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清朝的官帽好像不太搞批发，有点定制的意思，更有点像计划经济。比方说吧，你愿买知县这顶帽子，那你就先报名，说我买知县；你愿买京官，那你就填个报京官的表格；当然，这都得先预交一笔钱，像我们老家买猪崽，猪婆怀孕或没怀孕，先放个定金。猪婆是肯定要怀孕的，好比官职肯定是需要的(人都会自然亡，领导也是人啊；还有，反一次腐败总要倒个把人，位置也能够空出来)；但是呢，猪婆怀了几只猪崽却是个未知数(官员都会自然死亡，而什么时候亡，谁也说不准；官员什么时候被反腐搞倒，谁也说不准)，这就产生了清朝干部使用制度的一个特有现象：补缺。

浙江绍兴的李慈铭先生，也是进士出身，本来呢，毕业应该分配工作的，可是，就业形势特别紧张，有当官的资格，却没当官的位置，奈何?他为了早日当上公务员，听了他妹夫周先生的话，走上了补缺这条路，“乃售出田产，决意捐纳”。(土地是命根，他都舍得了，既可见官的诱惑力有多大，也见他的仕进决心有多大。)他与妹夫同时拿出了一笔款子，他妹夫报知县，他报的是京官，也许那时候对身份证的查验不是特别严格吧，钱去了，人没去，也是可以的，所以李慈铭先生人没去，叫他妹夫把钱带去。这一疏忽，也就出了问题。

因为李慈铭先生多与老婆缠绵了几夜被窝，待他赶上京城，却再无位置。清政府不是不给他顶带，而是暂时没有，这个理由把李慈铭先生给噎住了，作声不得，有什么办法?等吧，死等吧。等待的日子难啊，度日如年，何况李慈铭先生寄居别人家，“李到京，不能到部，乃住昀叔家”。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天天眼巴巴地望着紫禁城发帽子，无疑地，一日二十四小时就好像有二百四十小时长了。等了一年两年，等到了一个春节，家家户户，高高兴兴贴春联，李慈铭先生却是辛酸得紧，于是，他在居处贴了一副：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主事，补缺一千年。“藏书十万卷”，那是真的，李慈铭先生是清朝大儒，“未及冠，文名震越中”。成名也是趁早，二十岁没满，就出了名，“及官京师，益廷接群士，俨文社主盟。”而“补缺一千年”呢?不知是怎么计算的。清朝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赵之谦也曾经捐了江西知县，等了N年，都没等上，等得心躁，雅不起来了，风度不起来了，于是以文人艺家特有的方式发牢骚了，他把过去书房里的匾额取了下来，换了一块新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雀斋。雀是县长的意思，一千七百二十九是当年清朝的县城数。可能是赵书法家一个县一个县地扫视过去，觉得每个县长的身体都健康得很，补缺要到猴年马月呢?

补缺一千年，也是文人爱夸张，真要那么长吗?实际是，如果官员交流与换岗比较快的话，比如，县长去年你来做，今年到我家，那么不需要一千年。成丰同治年间，因为捐纳和军功记名为提督者近八千人，候补总兵者两万人，当时全国共有提督位置十九名，总兵位置可能多一些，如果一年一换的话，只要四百二十年，估计每人都可过个官瘾(若跟云南某地学习，每人当一周局长，那速度更会大大提前)。

苦啊，这日子真难过。但李慈铭与赵之谦，怎么说也是名人，有名人的光辉照耀在那里，情况不会那么悲凉，一是帮忙的人多，二是名人不用，造成的负面影响那可大了去了，政府也不能不优先考虑。所以，没等几年，李慈铭先生补上了户部主事，而且不久也升了上去，当了御史，弄了个省部级。只是那些倾囊买官却又名气不彰者，那日子才真正难熬啊。

这真让人纳闷。这些候补干部与后备领导不摘集体上访，我是不纳闷的，你是干部，你也上访?看我开除你!交了钱，却买不到帽子，我也不纳闷。向领导私人买帽子，那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不交货，那我告你，但清朝的情况不同，这是国家政策，什么事情，只要干部把国家政策一拿出来，谁敢放个屁?我所纳闷的事，清朝政府对这些人怎么如此刻薄呢?解决这些人的工作问题、职务问题，也许确实困难，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是不去想他们的死活，还是思路没打开?办法好多啊，而且很现成：可设一正N副，还设N个助理，不就解决一大批?反正这些非领导职务，是个大框，有多少可以装多少，只要级别升那么一级，薪水加那么一级，他们大都愿意。这样就轻松解决了，普天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