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迪 冯国川

直接对总理负责国务院参事资政60年

文/江迪 冯国川

参事的职责是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咨询国是，他们可以通过“直通车”方式向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老人”成了“年轻人”

许琳一夜无眠。“我不知道明天早上接受参事聘任书时该穿什么衣服。”现任国家汉语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的她走过世界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什么事能让她失眠。然而，面对国务院参事的职位时，她却显得有些惶恐。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13日，许琳和几位新聘任的国务院参事这样表述自己得知被聘为参事时的第一感觉。得知被聘任后，她立即上网查询新发布的《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要按照《条例》要求履行责任。”许琳说。阅读《条例》也让许琳心中窃喜，自己正好站在新制定的参事首聘年龄最低线上，这也让她成为最年轻的参事之一。“在单位已经是老人了，没想到在参事室却成了年轻人。”

许琳在考虑，怎么样把参事工作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政府参事工作条例》规定，参事工作职能之一是同外国政府咨询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我觉得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参事里有那么多前辈、大家，我想利用孔子学院的平台把他们更多地推向国外。这样一方面可以弘扬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强和国外相关部门的合作。”

新闻提示1949年11月11日成立的国务院参事室近日度过了其60岁的生日，值此之际，11月9日，《政府参事工作条例》正式公布，这是中国第一部规范和加强政府参事工作的行政法规；11月13日，国家一级作家张抗抗等6人被聘为国务院新任参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他们颁发了聘书，并勉励参事们“讲真话”。

新参事的“责任”

和许琳一样，“责任”成为新聘任参事们共同的关注。

作家张抗抗注意到：“以前中，文化界的人士并不多，但是这次新聘任的6位参事有3位来自文化界。我想，这说明我们文化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责任更重了。”

“作家的工作是跨越很多界限的，‘三农’、医疗等许多社会问题都可能进入作家的视野。这也为我参政议政提供了许多素材。”张抗抗此言不虚，担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已经提交了近60份提案，内容涉及农业发展、环境保护、医疗体制改革等诸多方面。

虽然此前对参事工作没有太多了解，张抗抗依然对履行好参事责任信心满满：“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让我的参政议政能力得到很大提高，我相信自己能不辱参事工作使命。”

因为公务繁忙，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没有出现在采访现场。次日，在九三学社中央主办的一个论坛上，他对我说：“我已经憋了一口气，一定要把参事工作做好。我在很多不同的岗位工作过，有着一定的积累，这也给我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我理应好好工作，多作奉献。”他表示，自己关注很多问题，将根据参事室工作的重点，选择重点研究领域，尽快进入角色。

在感到责任的同时，参事们也在为能进入这支队伍感到兴奋。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的夏斌已经有很多头衔，“今后我要把国务院参事这个职务印在名片的显著位置。这不仅是珍惜荣誉，更是鞭策自己要在这一岗位上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神秘的参事室

在媒体聚焦于新任参事的同时，一向低调神秘的国务院参事室逐渐浮出水面。

在距离天安门广场不足500米的地方，有一座典雅别致的欧式建筑。尽管门外车马喧哗，而庭院内却保持着一份难得的幽静。这里，就是被称作“政府智囊团”的国务院参事室所在地。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朱维究已经担任参事3年了，她每个周二都要赶到这里“上班”，开会、研讨。

8大民主党派在国务院参事室都有名额，公开资料显示，国务院参事室是政府中唯一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为主体的，具有统战性、咨询性的工作部门。“是直接面向总理的最高层次的统战工作，参事对总理、副总理、国务院各部委直接提出意见和建议。建议案通过‘直通车’的特殊渠道直接送达总理、副总理的桌案。”朱维究说。

何谓“直通车”，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解释说，就是国务院参事的各种建议可以无障碍地直达领导同志的案头。

2006年2月，朱维究教授获聘成为国务院参事，同期受聘的共11人，6位是民主人士，另5位是中共党员。此前，参事终身制得以废止，由任命制改为聘任制，一届5年，可以续聘。

总理颁发任命，尊崇立显，国务院参事享有众多“政治特权”，比如列席全国两会，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治局工作会议的精神都会在第一时间被传达。此外，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之前，国务院参事集体参与修改修订。

参事呈送给国务院领导的建议案，多有批复，朱维究教授回忆，“2007年12月我向国务院领导呈送了一个关于文化产业的建议案，3位政治局常委作出了专门批示，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2006年朱维究教授接手了一个课题，是关于国家外汇储备的数额及其风险管理的问题，时任副总理的吴仪交办。朱维究教授协同其他参事调研4个多月，写出了一份详尽的建议案。

每年，国务院参事室都会组织一次深入地方的集中调研、考察，时间在半个月左右。2007年就派出了两个组，奔赴湖南和广西，朱维究教授去的是广西北部湾。

在广西调研时，朱维究教授发现了一个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现象，虽“小”，却反映出国家政治体制建设中面临的严肃的大问题。比如，广西一些地方盖起办公大楼，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班子集中办公，党委、政府“集合”在一栋楼里办公，左边是人大办公楼，右首是政协办公楼。朱维究教授是行政法学领域的权威，此种“摆放方式”让她看不下去，据此写了一个1000多字的建议案，指出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应该置于核心位置，提交给国务院领导。

“参事是执政党的‘谋士’，为的是促进制度建设的完善。我们是参政议政，要‘补台’，不可能是‘拆台’，但是一旦发现问题，肯定会及时点出。”朱维究教授透露，全国两会闭幕之后，国务院参事要集中学习一个星期，每位参事根据这一年来的大政方针要求，确定自己当年度的调研提纲与方向。“这是必作的作业，必须的”。

历经60载沧桑

在外人眼中颇显神秘的国务院参事室其实与共和国同龄。

在政府中设置参事室，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提出来的。1949年4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明确电示华东局领导邓小平、陈毅，在解放上海后应“设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事室”，以延揽更多的上层民主人士。

1949年10月，新政府颁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条例》规定，政务院于秘书长之下设立4个部门：秘书厅、参事室、人事局、预算室。10月28日，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任命袁翰青、许宝驹、罗子为等32人为首批政务院参事。

首批政务院参事，都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民主党派、无党派高层人士以及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上层军政官员。

新政权初立，百废待兴，共产党需要借助各方人士的政治智慧。参事室为民主人士参政开辟了一条通道。

1956年的春天，毛泽东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各民主党派欢欣鼓舞。国务院参事室连续召开8次座谈会，各参事畅所欲言。兴之所至，范朴斋、李一平、陈修和等18位参事又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报告,直言统战工作有偏差：“我们的意见是：切实检查统战工作的作风，纠正偏差；同非党人士接触应方式多样，深入实际，个别访问谈心，容易听到尽情尽意的真话，而不是在台面上的‘官腔’；多在行动及事实上予人以鼓舞，以开新风；真正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意见，有错认错。”报告希望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以消除有关人士的疑虑。

这就是鲜为人知的“十八参事上书”。

“十八参事上书”后，国务院就着手提高国务院参事的政治等待遇。但1957年之后风向已悄然变化。“反右运动”爆发，时任参事室主任的陶希晋宣布：“今后参事可以不经常上班。”参事室逐渐变成了一个安置党外人士、养老赋闲的场所。

可是，参事室的宁静很快被打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同样袭击了这个不为人瞩目的国务院机构，这里成了上访群众接待站，参事室机关几度搬家，最终只能在北海公园静心斋栖身。有过复杂经历的参事们更成为新“革命”的目标。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脱党的包惠僧参事被抄了家，曾和周恩来一起创办觉悟社的谌小岑参事被隔离审查，张学良时代担任东北大学校长的王卓然参事被逮捕……在《国务院参事室大事记》里，“文革”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参事的讣告。

在“文革”中，李奇中参事致信周恩来，建议撤销参事室机构，并入全国政协。他认为，这样既符合精简精神，又符合统战安排。但是周恩来没有批准。

1979年春节，国务院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参事春节招待会，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出席招待会。参事们对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春节聚餐的惯例感到满意。一位参事说:“‘文革’前李先念副总理曾请我们聚餐，已有10多年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了。”一些参事还赋诗填词抒发愉悦之情。

两年后，国务院参事室迁出了北海公园。这个一度被关闭的公园，重新向民众开放。参事们也焕发出了政治热情，报送建议，撰写调研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当参事室为改革出谋划策的时候，改革也开始指向参事室。

1988年8月，国务院下发文件，对参事委任做了重大改革，改任命制为聘任制。这份“国务院58号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它规定参事室是“咨询性、统战性”的机构，不再是“以养为主”的地方，而是一个服务于中国各项建设的工作机构。

今年1月16日，温家宝在中南海向新任国务院参事颁发聘书时提出3点要求：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在推进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观察人士注意到，参事职责在以前的“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统战联谊”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民主监督”这一新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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