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反贪惩腐一直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刚刚离去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尽管用生命践行了他当初严惩腐败的誓言，可此举并无助于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而在中国古代，虽然许多王朝采用了建立竣法、施以重刑等反贪惩腐的主张和措施，但是这些详尽而又严厉的措施因没能贯穿始终，因而也就没有从根本上清除腐败这个顽疾。比如清代巨贪和珅，乾隆对他的一举一动其实是清楚的；和珅最后的命运，乾隆也心知肚明。然而，乾隆生前始终没有对和砷下手，和珅“朝中第一宠臣”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乾隆寿终正寝的那一刻。

乾隆为何要庇护和珅?这是因为和珅的贪腐不仅没有危及皇权的安全，相反，让不同派系官僚势力之间相互牵扯，却能更有效地维护皇权的绝对威严。乾隆深信，容忍和放纵一定程度的贪腐，是极权体系得以长久维护的必要条件，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一个掠夺型的权力寻租行为，是庇护和维持体制得以延展所必须的权力联动现象。现代研究表明，贪腐在现时的权力漩涡中形成了一种质押机制，一荣俱荣，—损俱损，体系内的各级官僚受到有效的制约，而不会站到公众一边来诋毁这个体制。如果有必要，独裁者也可以选择性执法，来惩治那些不忠的员属。和珅虽然极度贪腐，但他处在极权向官僚过渡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权力锁链之上，他的任何闪失都有可能危及集权的安全。而事实上他对皇权又是那样的“忠贞不渝”，对皇帝又是那样的唯命是从。总之，他的贪腐不仅相对于他的绝对权力是必然的，对于最高统治者而言也是钳制新生权力体系行之有效的统治工具。

和珅的弊案已不再是“个案”，而是演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乾隆专制的结果。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骄志满，倦怠朝政。他喜欢阿谀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这样的奸佞之臣。高阳先生认为，和砷的问题“高宗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这话说得还不够彻底，严格说来，“和珅现象”的根源在乾隆，和珅是乾隆朝君主专制腐败机体上的一个毒瘤。正是因为乾隆的缘故，嘉庆处理和珅弊案没有搞株连，也没有扩大化，是嘉庆的聪明之处，他未能把“和珅现象”当作制度性的弊端去解决，进行体制上的变革，是嘉庆的昏庸之处。腐败的根源在于和体制共生的权力泛滥问题。因此，治理腐败必须从根源上着手。即有赖于政治体制的变革，而要变革政治体制就必须保证有相互制衡的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以供民众选择。这些力量不是相互抵制，而是在矛盾的运动中出现此消彼长的势头以达到对官员贪腐的自然化遏制。体制不变，既便是杀了一个和珅，还会滋生出更多的“和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