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年轻时的岑毓英就以自己所学报效祖国。22岁开始，岑毓英就走上了保家卫国的道路，并开创了自己辉煌的人生。历史选择了岑毓英，他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挽救云南省于危亡之中。他除掉的只是少数的暴乱者，却拯救了广大的劳动人民。重整台湾防务，抚恤民情，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法战争中，他率部在临洮赢得了重大胜利，给法国侵略者沉重的打击。这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并为镇南关大捷奠定了基础。他依图劫界，为维护我国边疆完整和祖国的尊严做出了贡献。在西南民族地区，他兴建学校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关键词：岑毓英；匡国能巨；中法战争；整肃吏治；兴教办学

作者：施铁靖，河池学院历史系教授。广西河池，546300

中图分类号：1247.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098-010

岑毓英(1829～1889年)，清季名臣，字彦卿，号匡国，广西西林县那劳村人，壮族。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极左思潮扫荡中国学术界并肆虐时期，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一直没有得到人们公允的评价。当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绝对地以“起义”划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岑毓英斥之为“靠镇压云贵各族人民反清起义起家的刽子手”。这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纵观岑毓英一生的活动，他是匡国之能臣还是血腥的刽子手?这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列宁曾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为此，笔者不怕浅陋，试以一家之言，就教于史学界各位方家，企望岑毓英这位广西杰出的历史人物获得应有的、公正的评价，借以达到拨乱反正的教育目的。

一

道光九年(1829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岑毓英出生于广西布政司泗城府西林县那劳寨一个先世为土官的岑氏家族。其父岑苍松为县文学生，诰赠荣禄大夫。岑毓英为其长子，毓英之下还有三弟三妹，岑苍松共四子三女。据载，岑毓英出生之时“有大星流于屋上，光芒瀹曜，邻里惊异，维岳降神”。这也许是他成名后附会之说，但岑毓英从小天资聪颖，立志好学，却是不争的事实。

岑毓英年仅4岁开始识字，“甫受学于庭，日识数十字”。5岁时从家塾周大漠受学，说他“五岁授书，即能举字义诘塾师，因事问难，妙契理解”。6岁时改从韦文新受学，凡6年。11岁时又从许汉阶受学，学业精进。14岁时负笈徒步至云南省广南郡城从举人周虹舫受学，周虹舫乃广南名士。15岁还家肄业。16岁时复至广南另一名士贡生殷仲春处求学。17岁他从广南返回西林参加县试，获应试第一；同年赴泗城府应府试，获第一名；尔后赴奉议州应院试，又获第一名。一年三试，均获第一，可见其学业之优秀。岑毓英少年时代有如此优秀的学习成绩，除自身聪颖好学的本性之外，学习态度也是异常刻苦，他在广南游学期间，“齑粥其食，缯布其衣”，“闻人有书，婉转假贷，穷日夜诵读，或怀饼就抄。僦居环堵之室，冬不炉，夏不煽，风雨篝灯，率至丙夜。资用屡不给，同学劝应连城书院课试，辄前列，获奖膏火，藉供薪米。刻苦淬励，抗希古人。旧其学习精神可见一斑。

除自身聪颖好学、异常刻苦之外，岑毓英的成长，还有家学渊源的因素。他5岁的时候，喜欢跟钟爱他的祖父在一起，实际上是祖父对他的学前教育。有一天他跟祖父到河边去看渔夫打鱼，时值河水上涨，祖父问他：“渔者，水大得无病鱼乎?”小小年纪的岑毓英稍微思考一下回答祖父说：“以孙思之，当不其然。鱼病无水，不病大水，犹人病无风，不病风猛也。”孙儿如此敏捷独到的思维，令祖父“大奇其言”，认定毓英将来必定是国家栋梁之材。其父岑苍松“以文学起家，补博士……每秋试赴桂林，必购书数簏归……晚乃教授于家，课毓英兄弟。”可见岑氏家族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一般来说，在封建社会的官宦世家所传授的教育都是“三纲五常”、“经世致用”的儒家正统思想。在他们看来，儒家思想与佛学、道学以及杂学不同，讲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清代思想家唐甄就说过：“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对于有志气的青少年来说，就应该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唐甄主张言行一致：“古之圣人，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学即其政，政即其学。”@换言之，儒学如果脱离了政，就不成其为学；不以治国安民为目的，修身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所以，学以致用，报效国家的志向早在岑毓英的青少年时代在父亲和祖父的教育下就深深地扎下了根。他的勤学苦读，艰辛历练也就为将来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岑毓英一生的活动都有力地证明了笔者这一观点。

岑毓英在其父亲的支持下，第三次到云南广南游学，这次出行他正当19岁。和前两次不同的是。他是带着弟弟岑毓祥同去投奔广南名士殷仲春受学的。16岁时岑毓英在广南从殷仲春受学一年，17岁回广西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连中三元，可见作为贡生的殷仲春的学问和道德文章对岑毓英的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第二次到广南殷仲春处求学时连弟弟也带去同学，生怕错过良师。这次一去就两年多。21岁时，因父亲病重，岑毓英兄弟无法继续学业，至情至孝的岑毓英只好同弟弟岑毓祥回家侍奉病父。不幸的是，岑苍松早已病入膏肓，医治无效，同年(1849年)逝世。

按照传统礼制，父逝，岑毓英应守孝三年。但国家形势风云突变，道光三十年(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组织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金田村搞暴动，史称“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顿时八桂大地风起云涌，各地农民纷纷暴动，此起彼伏，遥相呼应，烽烟遍及全省!西林县当然也不是一片净土。早在1846年，西林一带发生民乱，岑毓英之父岑苍松就“奉邑宰檄联保甲，扼险要为预备，寇不敢侵略，乡里获安。”足见岑氏家族在西林县的影响称得上德高望重，群星拱月。再加上岑毓英自小在父亲、祖父的教导下，有习武的爱好：“读书之暇，偶习弧矢剑槊，导引血气，久之并娴其技。”因此，岑毓英文武双全的少年英名早已传遍乡里。值此国家蒙难，家乡动乱之际，岑苍松已逝，人们自然把能保一方平安的希望寄托在岑苍松那文武双全的年轻长子岑毓英身上。所以当1851年“金田起义”的风暴波及西林县时，年仅22岁的岑毓英就被任命为“西乡团总”。当时的西乡，包括今西林县的那劳、西平、那佐、弄江、普合几个乡。西乡的稳定如何，将对整个西林县产生重大影响。年轻的岑毓英一上任，就召集西乡壮丁，加紧训练，组织团练，而且捐献家资，筹粮治器，很快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团练武装，确保了西乡的平安。后来岑毓英因与他人械斗，被迫远走云南。但22岁的岑毓英从此走上了一条保家卫国，开创自己辉煌人生的道路。他自号“匡国”，正是这种匡国意志的充分表现。

二

考察岑毓英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云南省。如果根据《国史列传》说岑毓英“六年(注：咸丰六年即1856年)带勇入云南，投效迤西军助剿”起算，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

清政府命令岑毓英“兼署云贵总督，拜疏恳辞，上不允”为止，岑毓英在云南从军从政整整18年。他在云南这18年中的所作所为，正如清季名臣、光绪帝师翁同觫所指出的那样：“咸丰六年，云南回日乱，公杖策入滇，隶迤西总兵福升军，军有声。初，公以乡团击贼，叙官县丞，至是从攻宜良，用知县，即署县事；从克路南，署州事；督攻澄江，叙同知直隶州，署府事。至十一年，以抚马如龙，命代理布政使，寻加按察使衔，赏花翎，用道员。同治四年，加布政使衔，给勉勇巴图鲁，受迤南道，改署布政使，寻除。六年，以剿平猪拱箐，赏头品顶戴。七年，授巡抚。十二年正月，以攻克大理，赏黄马褂，骑都尉世职。寻以肃清功，加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兼署总督。……公始仕即事军旅，握刀抹首，侪卒伍中，而洞识兵机，奇侠皆乐为用，于是提籍疆圉，剜凶戮暴，赫成平滇之功。……自公治军，历十八年，大小数百战，终始不贷洋款，不借川、楚兵力，攻牢保危，卒举边方已溃之地还之朝廷。最公位烈，声雄一时，孰与高下?”一个起身于团练乡总、挂名县丞的年轻人。18年间做到云贵总督封疆大吏的高位，年仅45岁。其问的酸甜苦辣、艰苦卓绝、舔血衣睡刀背的日子可想而知；一个人要救国家于倒悬光靠机遇、才智和勇敢还不够，还要深孚众望一片归心才行。这就需要岑毓英时时牢记“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训，堪称表率，这才是最难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实践证明，岑毓英做到了。

说到这里，本文遇到一个重大的历史认识问题，即如何正确地评价岑毓英在云南的军事政治活动?上个世纪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学者认为岑毓英“靠镇压人民起义发迹”。换一句话就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那么岑毓英到底是“人民的刽子手”还是“匡国之能臣”?笔者认为，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遵循本文前述列宁的教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客观公正地去分析评判，才能获得正确的结论。

当年轻的岑毓英从广西西林走到云南谋求人生出路的时候，他实际上走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大环境中，是历史选择了岑毓英!当岑毓英还是一个12岁的小少年时，也就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多，以中国战败告终，被迫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当时岑毓英才是一个13岁的读书少年。《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战争赔款、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协定关税、在通商口岸自由贸易。1843年10月8日中国政府又被迫和英国签订了《虎门条约》，英国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可以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及房屋。中国的大门被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接踵而来的是美国、法国和沙俄，他们都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索取特权，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3日，在美国侵略者的恫吓之下，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除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的全部权利之外，还获得了扩大领事裁判权、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美国军舰可以“巡查贸易”、可以在口岸建教堂、医院等。1844年10月24日法国也和中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取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沙俄对中国则更具有领土野心，从1843年起一直到1851年8月6日，沙俄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时，不仅取得了英美法三国在中国的全部权利，而且用武装侵占了我国的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地区；1846年，还用武装强占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库克乌苏地区的大片土地!可以这么说，当22岁的岑毓英在西林当“乡总”保卫自己家乡的时候，中国东西南北的门户都被西方列强彻底地打开了。中国从此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民族灾难，象闪电雷鸣般地轰击着中国大地。

咸丰六年(1856年)，也就是岑毓英远走云南这一年，英国制造事端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是英国的同谋者。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抓走两广总督叶名琛。1858年4月，英法联军的舰队沿海北上，直逼京卫，炮轰大沽口，并扬言占领北京。清政府为集中力量镇压“太平天国”，只好妥协求和，被迫和沙俄、美国、英国、法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除了战争赔款之外，《天津条约》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我们毫不讳言，中国政府在道光年间已日益腐败，国内的封建压迫使得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851年以后，以太平军为首捻军为辅的“全民动乱”，烽火连天。笔者曾仔细地查过这段历史记载，除西藏以外，全国没有一个省是平静的，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连绵不断。而太平军、捻军的流动作战，耗尽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全部精锐。国内早已乱成一锅粥，而国外列强数不清的铁制大炮又都指向中国，要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空前的民族危机。当亡国亡种的民族矛盾和国内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认识谁是主要矛盾?谁是次要矛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弄清楚了，我们才能客观地公正地评判岑毓英一生的所作所为，才不会发生把鸡当作鸭子赶下池塘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曾在其伟大的经典著作《矛盾论》里深刻地指出：“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有鉴如此，笔者认为，1856年云南以杜文秀为首的回民大起义，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有其合理的因素，值得同情；但从历史的实际效果看，它毕竟造成了云南长达18年全省大动乱!牺牲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杜文秀虽然也在大理建立了回民政权，但他们绝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代表不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他们不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日而语。在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欲瓜分中国的历史存亡关头，杜文秀的割据政治势力，客观上只能是帮了帝国主义亡我中华之忙。如果允许杜文秀回民政权继续存，在，它只能是和当今的“藏独”和“东突”性质一样，起到分裂祖国的恶劣作用。那么岑毓英入滇以后，“自宜良令起家，皆任军事，入则决谋定策，出则披坚执锐，大小数百战，历时十八年，保省垣而反侧靖，克曲靖而粮运通，扫镇雄、猪拱箐而川、黔之道无梗，锄澄江、临安距匪而东南之贼援以绝。根本既固，内患不生。督师西征，剿抚并用，元恶授首，全滇肃清。”终于完成“卒举边方已溃之地还之朝廷”的军旅勋业，符合当时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这是应该肯定的。平定云南之后，岑毓

英以实授云南巡抚的资格，在全省范围内“复兵制，清田亩，罢捐输，厚学校，减商厘，革马夫。”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社会生产，为今后督师出境抗击法国侵略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笔者以为，面对国家将倾，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是正确的。岑毓英能肩负历史重任，挽滇省于倒悬，保住西南一片净土，稳定民心，发展生产，以作抗击外侮之资，是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他绝对是匡国之能臣，而非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他除掉的只是少数祸首，拯救的却是广大劳动人民。

三

作为督抚一级的封疆大吏，岑毓英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这既是他职务责任所在，又是他一生公忠为国的事业追求。清代武昌人张裕钊评价岑毓英“故自军兴以来，论边地人才，九牧同声，推公为冠。”是非常中肯的。

光绪七年(1881年)岑毓英由贵州巡抚(加兵部尚书衔)调任福建巡抚并督办台湾海防。笔者以为清政府对他的使用，是有深意的，即将岑毓英当作国防要员来福建放任。这从朝廷下达给他的圣旨内容就可以看出来：“调补福建巡抚，即赴新任办理台湾防务等因，钦此。”自有宋以降，福建即为理学名邦，海疆重任。清政府历来重视。仅福建一省之地就设有福州将军、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船政大臣、会办海疆大臣、福建绿营提督、福建水师提督等文武封疆大吏；清政府1866年在福州设立的船政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专门修理和制造船舰，为中国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提供舰船。所以，岑毓英的调用，是清政府对他的重用。福建已有如此众多的文武封疆大吏，而且政界森严，各有系统，拥有兵部尚书衔的福建巡抚岑毓英，他任内的工作重点就是台湾防务。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和日本都已觊觎台湾，妄图利用一切机会在台湾取得立足之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舰就曾窜至台湾，被中国军民击退。1853年美国海军统领皮雷率领舰队到日本、琉球、台湾活动后，曾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应努力在远东建立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第一步是把小笠原群岛、琉球群岛和台湾据为己有，明目张胆地将台湾列为美国扩张远东基地的一部分。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美国驻华专使伯驾急忙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一项由美、英、法三国分别占领台湾、舟山群岛和朝鲜的分赃计划，并且认为“台湾对于美国是最合乎愿望的和最有价值的岛屿”。1867年美国借“罗佛”号水手事件，公然派海军上将贝尔率领军舰两艘武装侵略台湾，遭台湾军民痛击而失败。1871年曾有琉球渔船漂流至台湾，与台湾居民发生冲突。日本借此寻衅，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侵扰台湾，受到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由于日军在台处处受到袭击，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压，谋取外交解决。在英、美、法三国公使软硬兼施的“调停”之下，中国与日本订立了《台事专约》。日本不仅得到50万两白银的赔款，而且还把这次侵台行动称为“保民义举”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而体面下台。但日本亡我之心不死，1879年它占领琉球群岛以后，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台湾，各西方列强也千方百计欲将台湾据为已有。

清政府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调用岑毓英主办台湾防务。实际上岑毓英在福建巡抚任上仅呆了一年，去过台湾两次。后因法国殖民者大规模的武装侵略越南，矛头也指向中国，西南边疆吃紧，清政府又于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把岑毓英调任云贵总督，办理云南边防事务。那么岑毓英在福建任内做了什么呢?《国史列传》记得很简单：“七年，调福建巡抚，督办台湾防务，两次渡台，开山抚番，浚大甲溪，筑台北城，赡孤寡，恤寒唆，清查闲款，为宾兴费。”但笔者通读了岑毓英在福建任内向清政府奏报的《抵闽接印谢恩折》、《会商台湾防务大概情形折》、《台湾绿营升调等事咨商总督办理折》《光泽等县猝遭水患委员查办大概情形折》、《渡海行抵台湾府城日期折》、《台湾等处飓风大雨折》、《行抵基隆日间内渡折》、《渡台查明情形会筹防务折》、《兴修大甲溪河堤折》、《请将琛航永保轮船二号轮流渡台折》、《赈济澎湖饥民折》、《台澎各营裁兵余米变价留作台防经费折》、《再行渡台折》、《到台筹办开山抚番等事折》、《裁汰冗员折》、《赈济嘉彰两属灾民折》、《宜兰县节妇林庄氏等请旌折》、《沈徐氏节烈请旌折》、《嘉义县土匪庄竽等滋事情形折》、《蔡标带黔军回伍折》、《攻克嘉义土匪庄竽等剿购匪首折》、《谢给予加级恩折》、《黔军起程回黔折》等23件政务文牍档案，国深深地为岑毓英披肝沥胆，勤政为国的精神所感动!可以说，他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为台湾的军事防务、军队整顿、民心安抚、灾民赈济、社会治安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于国于民有益的工作，难能可贵!

例如岑毓英的《渡台查明情形会等防务折》，将台湾的物产民情、地理山川形势、气候烟瘴条件、现有防务状况、将领素质、军营布置、士兵组成、团结民心、外敌攻防等等方面都分析到位，了如指掌，并因地制宜地采取对应措施，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又如《兴修大甲溪河堤折》，他对大甲溪水患的分析，提出并采取整治大甲溪的方案措施，化害为利，简直就是一个水文地质学家和水利建设专家。再如他的《赈济澎湖饥民折》、《赈济嘉彰两属灾民折》、《宜兰县节妇庄氏等请旌折》、《沈徐氏节烈请旌折》以及《裁汰冗员折》，则表现了岑毓英卓越的政治才能。这些作为对稳定台湾民心、军心起到春风化雨的积极作用。遗憾的是，岑毓英在福建任职的时间太短了，其卓越的才干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如此，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应该肯定的。

岑毓英调任云贵总督，回到他熟悉的滇黔大地，并全权负责云南边防事务时，已经53岁了。但他壮心不已。勇于任事，在他人生旅途中画上了最为精彩闪亮的一笔。

光绪八年(1882年)8月21日，岑毓英驰抵昆明，还来不及安顿，立即与前任总督刘长佑“瑞连日加商榷，并查接管卷内，知沿边事宜，节节布置。”从思想上做好抵御侵略者的准备。从他回到云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9月13日给清廷的奏折中就可以看出岑毓英是何等地关注着西南防务：“伏念臣毓英自在闽奉命之后，滇边防务，刻不忘怀，路经两粤，即与兼署两广督臣裕宽、广西抚臣倪文蔚先后密商，并得阅法廷公议于边务，敌情颇得详晰。……伏查滇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处处与越接壤，其间民人有汉、回、夷三种，各分党类，尤易生衅，当此外患未息，若彼族潜与勾结，危害不小。臣等以为攘外必先安内，拟择其绅耆酋长，分类编查，严加约束。此种夷人，皆臣毓英昔年结以威信，兹复笼络为用，无事则耕凿相安，有警则各自为守，庶无内顾之虞，得以专筹御侮，于防务实有裨益。”同时也可以看出岑毓英是何等的精明能干，对敌情、民情洞若观火，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举措得当，有古名将之风。

在对待黑旗军刘永福的态度上，岑毓英也与其他清朝大员不同。当时刘永福受越南政府之请，率黑旗军协助抗法，有力地阻击了法军的进犯。法军曾多次施加压力，要清廷驱逐刘永福，而岑毓英却支持刘永福。除暗中支助黑旗军粮饷军械以外，还希望清廷也同意他的做法。他给清廷的密奏是这样

写的：“越官刘永福踞山西、兴化、宣光已十余年，该处官民知有刘永福，不知有越南王。又，往年曾歼法人上将，彼族悬重赏购之甚急。刘永福既恐释兵为法人所擒，又虑攻击法人而滇、粤官军蹑其后，故欲悉力拒守兴化等省，为中国出力，以图自全。……现在通盘筹划，我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永福兵力甚精，地利甚熟，主客之形便，劳逸之势殊，法人不敢登岸与之力角。永福不为所并，越南势可苟延。”在清朝廷的同意下，岑毓英暗中保持和刘永福的联系，随时掌握越南形势的变化。

光绪九年(1883年)8月，在法军的压力下，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同年年底，法军突然袭击在越南的中国军队，清朝廷被迫下令清军和黑旗军一起抵抗，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大举向中国进攻，陷谅山。光绪十年(1884年)春，岑毓英奏请出关参战。驻军兴化。因毓英威望素著，清廷命他督师“诏节制关外粤、楚各军，统归调度。”同年7月，岑毓英奉旨与法军决战，“遂亲督大军鼓行而前”，连续攻下了越南北部的馆司、镇安、清波、夏和诸县。岑毓英驻节馆司关，筹划进一步驱逐法军光复河内诸省，同时派偏师攻占宣光省。滇军用地雷轰破城垣，“斩擒法人、教匪无数，传首滇中。”法军拼死抵抗，与中国军队在淫雨泥淖中苦战三十六昼夜。“法兵大股由谅山来援宣光，毓英饬覃修纲迎剿，以道员岑毓宝居中策应，敌至，枪发如雨，加以巨炮，迄不能人营地。历二十余日，大败法人于临洮府，阵斩法酋数十人，白帽红衣洋匪二千余人，教匪七八千人，乘胜攻破梅枝关、不拔县、广威、永祥二府，进捣山西、河内等省。越南之兴安、宁平、南定、兴化、太原各省义民，闻风响应，共举义旗，来迎滇军。”

这是岑毓英出关督师对法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临洮之战重创了法军的士气，消灭了法军的有生力量，阻止了法国侵略者入侵云南边境的势头，也为冯子才的镇南关大捷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是岑毓英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仗，同时也是他爱国主义精神最闪亮的体现。光绪十一年(1885年)3月，正当岑毓英率军准备渡红河大举南伐之时，在以李鸿章为首的求和派主导下，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签订了停战条约。岑毓英“直捣黄龙”的宏愿终于落空。真是“壮志未酬空悲切”!同年5月，岑毓英奉命会同内阁学士周德润办理滇越勘界。光绪十二年(1886年)9月，法国特使狄隆来到中国云南边界，“毓英感受瘴疾，扶病偕周德润出关勘界，严兵以备不虞。法使不敢要挟，按图画界。”完成了滇越边界的划界工作。为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尊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

岑毓英位至督抚大员，不是科举进士出身，朝中也无亲贵扶持，实质是起自布衣。在国家多难之际，靠他自己“秉性公忠”，“才识沈毅”，“勇略过人”的智慧和才干，一级一级地升至高位。因此他熟悉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忧国忧民。无论是主政滇省、黔省抑或闽台，均表现爱民如子的情怀，这在腐败的清王朝的地方大员中是不多见的。

清人谭钧培说得好：“毓英起自田间，又隶学籍，深悉士民之疾苦，所至以课士爱民为先务：于黔则还民碉田，安辑流亡，创造乌江铁桥，增置书院膏火；于闽则浚大甲之溪，筑台北之城，筹宾兴费，开恤嫠局；于滇则清田缓征，请加学广额，革除夫马，裁减厘金，开办矿厂，修辑志乘，置公产以资会试，立敬节堂以维风化。举凡兴利革弊，不遗余力。廉俸所入，悉以为建宗祠、修祖墓暨设本族文武义塾与本籍书院膏火、考棚经费之用。生平于其乡正景行，故大学士宏谋侨居桂林，躬谒宏谋祠墓；见其子侄贫窘，势难久存，乃捐四百金买田畀其奉祠之裔以供祭享；又于督署设武学堂，以课阵亡将弁之子弟。其他在官在籍，每有义举，捐廉为倡，不可殚述。故殁而家无余财，臣率司道临其丧次，仅领存廉俸数百金，衣物、书籍数簏而已，佥叹贵而能贫，尤为恒情所难及。滇、黔官绅士庶闻其出缺。无不同声太息。至有泣者。其功德所至，爱载所孚，洵不可泯也。”仅仅325个字，就把岑毓英一生为学为官为宦的景行政绩，奉公廉洁，同袍部属敬仰；士民百姓爱戴之情，精粹准确地描绘出来而无一点遗漏。笔者十分敬佩作者驾驭文字的高超能力。一个深具儒家理念的封建官员岑毓英能有如此公忠廉洁，勤政爱民的精神，难道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吗?

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1742～1528年)极力主张为官为宦者在政治上做到明德亲民，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王阳明说：“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在王阳明看来，明德为体，亲民为用，修体而致用，体用兼备。明德在于亲民，亲民是为了明德，整个天下都明明德，就能实现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的理想境界。岑毓英戎马一生，随着职务的升迁，任务的繁重，他没有时间和空间进行政治思想上的学术探讨，留下的文字，洋洋几百万言都是朝廷奏折、军机事务和地方庶务的公文。但仔细研究这些文字，结合他在治理地方所采用的政策和措施，颇有王阳明之风。笔者试论述一二，以作引玉之砖。

同治十年(1871年)5月，身为云南巡抚的岑毓英，在平定滇东、滇南以及楚雄一带以后，统筹全局，准备调集力量扫荡滇西以大理为中心的杜文秀势力，岂料“本年四月以前，滇省各属州县雨炀时若，所种田禾俱好，满冀秋后丰收，军食有赖，讵料五月下旬连日大雨，昼夜不息，河水骤发，冲坏河堤，附省四面田地概被湮没，水势汹涌，直灌入城，冲倒东门月城及城厢内外村寨民房数千所。呼号之声，耳不忍闻。臣等连日冒雨登城，督饬营员带领船户水手分处援救，虽全活多命，而压毙漂泊者亦不少。其外属被灾地方，……则有东川、晋宁、嵩明，富民、河西、嶝峨等府州县，均被灾较重；尚有未据报之处，正在饬查办理。”面对昆明地区突发的特大洪水灾害，岑毓英亲自指挥军队救援受灾百姓，而且是“连日冒雨登城，督饬营员带领船户水手分处援救”；在“经费万分支绌”的情况下，“分设粥厂赈济灾黎。”可见岑毓英爱护治下子民的亲民情怀。此其为官“明德亲民”之一例。

同治十二年(1873年)6月，岑毓英在朝廷的奏折中请求：“白军兴以来，各属久遭兵燹、饥馑、瘟疫，百姓死亡过半，田地多有荒芜，各州县征册亦多遗失，所有积欠钱粮，实系无从著追。现查各属百姓户口被害稍轻者，十存七八或十存五六不等，其被害较重者十存二三，约计通省百姓户口不过当年十分之五。臣拟请将同治十一年以前民欠钱粮，吁恳天恩概行豁免。”另外，自滇省动乱以来，政府饷绌兵单，添调各属乡勇，而这些应征的乡勇伙食津贴，均由各地绅民自行筹措捐献，按月发给这些应征乡勇，称之为“民兵”。各营兵勇，除发饷银外，每人月给米三斗，因钱粮不能照额征收，仿照川省津贴，黔省义谷，按成熟田亩约十分抽其一二，谓之“厘谷”。岑毓英建议：“兹幸军务肃清，亟宜与民休息，臣拟将乡勇厘谷自本年以后永远截止，以纾民力。”清廷依奏照准，减轻了人民沉重的负担。此其为官明德亲民之例二。

滇省长达二十年的动乱终于平息了，百废待兴，善后工作千头万绪。但岑毓英的工作思路非常明确，“亲民”政策是他工作的主线：“臣等查善后之要，首在遣散兵勇，招抚流亡，整顿绿营，清查吏治；其次则修筑城垣，官以复旧规，重建书院、考棚以兴学院，筹籽种以开荒芜，设赈济以救穷黎。”再者，滇省乃铜矿之乡，铜矿的开采，历来是滇省的经济命脉，关乎全省的国计民生。自动乱以来，“铜务停办十余年，炉户逃亡，砂丁星散，各厂螬铜矿路或被荒土填塞，或被积水淹没，废弛已久，开办甚难。……若拨饷办铜，不惟可复钱法铜政，而滇省各属散勇游民籍此谋生，亦善后之要务。”所以岑毓英抚滇以来，积极地清田亩、缓征收、办铜矿，努力恢复滇省的社会生产，都是他“亲民”政策的具体表现。此其为官明德亲民之例三。

办学兴教，是王阳明治理地方的政治主张，也是他治理地方的具体措施。王阳明说：“各官仍要不时劝励敦勉，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笔者认为：岑毓英办学兴教是因为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之艰难而深有体会，因此，他对办学兴教是不遗余力的。他在滇抚任内，向朝廷请求：“以兵燹之后教养宜先，清查田亩暂缓征收，筹书院膏火，添会试卷资。以滇民捐输千万金，奏请加广文武乡试永远中额暨各府县学额。”积极修复滇省各级书院，增加各级书院的经费，选拔品学兼优而又深孚众望的士人担任院长、主讲、教职。“数年来举行童试、乡试暨补行历届乡试，皆取中如额。……士子感激奋兴，来省肄业者更多。”@岑毓英还将滇军战死将弁的子弟收集到他的府衙里办武学堂，实施正规教育，培养滇军初级军官的后备人选。

他调任黔省巡抚后，依然极重视学校教育，也是他在黔省任内工作重点之一。他认为：“窃维地方之治乱，系于官师之贤否。有教化则有风俗，有风俗则有人才。贵州地本瘠贫又当大乱之后，书籍散佚，物力凋残，其间嗜古笃行之儒，犹能抱守遗经，讲明大义，著述所布，学者知归。良田僻在边隅，士习质朴，但使修明学校，先立根基，风气广开，成就更众：人人有诗书之味，人人有忠爱之心。今日治黔之事，莫要如此。”因此他到任以后，考察得知黔省各属文庙、书院类多数被毁坏。经他多方筹措，首先修复省城的贵山、正本、学古三大书院。书院的经费，拟由川省代征盐经费项下开支。他还与有关部门会商决定：“亦由盐经费项下提发安顺府书院银四千两，思南府书院银一千两，平远州书院银二千两，龙泉县书院银一千两。并准署四川督臣丁宝桢咨，解捐廉发交思南府书院二千两，建昌道唐炯捐廉发交松桃厅书院银一千两。又，督臣刘长佑，暨臣与藩司林肇元、署臬司张煦、贵西道曾纪凤、记名提督蔡标、卸署威宁镇忠兵任仕斌、卸署大定府知府程荣寿，共捐廉银一千八百两，发交威宁州书院。又由臣捐廉银一千两，贵西道曾纪风、候补知府杨熙瑞、署毕节县知县陈昌言等，合捐银一千二百两，共合银二千二百两，发交毕节县书院。”这些记载白纸黑字。岑毓英不但与黔省有关部门积极筹措恢复各级书院的经费，还动员他的上级、同僚、下级以及卸任官员和他一起捐出养廉银来支持书院，而岑毓英本人是捐献最多的一个。

也许岑毓英自己出身在边僻的民族地区，深知少数民族子弟求学之艰难，他在黔省任上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他深刻地指出：“汉民则多居城市，子弟从学较易，文风颇有可观；苗民则散居山谷，不读诗书，罕知礼法，往往陷于刑戮。而欲格其非心，变其恶俗，诚莫如振兴文教。”因此，岑毓英英责成黔省苗疆之地的清江、台拱、古州、八寨、丹江、都江、归化各厅的土官土目，清查充公田产，添设义学。他还规定：“凡有子弟，务使肄业读书。”为推进苗族地区的教育向化，他还参照湖南凤凰、永绥、乾州三厅之例，从制度上予以确立保障：“每厅设一书院，按月课试，俾薰陶渐染化其剽悍之风，共懔尊亲之义。……惟苗民既令读书，必须宽以进取，引其向化之途，可否于通省原设学额外，仰恳天恩照湖南凤凰三厅之案，将黔省苗疆未设学额之清江、台拱、都江、下江、丹江、归化各厅一并赏给学额。”改变了过去有名无实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贵州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客观地说，今天的贵州苗族同胞能有如此眩目的社会进步，饮水思源，岑毓英是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此其为官明德亲民之例四。

作为督抚大吏，敢于为民请命，才是为官明德亲民的本质表现。笔者有幸读到岑毓英这方面的文件，这是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十五日给朝廷的奏折。原文照录如下：

“黔省自咸丰四年军兴，至同治十三年始就肃清，计被贼扰乱者二十年，较之各省军务，黔为最久，而户口之凋零，田地之荒芜，黔为最甚。节年招徕开垦，报者寥寥。推原其故，盖由人丁稀少，米价过廉，粮食不能畅销。即如安顺、大定等府，每仓石米仅值银五钱零，秋粮一石照部章折征银一两零七分，必须卖米二石始敷上纳。故临省民人，不愿来黔开垦，此田地之所以久荒而国赋之所常亏也。臣上年巡阅营伍，经过各属地方，叠居绅民面陈苦况，深堪悯恻。付查黔省被扰情形，业经历任抚臣随时具奏，节次钦奉恩旨，将历年民欠钱粮分别减免，深仁厚泽，浃髓沦肌。只以黔民元气太伤，疮痍未复，犹须加意培养。臣忝膺疆寄，目击艰难，不能不为民请命。合无仰恳天恩，赏准将黔省应征秋粮自光绪七年起，予限十年。如产米之区，准收实米，其不产米及距城遥远之处，概照市价折征，听从民便，以示体恤。俟十年后，百姓修养生息，元气渐复，再照部章征收，以待定例。……谨奏。”

五

封建制度下的地方大员，只要他心存公忠为国，明德亲民，且勇于任事，就能兴利革弊，甚至为民请命。即使罢官去职，功过自在民心，事后百姓还会给他立祠。若一生为官勤政廉洁，死无余财，那他至少是一个清史留名的廉吏。若真正能明德亲民造福一方，其关键在于整肃吏治。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对吏治问题是非常重视的，他曾经说过：“守天下之法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自秦汉以降至明清，中国两千年来建立一整套完备的监察制度，其工作重点就是整肃吏治。例如汉代建立的“六察”制度，历朝沿用，就充分证明了吏治的严重性。所谓六察，即“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否。二察官人贪残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虫灾，不以言实，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五察部内盗贼，不能穷逐，隐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隐不贡者。”朱元璋更是亲制《大诰》专门对付各级贪官污吏。

按照清朝制度，地方监察基本上被纳入行政体系，提刑按察司(俗称臬司)在提刑按察使的主持下，专管本省辖区官吏的纠察弹劾，在督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由督抚向朝廷负责。所以岑毓英无论在抚滇、抚黔、抚闽以及后来总督云贵，他都负有整肃吏治工作的重任。历代吏治，都有一条规律：

当它开朝或强盛的时候，往往政治清明，吏治状况良好；当它由盛而衰的末季，往往政治昏庸、吏治腐败。吏治状况的好与否，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吏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军事工作以及文化工作相比，它的特殊性表现为看不见的人与人的战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封建社会官场上的吏治斗争，是异常尖锐和残酷的。在宗法思想侵淫了两三千年的中国封建官场，吏治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易事!甚至功败垂成，死于非命，这种历史教训是屡见不鲜的。敢于整肃吏治，是公忠为国、明德亲民最本质的体现。

岑毓英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

同治九年(1870年)12月，岑毓英署理云南巡抚并督师澄江府与杜文秀势力大战期间，都司郭应超不听调度，“派令扎营、延不遵办，复查该员有冒支军粮，克扣兵勇赏需情弊，并据该营弁目沈大猷等具禀前来，实属贪鄙玩误。经臣审讯明确，钦遵谕旨，将该弁即于军前正法，以肃军纪而励戎行。”

同治十年(1871年)2月，澄江一带很多回民群众不愿跟随动乱势力，而愿归附政府，岑毓英将他们全部安置在距离澄江城十五里处的下左所村居住，为保证这些回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岑毓英要求总兵马忠严加约束，严禁兵勇滋扰，“以示抚顺剿逆，仰副圣主爱民至意。”但参将邵天贵、都司严胜美、杨永清等人利用澄江城破之机发横财，带领亲信兵勇，于二月初三夜间潜赴该村，烧杀掳掠财物。闻讯，岑毓英立即派副将吴永安、参将柳明泰带兵勇驰往查拿。邵天贵等竟敢拒捕。于是又命都司陆纯纲率部队将该村团团围住，生擒邵天贵、严胜美、杨永清以及该丁勇19名。经岑毓英亲自审讯清楚，立即将邵天贵、严胜美、杨永清等人于军前正法，以肃军纪。说明岑毓英对违法乱纪的将领也决不轻罚。

岑毓英以兵部尚书衔调任贵州巡抚。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6月到任，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同年年底即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裁遣冗员。他认为：“以瘠苦之省，聚千余之员，不但人浮余事，位置无从，抑且各员在省守候，坐困终年，稍不自爱者，因处约既久，一旦得差得缺，难免腹剥于民，是欲整顿吏治，比先遣散冗员，俾仕途清而考察亦易。”于是岑毓英通察黔省府、厅、州、县四级官员和佐吏，凡是不符合规定任职的，即行撤换。经审查以后，有的分省补用，有的遣返回籍。至于实缺候补的官员中，有本宗外姻同官一省者，与曾经游幕经商，置买户产者，及有身家不清者，本系例应迥避斥革，若隐匿不报，一经查明，分别参办。“统计裁遣冗员已将及五成，而合例留省连实缺人员，亦只有五成。以缺而论，虽形拥挤，而较之从前，已去一半。且留省各员中，如有官声平常、贪鄙浮躁，及才具庸劣、文理不通者，容臣再行随时察看甄别，断不敢稍涉姑容。”岑毓英在巡抚贵州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其整肃吏治，裁撤冗员的工作效率之大，成果之显著，是有清一代都少见的。对贵州省的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至于岑毓英在云贵总督任内，查办贪官、整顿吏治，肃政惠民的事例，笔者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及，他日有暇再作专题论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岑毓英是广西壮族最杰出最优秀的历史人物之一。他少年立志，勤学苦读，才资文武，“抗希古人”。继承父志，绥靖乡里，是家乡众望所归的青年才俊。在民怨鼎沸，烽火遍地，外族侵略，国家将倾的历史关头，他毅然地走上了平定动乱，匡扶国家的道路。经过十八年血与火的洗礼，加上历史的眷顾，从一个布衣青年锻炼成长为镇守祖国西南边陲的国家重臣。面对外国凶残而强大的侵略者，他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围宣光、攻临洮，大败法国侵略军，为冯子才“镇南关大捷”奠定基础。奉旨勘界，一丝不苟，维护了民族的尊严。身为督抚，公忠为国，不计私利，无论抚滇、抚闽、抚黔，都能兴利革弊，广布惠政，努力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家乐业；代天巡狩，裁减冗员，整顿吏治，保一方平安。重视文化教育，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为云贵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明德亲民的人格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