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　之

秦始皇修建了长城，我们不能忘记，不过在秦始皇之前，战国时期，各国已经修建有一定规模的长城。与此类似，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我们同样也不该忘记，但在隋炀帝以前很多年，大运河也已经局部形成了。大运河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末期的吴王夫差，是他沟通了从苏州到淮安这一段大运河最早的河段。

秦始皇与隋炀帝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他们都留下了很多骂名，但也留下了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成绩。秦始皇有郡县制度，隋炀帝有科举制度；秦始皇有长城，隋炀帝有大运河。如果说长城是为了阻断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那么，大运河的作用之一便是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方向，促进加强了南北之间的交流；如果说长城是企图在一种隔绝的状态中形成稳固的集权，那么，大运河就是在流动和开放中，让中国的统一更加牢固。

隋炀帝贯通大运河后，第一个收益的就是唐朝，唐朝的强大和繁荣，与大运河的贯通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大运河贯通之后，中国的历史格局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其中表现之一是，唐朝之后，长安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中国的政治中心先是移到洛阳，后来转移到了北京。这种政治中心地理位置的转变背后，有一个明显的重要考虑依据，就是北方民族。

唐朝以前，北方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主要来自正北方向和西北方向。唐朝以后，北方民族的威胁更多来自东北方向，造成这种方向性转移的原因，就是大运河。也正是因为这种转移，使得唐朝以后的中国，长期割据的局面很少出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统一得以最大范围地实现。对于中国的统一、融合，大运河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长江、黄河。

大运河贯通后，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南北货物的运输，南北之间的商业和贸易比过去更加方便快捷。因此，大运河的北方终点，随即变成北方最重要的财富来源之一，也成为南北交流最方便的中心。再加上人才、文化交流的便捷，当隋炀帝把大运河的北方终点定在如今北京南部的河北涿州时，原先并不很重要的蓟燕、渔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和中心。北方民族向往南方的富饶物产，不再沿着沙漠和草原的边缘，撒网式地袭扰，而是有了一个固定的方向和目标：北京。大运河既提供了财富的沟通，也吸引了权力的集中。保卫和争夺，和平与繁荣成为北京城的一个历史主题。

唐宋时期，洛阳是大运河南北交通的中间点，开封和洛阳地区也因此成为经济活跃的繁华地区，同时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这个阶段也成为中国政治中心从长安东移，渐渐到达北京的一个过渡时期。也就在这个时期，大运河的北方终点站，开始崛起了一个个北方民族建立的强大王朝。与原先西北地区的北方国家不同的是，在大运河终点建立的北方国家，无一不是受汉文化高度影响的国家，这与大运河的畅通有着必然的关系。

辽、金成为北方强国，虽然也战火不断，但是交流也没有中断。大运河带来的文化、财富、人才的交流，像一条动脉，沟通了南方和北方。同时，中国的北部边疆安全，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渐渐超过了西北地区，最后变成融为一体。一千多年来，经由大运河带来的交流和融合，原先位于燕赵一线的东北边疆往北推展了几千公里，也使得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原文化的同一性，超过了其他地区。

洛阳、开封的繁荣在元朝之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原因是元朝改变了隋炀帝大运河的走向。隋炀帝的大运河绕道洛阳，呈现一个巨大的夹角。到元代被截弯取直，缩短了９００多公里的路程，洛阳、开封从此远离大运河，北京（元大都）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洛阳、开封。北京由于处于大运河的终点，真正成为南北交流最方便的中心，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规律：谁占据北京，谁就拥有中国。如此说来，朱棣比朱元璋还是要高明，他做出了明朝迁都的决定。如果没有这个决定，明朝的寿数不知会如何改变。

大运河历史地位和作用，伴随着海洋时代的深入而结束。但是，大运河的内陆水运与中国古代的海洋航行并不抵触。元代形成了大运河今天的轨迹，元代也同样是中国古代海洋航行的一个重要时期，为明朝的海洋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朝的建立是一次沿着大运河而上的成功北伐，大运河对明朝迁都北京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明朝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海军。有些人说蒙古人因为不了解海洋，因而远征日本没有成功。这只是现象之一。郑和下西洋的基础，很多都是元朝留下的，以至于清朝北洋舰队的基地刘公岛，其作为海军基地历史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元朝。

北京既处于大运河的终点，又靠近北方民族的活动区域，距离海洋也并不很远，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自大运河贯通之后便首屈一指。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后来的北京。没有大运河，北京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城市。但这只是大运河的价值之一。大运河的实际效果体现了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