耗,百官动容,以为朝廷之大辱。当时,身为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义愤难抑,上疏论武元衡之冤,亟请捕盗,以雪国耻。不料,上疏之后,“执政(者)恶其越职言事,(将之)贬江州刺史,追改江州司马”。

左赞善大夫系东官属官,先于谏官言事虽说不合体制,但罪不至贬,况且宪宗对于缉拿凶手一事,态度明朗,愤然下诏拿捕刺客,并许以能获贼者,赐钱一万贯、赏五品官,有官则超授,“敢有藏匿,全家诛戮”。

由此可见,白居易江州之贬,并非朝廷因苟且或欲行“姑息之政”而迁怒于他,实系他因。故而,后世学者论及此,多指为妒者构陷。

《新唐书》中载:“宰相嫌其出位,不悦。俄(霎时)有言‘居易母堕井死,而居易赋《新井篇》,言浮华,无实行,不可用。出为州刺史。”意思是说,因宰相以居易出位言事而不悦,素恶居易者闻此喜不自禁,迅速上章攻击。

关于其事,白居易尝自述本末。当时众人责问他道:“(对于宰相被杀一事)丞郎、给舍、诔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这话说得极端刻薄,未闻责人当以官阶大小、职掌近疏来排序忧国之先后的,这岂非成了忠君有罪,忧国有罪了吗?故而,闻此责问,白居易发出了“赞善大夫诚贱冗耳”的激愤之语。

素恶居易者虽讥其狂妄,但他们亦深知以此罗织罪名,反倒长其声名,令白居易博得忠君爱国的时誉,于是,他们便构设了一桩“不以此为罪名”的罪名,即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竟然“饶有情致”地作起《赏花》、《新井》诗来,这显然是大不孝。

对于此构陷,白居易百口莫辩,郁恨难平。

与此同时,为了取宠宪宗近臣、大宦官吐突承璀,与白居易原本交情不错的中书合人王涯继而上疏称“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再度将之追贬为江州司马。

白居易的受黜,与其说是因谏罹祸,倒不如说是贞元、元和新旧两派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牺牲品。唐代党争与文学关系密切,当时许多著名文人如韩愈等人的仕途、荣辱都受到党争的影响。这一次打击对白居易影响深远,以至于其后思想、性情皆有所变化。

最终,白居易蒙受“有亏礼教”的丑名,默然离京。面对着贬谪江州的结果,他心潮起伏,昨为近臣,今作迁客,真是“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送别时,唯挚友李建一人。

白居易于七月下旬离京前往江州,行至望秦岭时,他回望夕阳下的长安,不觉怅惘,于是书就《初贬官过望秦岭》一诗:“草草辞家忧后事,迟迟去国问前途。望秦岭上回头立,无限秋风吹白须。”事实上,七月下旬正当暑日,然而诗中却称“无限秋风吹白须”,可见诗人的衰颓之象,其心情在迢迢的行路间,变得越发恶劣。

至襄州后,改行水路。舟行间,白居易的心情更加黯淡,对友人的怀念也变得浓重。他在寄元稹的信中题写“此去更相思,江西少亲故”,又云“生当复相逢,死当从此别”等语,对友人的珍重及前途的惶恐尽显字底。如果说之前,他是愤忿、怨恨的,而今辗转的贬谪却令他气沮和悲观,甚至升起了此行将作永绝的念头。

入夜,冷冽的江风敲打着舱窗,湍急的江流叩击着船舷,令人心生惶惑。白居易辗转不能眠,复起掌灯。昏暗的灯影下,他身形飘忽,似乎随时将为这无尽的夜色所吞噬。他感觉自己如这小舟一般,被遗落在棱棱夜色间,茫茫江水中,幸得这荧荧烛火以为温暖。他叹息着,不禁思想前事,恍然如隔世。

唐代士人盛行干谒投献诗文之举,以期博得显贵或名重者援引、揄扬。贞元年间,白居易尚是少年时分,便工于诗文。他曾怀诗稿谒见著名文士顾况,顾况对眼前这位少年并不重视,见其名为居易,更是戏嘲道:“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然而,当他翻览居易诗卷,读至《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不禁抚案而叹:“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唐才子传》)从次之后,白居易诗名远播。

作为一个文化人,“学而优则仕”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追求,白居易亦不例外,他“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其后更是“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

寒窗的寂苦令他“口舌生疮,用肘成胝”,甚至于既壮却赢弱,未老而齿发衰白。当然,勤励终有所酬,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应宣州乡试,中试。次年,他赴长安应试,又一举及第。在参加拜谢座师、参谒宰相及曲江宴集、慈恩寺题名等一系列仪式和活动之后,白居易辞京东归洛阳。那一刻,他的心情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觉得自己如高翔的飞鸟,有无垠的天空任由翱翥。

贞元十九年(803年),白居易由吏部铨试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所司乃校勘宫内所藏典籍诸事,官秩止正九品)。他在长安常乐里租赁了故相国关播私宅的东亭子以安居,亭内有丛竹,枝叶繁茂,“日出有清荫,风来有清声”。兼之生计宽裕,“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于是自喻为“日出头未梳”的懒慢者,“既无衣食牵,亦少人事拘,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在京师名利之场,衣食俱无虞,风月时人怀,能有如此惬意的生活,白居易甚为满足。

由于校书郎职轻事闲,故而居易此后数年的生活,便是在“慵慢疏人事,幽栖逐野情”中

度过。贞元二十一年夏,居易校书郎秩禄已满,与元稹一同徙往华阳观居住。其迁居目的或有三:一是有远寓政治漩涡的想法,二系经济上的原因,居易有诗称“芸阁(代指秘书省)官微不救贫”,故而前往华阳观,有救贫之考虑,三者是华阳观环境清幽,是读书绝佳之所,可备应制举。

这一期间,白居易闭门累月,细致揣摩时政之利弊,提出施政之主张,构成“策目”75门,内容包括倡议朝廷顺应民意,“以百姓之欲为欲”;斥责“君上之不能节俭”,并言称百姓“衣食不充,冻馁并至”皆系“财产不均,贫富相并”所致等,最终要求遏制奢欲、禁止土地兼并、裁冗节支等。

就在白居易借居华阳观读书制策之际,朝廷发生了震撼当时的“永贞革新”。此系进士科第出身的一批知识分子组成的“二王八司马”集团,抵制同宦官、藩镇相勾结的士族官僚集团的斗争,其目的在于“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尽归之朝廷”(《十七史商榷》)。这样的政治改良运动,自然容易引得士人,特别是怀抱政治理想士人的赞誉和支持,白居易正是如此。

变革之初,白居易尝上书新任宰臣韦执谊,寄望新相能把握“有其位,有其才,有其时”的际遇而“行大道,树大功”。

然而,“永贞革新”短短数月即遭扼杀。改革的支持者唐顺宗被迫内禅,不久遇害而亡,即位的唐宪宗本在阉寺藩臣翊戴下登基,虽然在唐诸帝中,他称得上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但于此事却是“仇视其父所用之人”,参与革新的诸人相继被远谪荒瘅之地,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更是“纵逢恩遇,不在量移之限”。

无论是对革新者在政治上的认同,还是对革新者在情感上的认同,都促使白居易自觉地站在了革新者的一方。有感于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居易在《寄隐者》诗中率先表达了同情。诗云:“昨日延英对,今日崖州去。由来君臣问,宠辱在朝暮。”其后,更有“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诸句。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应制举再度登科,入乙等,但因其对策语直,不得为谏官,故而授为周至尉。对于科场的三战三捷,白居易甚是矜负,谓“中朝无缌麻之亲,迭官无半面之旧”,然而十年之间,三登科场,称得上是睥睨当时。除了举业的成就外,几年的仕宦亦令其对政局和社会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周至位于长安西南约130里处,赴县尉之任后,白居易对于现状并不太满足,他称“可怜趋走吏,尘土满青袍”,更有“我厌宦游”之句。然而,周至县尉的经历,却促使其写实、讽谕风格的形成,他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农民的痛苦给予足够的关注也正是发端于周至尉之任,如期间所创作的《观刈麦》等诗,饱含着对农人的同情和怜悯。

三年后,朝廷拜授其为左拾遗、充翰林学士。二职均系天子近臣,拾遗系言官,阶卑而职重;翰林则是清贵之选,故而他自矜道“擢在翰林,身是诔官”。此间,他焕发着高涨的政治热情,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事实上,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所为有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他那锋芒尽展的直刺早为许多人非是,他的不惧自然会招来他人的不喜、不快,甚至到不容的地步。

“闻《秦中呤》,权豪近贵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则执权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他算是遍树政敌了。然而,虽有所虑,他却坚定地认为这正是其“擢居禁职,列在谏官”的本分。他甚至在殿上论执强鲠,与唐宪宗不休地争辩是非,且称“陛下误矣”。居然敢于逆龙鳞,这确实有初出茅庐无所畏的精神。闻此,宪宗勃然变色,谓左右道:“是子系我亲自拔擢,胆敢待我如此,实在令人不堪忍受,必将其逐出朝廷以解此恨。”幸得臣僚进言疏解,方免于难。

获罪并非皆由直言,但是直言定然获罪。

白居易的仕途在其左拾遗之任已然出现危机,故而秩满后,他既未得以优拔,亦未能循例转升,而是由内官转为外官,授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职掌州府之户籍、徭役、赋税诸项,官阶为从七品下。这较之左拾遗一职,自然是低微了许多。此间,白居易虽然一再‘自勉自励,称“浮名及虚位,皆是身之宾”、“苟免饥寒外,余物皆浮云”,然而,再度遭逢不平的失落、愤懑,却依旧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最终,他以言获罪,“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贬往江州。

44年来,最令其得意处,莫过于三登科第;最令其自傲处,则是在授周至尉后“志在兼济”的十年。然而,抚今追昔,执著以求的前事不过槐底之梦,那一腔济世的愿望也渐而苍白起来,无法再支撑起他脆弱的精神。

江风将驿船吹往湓口浦渡口时,江州双华表已人眼帘,耳中则传来喧喧人语。

此际,江州刺史崔能率众佐官出郭相迎,这令身心俱疲的白居易稍有些慰藉,不由地感动于刺史对自己这个左降官的优容。此后数年,二人相处欢洽,以至于白居易甚至将崔宅作为“销忧”的好去处,但言:“从此浔阳风月夜,崔公楼作庾公楼(庾公楼亦名玩月楼,位于湖北鄂城,所纪念正是庚信不拘礼数,平易近人)。”

江州带给白居易的是一种全新的景象,不仅物产丰饶,“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唐符载《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更兼风物喜人,匡庐之胜境、陶潜之遗景;而“湓鱼颇肥,江酒极美”,花木繁盛,桂树、修竹、白莲花诸“贞劲异秀者”,虽宫囿亦不可多见。

然而,纵是如此,每当夜闻砧声,白居易还会起张翰之思,似乎那杵砧声声敲在了他的心头。除了对故园的怀想,更令他伤怀的,则是远逝的初恋,那曾是“使其最为痛苦者”。

一位名为湘灵的女子,曾带给白居易无数的感动和无限的幸福。他们的相恋或可追溯到二十余年前,在白居易的眼中,湘灵是个胜似天仙般的人物:乌鬓、黛眉、粉面;青纱、红妆、白袜,凡此皆可爱。于是,黄昏时花荫下,满月夜长亭间,二人如影随形,胶漆莫分,有琴音共谱,有玉坠互赠,有绣帕相遗,有拈香以祝。情浓处,居易祈愿“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然而,这一份长达十余年的真挚情感并未得到世俗的认同,年岁越长,二人“结终始”的希望越发地渺茫。因门第关系,“居易与其女友虽相恩爱,但不敢公诸其母”,自然也就谈不上结为连理。最终,“深笼”与“利剑”断绝了这一段维系了十余年的深情,居易痛心潜别,不得哭,不得语,只能掬一汪清泪以为作别,“彼此甘心无后期”。称“甘心”时,却是最不甘心,这一份刻骨的恋情,令他终身记挂。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居易当属风流人物,他为家中所蓄二伎作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之句,至今仍为文人津津乐道。然而,当我们知道发生在诗人身上的这一刻骨铭心之苦恋时,似乎为他的一些行止找到了凭借。

事实上,唐代风俗文化具有开放、奢靡、胡化、务实四个时代特征,即朱熹所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驰男女之防、疏贞节之念均根植于士大夫之间,因此,唐代社会对于娶妾持中和态度,并不以为是堕落

的象征。所以,白居易蓄伎是时代的反映,我们不必独独菲薄于他。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直到元和二年(807年)他36岁时,还是孑然一人。据考,唐代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约为26岁,更兼在以开放作为特色的时代,居易的迟婚,实在可以理解为心有牵念。而这一份牵念既无以闻于家人,又不能白之周围,只能对一两个知己倾诉。但是,知己无法终日重复地听取一段絮絮的怀想追恨,所以,最终依旧是自己来承受这蚀骨的相思之痛、潜别之疚。于是,当他每每以伤春或醉酒以遣孤寂时,我们便触及他那一缕挥散不却、剪除不尽的对初恋的相思,以及自我放任中抱以的自责。甚至有人认为,千古绝唱的《长恨歌》,在叙述李、杨爱情悲剧时,不自主地剖白了作者对于湘灵及二人情感的追逝。所以,后世有谓居易为“无行文人”的厥词,实在有悖于历史事实。

数年后,忆及往事,居易依旧无以释怀,低吟着“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欲忘忘不得,欲去去无由”,“我有所思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之句,诗未毕,已是满襟清泪。

除了思乡和念人,伴随他的,还有谪官的苦闷。

江州司马的职事,在白居易眼中,只是一个“无言贵,无事忧”的闲差,他自云“官舍悄无事,日西斜掩门”,以至于衙署内杂草蔓生,一派寂寥之象。枯守在堂内,但看青藤攀上院墙,嫣红卧归尘埃,最终,黄昏立在了檐角。欲言则无人,只能以老庄聊遣时日,排解孤独。

从他在江州任上所创作的诗歌来看,他总是自许为倦鸟、涸鱼,这令其心绪如秋,两鬓若雪,渴望着万缘摆落,寄身茂树、清源间,作幽人、野夫、沉冥子。

在自编诗集之时,白居易既对诗文表现得自矜有余,却也留下“世间富贵应无分”的自伤之句;在寻迹陶潜旧宅之中,思想前贤的抛弃荣利、老死丘园表达出拳拳追随之念;在登临西楼之际,对一轮夕照,则抱以“家书何处传”的凄楚之感;在过访元十八溪居之后,对主人隐居的生活,甚至款客的酒食都心生艳羡,自叹弗如。

凡此种种,都纠结着他谪官失意的情结……

在江州的次年,白居易题下《琵琶行》一诗,这首诗名动千古,历来粗通文墨者俱能歌咏数句,最著名者不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句。对于琵琶女是否真实存在,后世多有分歧,但终究承认此诗的寄托遥深,“乐天之意,直欲抒写天涯沦落之恨尔”(《容斋随笔》)。

然而,诗的主旋律——同是天涯沦落人,除了抒发迁谪失路之感慨,白居易是否在诗中赋予了更多的寄托呢?

与居易同时代的女乐人刘采春,曾作《啰嗊曲》:“莫作商人妇,金钱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采春以“莫作商人妇”铺陈其说,居易《琵琶行》亦借商人妇之遭遇以抒怀,是否表明他是以商人妇自况昵?是诗有“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之句,实是对其少年名振、三登科第的追溯;而“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之句,则是比拟君恩不再,远黜江州;“去年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之句,更是影射仕途辛酸,愁苦百结;至于“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系孜孜不忘功名荣利的一种反省自诘,其后之“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则是对前路的新认识。

另外,元人马致远依此诗创作了杂剧《青衫泪》,谓白居易、裴兴奴(即琵琶女)江州相遇。《青衫泪》一剧虽谓小说家言,但亦可知后世眼中,多以为《琵琶行》本系居易托言坎坷的情事。这并非毫无根由,赋此诗的两年前,居易在往贬所途中,尝有《逢旧》一诗,其诗云:“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娥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

据今人考,此系与飘零异地的湘灵重逢而作。当时湘灵年已四旬,依然未嫁。枯涩黯削的泪笔道不尽千言万语,终只书一“恨”字。然而,逢旧不正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序曲吗?由此,我们可否以为《琵琶行》中纠结着白居易对湘灵的一份相思、一种愧疚的怀抱呢?

当黄昏时节,伫立高楼,浔阳的冷风吹皱了江水,吹扬了荻花,也渐而吹散了白居易阴霾的心绪。面对东去的不尽江水,他不禁思想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不仅谩留华表语,更负秦楼约,余下的路呢,该何去何从?又要做怎样的进退取舍?

冷风中,他追寻着答案。

一直以来,后世学者对于白居易思想由“兼济”转为“独善”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时间概念,或谓早在元和六年(811年)卸去拾遗一职,退居渭上之时;或由出佐江州而起;或至长庆二年(822年),居易自请外任为界。其中又以始于江州之论从者甚众。

然而,如果称这种转变自江州而始的话,那么探察其生平,我们发现,白居易除却书写冤愤难抑的迁谪之情,他“兼济”的思想并未就此烟消云散。他一直关注着时政,关怀着庶民,在《放旅雁》、《大水》诸诗中,俱示其迹。前诗表达了对淮西叛乱未平的忧虑;后者则痛愤地批判了在“万人灾”的境地里,只知谋求“锥刀利”的船夫们,并以此引申为那些不恤人民困苦而乘机渔利的官吏。

窃以为,白居易“兼济”期间并不失“闲适”的咏叹。仕路的滋味断非一二定语便能概括,得意与失志总能令人焕发斗志或萌生退意。所以,在贬往江州前,他对唐王朝存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的感恩,故而略不顾恤一己的荣辱勇往直前,但也有“身虽世界住,心随虚无游”的人生理想,或者“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心”的落寞。同样,“独善”之中亦不乏“讽喻”的关怀。无论是俟罪,还是远黜,他并非甘于沉寂,政治理想也不曾泯灭,士风依旧挺立。

虽然左降江州之初,白居易每以屈原、贾谊自况,愤恨难遣,深以为自己运势“蹇剥”。然而,他对于屈原的精神与苦志,止于敬仰与认可的叹息,他表示:“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呤。”

既然他以为醒者苦,醉者欢,是否意味着他倾向于遗落世事、绝尘隐逸,以庄子、陶潜之放达作为人生选择呢?事实并非如此。

或许他曾于郁怨难平之时,动以引妻子入林壑,甘心老死云泉的念头,但他终究抱定“输赢须等局终头”的信念,以三日试玉、七年辨材相勉励。所以,对于庄、陶,也只是心羡之罢了,他又是将其作为信念冲突中,慰藉心灵的一方良剂、一席避所。他所寻求的,终将是糅合两种思想的一条新路,所谓兼具庄、屈两种成分的人生观。

他曾为自己的人生作过如是定义:“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并始终于此间徘徊与探索,以期能将二者调和施行。这便是“中隐”——走在仕与隐夹缝中间的一条道,最终在他身上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

他不曾抛弃兼济的理想,也并未泯灭独善的心思,而它们的消长、取合全由环境所决定,所以,他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鲜活表现。他对于自己的诗文亦以此标准来进行界定和划分,最得意者,莫过于讽喻之作,而诸如闲适、感伤的篇章,他甚以为轻,在他看来,其功用只是“知足保和,吟玩情性”。

“山林太寂寞,朝阙空喧烦”是对现实,对人生认识的另一种境界,又或者说是他对兼济与独善、仕与隐的自我诠释。

天将佳景与闲人,冥冥间将他与江州、与庐山联系在了一起。

庐山在江州治内,相传殷周之际,有“匡俗先生”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后羽化登仙,唯庐独存,故世人谓其为庐山,亦名匡庐。

白居易在江州的次年始游庐山,见山姿奇秀,以为甲于天下。更兼云水泉石,绝胜第一,便爱不能合,遂置草堂,并自题《草堂记》。迁入草堂后,他便于庐山交友访道,寻幽觅胜。庐山山高地深,时节绝晚,到孟夏,梨、桃始开,令人恍然如身处别一世界。这不禁令他深喜之,题笔书就《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监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此中”所蕴涵的,除却又揽春色的喜悦,是否还意味着收获一种渴慕久远的别样生活?如果说之前,他表现的种种泰然有掩饰成分的话,那么,而今之喜色,着实源于心底。

这一份从容,或者说是他认为的可以终老之地,恰恰是庐山赋予他的。正由此,他自得地称:“左手携一壶,右手挈五弦。”何其优哉?

于此间,他还在对生命作着一种新的探寻,“但悲东郭千家冢,欲乞西山五色丹”。或许是身体的原因,他每每称自己方人壮年便显衰隳之色;或许是心态之故,“若不坐禅销妄想,既须行醉放狂歌”,他开始自觉地养气与炼丹,“深火炉前一盏灯”恰是其身心融于问道的体现。后世概括他“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乐其志”,可谓一语中的。

白居易自草堂建成后,山居多于城居,直至元和十三年(818年)春,在刺史崔融的催促下,他方离开庐山。岁末,朝廷诏令白居易为忠州刺史。忆及迁往江州时所作的“死当从此别”之句,这一刻,他则喜称:“生还应有份,西笑问长安。”

他整顿行箧赴忠州之任那一日,浔阳漫天的飞雪,庐山以别样之姿送他远行。而他,则对庐山,对草堂许以了“三年官满却归来”之诺。

也许正是在江州,在经历挫折磨砺后,白居易才渐而由激烈转变为“顺适所遇”,人生亦翻启了新的一页。而这一页,断然不是遍纸的颓唐,亦非无望的怯懦,而是中和。

编辑蔡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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