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砂

那一年，他29岁，研究生毕业，跳槽到一家外企，成为公司最年轻的业务经理。不料，事业风生水起之际，一纸“角膜葡萄肿”的诊断书，顷刻间将他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医生安抚他，这种病是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来复原的，但他很清楚，全国每年有几百万人等待着角膜移植，供体却只有寥寥数千。

随着视力的归零，无法工作的他，长久困在家里，最初的自哀自怨渐渐变成了狂躁不安，像一头困兽，重压之下，左突右冲，将妻子和女儿平静的生活撞得支离破碎。

不得已，妻子含泪请来了孀居多年的婆婆。

母亲说他，他低头，不发一语。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把他领回了老家。

熟悉的老院子里无人打扰的生活，让他的情绪安静了许多。他不再暴躁，只是极少说话，更不出门。

冬去春来，三月的风里，已经有了雨水的味道。

母亲兴奋地拉着他的手，说要送他一件礼物。

出了家门，母亲扶着他，一步步地向前走。脚下的土地突然变得磕磕绊绊，他本能地俯下身，手及之处，竟是一块半米见方的水泥砖，水泥中间镶着两条凸起的条状东西。

“娘在京城的马路上看到过这东西，人家说这叫盲道。”

他的心底，漫过一片潮湿。

那个午后，母亲带着他，踩着那些凸起的方形水泥块，去村头理了发，还去小卖铺买了一袋盐和半斤香油。

吃饭时，母亲告诉他，自己正在修一条从村口通向大公路的盲道，将来他再回来时，下了汽车自己就能走回家了。

日复一日，听着南厢房中笨重的声音，他的心愧疚不已。

终于，他坐不住了，对母亲说，让姐姐帮我找家教盲人按摩的学校吧。母亲不停地点头，脸上写满了惊喜。

然而没等姐姐帮他找到合适的学校，母亲却病倒了，急性胆囊炎。

母亲住院那些天，喂鸡，喂猪，打扫院子，这些小时候干过的活他竟一一拾了起来。更有甚者，一个清晨，他在鸡窝里掏出一只公鸡，宰了，炖了汤，沿着母亲修砌的盲道，一路摸索到公路上，拦车。

当他出现在病房的门口时，母亲惊诧不已。

喝着他做的鸡汤，母亲笑落了一脸的泪。

那一刻，他忽然就明白了，原来，残与废本是两个概念，许多时候，可怕的不是眼盲，而是对生活绝望了的心盲。

那几天，给母亲做饭成了他最快乐的事。

又到了午饭时间，母亲坐在床头，不停地向楼道里张望着。

忽然，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遗憾地对对面床上的女子说：“表姐，刚才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个男人，一米八几的个子，长得可帅了，仔细一看才发现，竟然是个瞎子，唉……”

女孩的话音刚落，他拎着保温桶走了进来。

看到他，女孩下意识地吐了吐舌头。

没有人知道，那个夜晚，母亲瞅了一夜的天花板。

几天后，母亲出院了。

一天清晨，他醒来，没听到母亲起床的声音。喊了两声娘，没人应声。他从床上爬起来，到院子里又喊了两声，仍然没人答应。他以为母亲去菜园摘菜了，也没在意。

及至肚子饿得咕咕乱响，仍然不见母亲回来，他才慌了神，用手机里存好的号码给离家最近的三姐打了电话。三姐一听不见了母亲，急急赶了过来。

推开南厢房的门，三姐一声尖叫，旋即，哭出了声。

母亲去世了。姐姐们告诉他，母亲死于心肌梗塞。

母亲走后不久，老天忽然就对他开了眼。医院为他找到了角膜的供体，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两个月后，他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秋天，母亲的周年祭，他和几个姐姐一起给母亲上了坟。

从坟地里回来，他没有回家，而是沿着母亲修砌的盲道，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

盲道修在乡村公路的一边，在两排杨树的中间，母亲培了土，水泥块两边还砌了砖头。

他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蹲下身，抚着那些粗糙的水泥块儿，就像抚着母亲干枯的双手。

及至有人喊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走出了很远。

喊他的是个中年男人，说，兄弟，你好像对这盲道挺感兴趣啊！

他苦笑了一下，算做回答。

“别看这盲道不像城里的盲道那么正规，它可是上过报纸的呢！”男人的语气明显带着骄傲。

“上过报纸？”他愣住了，姐姐们怎么从来没和自己说起过呢？！

“你不知道吧？这盲道是一个老太太给她儿子修的。”男人像是对他，又像是自言自语：“老太太的儿子得了病，眼瞎了，老太太住院的时候听说只要有人捐了角膜，儿子就能重见光明，于是老太太便央求医生摘了自己的角膜给儿子，医生不肯，谁料，老太太回家后竟上了吊！”

他的心一阵抽搐，脸上的肌肉一条条爆起，僵硬无比。

男人并没有发觉他的异样，依旧自顾说着：“可怜的老太太，她以为只要自己死了，自己的角膜就能给儿子了，可是，她不知道，死人的角膜超过12小时就不能用了……” （刘谊人摘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