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贾德

我出生在德黑蘭以东90公里、偏僻的加姆萨尔村的一个贫穷家庭。我出生的那年是伊朗遭外国势力入侵(1940年8月)、进入傀儡时代的第16个年头。当时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盲目地支持伊朗融入西方社会,实施了很多无益于本国科学进步的计划,这些计划只有一个目的———将伊朗变为西方的另一个市场。在这项虚幻的政策达到高潮时,农村居民开始拥向城市。在土地改革的执行过程中,农村生活条件却变得比过去还糟。他们为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所诱惑,搬到了城市郊区的贫民窟。

我的家庭也像其他乡村一样受到了影响。在我1岁那年全家移居德黑兰。

我的父亲经常购买报纸。我记得,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大人的帮助下阅读报纸,看到了国王所谓的“议会”通过投降条约的新闻。虽然当时的我还无法理解个中含义,但在伟大领袖霍梅尼领导下,宗教学校举行了抗议活动,遭到国王的无情镇压。那年,这个残忍的国王屠杀了霍梅尼领袖的许多追随者。

最后,霍梅尼的存在让礼萨再也无法忍受。但他知道,如果他们杀了霍梅尼,血腥的起义将变得无法控制。最后,他们决定将霍梅尼流放,从而使这位领袖与他的追随者相分离,并遏制住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霍梅尼因此被流放了14年。在他被流放期间,我渐渐开始了解他的思想和理念。

我进入高中那年恰逢穆罕默德•礼萨庆祝伊朗王国成立2500年。但奢侈的国王和王室计划了一系列的豪华庆典,并将所有花费都摊在了伊朗人民身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的大锤和铁砧已经再也无法应付我们家里的日常开支。因此,我不得不开始去店里帮工———制造大楼冷气系统的零件。挣得的钱一部分贴补家用,一部分留作我的学费。高中毕业那年,我决定继续上大学。我积极备考并在年末参加了入学考试。考试过程中我遭遇“意外状况”———突然流鼻血,但这并没有妨碍我的发挥。最终,我在40多万考生中排名第132位,被位于德黑兰的伊朗科技大学基础工程系录取。那时距离(伊斯兰)革命还有3年。虽然在革命中,我参加了一些反伊朗傀儡君主制的运动,但我依然刻苦学习,并没有放弃学业。

伊斯兰革命使唯利是图的美国和伊朗国王遭到惨败。为了夺回失去的特权,西方国家一方面开始在伊朗资助一些恐怖组织,借以破坏新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另一方面给萨达姆提供一切支持。醉心于权力的萨达姆,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的经济、军事、情报支持下,傲然宣称他将在3天内占领德黑兰。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最终持续了8年多。

在这8年时间里,萨达姆不仅同我们开战,也与他的民众为敌。他用西方国家提供的化学武器轰炸我们的城市,也轰炸伊拉克的一些城镇和村庄。战争期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出于人道主义和伊斯兰教义,从未攻击过伊拉克城市,尽量把战争限制在两国军队之间。令人悲哀的是,即使这样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国家也不能打动那些在世界舞台观看这场战争的大国。

两伊战争开始时,我刚好25岁。我的母亲和妻子就像伊朗所有母亲和妻子一样,耐心教导、培育着下一代,使他们成长为勇敢、顽强而又虔诚的子民。今天,伊朗勇敢强壮的一代年轻人,正是过去岁月中长辈们历尽磨难、辛勤培育的成果。

只要经历过战争的生与死,就会觉得今天的生活就像在天堂。兄弟、忠诚、认真和热爱工作,对行善的渴望和快乐,牺牲和勇敢,所有这些价值观都向我们证实:这个世界不应有敌对和分裂,而应是和谐统一的整体。

(水云间摘自《海外文摘》2009年7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