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华

几年前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其实很多年了，我们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为什么写下了《兄弟》？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文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好比是欧洲的中世纪和欧洲的现在。一个欧洲人活四百多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应该是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现在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多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繁华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两个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经验，所以很快就被警察捉拿归案。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告诉警察：

“他们太穷了。”

（于秀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