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奇清

据说,当年蒋介石很看得起胡适。

1932年11月,胡适到武汉去讲学,其时正在汉口督师的身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胡适到汉的第二天即邀请他到自己的官邸吃饭。

胡适以为蒋介石是要向他这位“王者师”来讨振兴国家的主意了。在这次会晤中,蒋介石也确实向他咨询了有关教育兴国的事,还赠予胡适一套共五册他撰写的《力行丛书》。胡适从那时起也就使出全身的解数,以期对蒋介石也是对国家有所助益。然而,胡适在临终前,对蒋介石发出的却是“大失望,大失望”的悲叹。

当时的胡适也曾回赠给蒋介石《淮南王书》,他希望蒋介石吸收该书《主术训》一篇的主要思想,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

“无智”就是吸收众人的智慧,“无能”就是要汇集众人的能力,“无为”也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需按客观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众人的主观能动性。胡适认为“无智”、“无能”、“无为”之“六字诀窍”是“最明智”也是“最为有效”的政治哲学,因为这样做,就能“无智”却能“御众治”,“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

而蒋介石心中想的又是什么呢?从他所著的《力行丛书》可以找到答案。该丛书的第四册中,他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要点概括为“要人绝对地服从领袖”。

可知,蒋介石的心思是“独裁”,是“专治”,而胡适给他开出的药方却是“为政者要信仰专家,信仰众人,接受他们诤言”的“民主”。可以说,从他们初次见面那时开始,胡适的“悲叹”已成定局。

由此,想起了另一个人———司马迁。

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怒气冲冲地召集大臣们来议定对李陵的处置问题。司马迁认为李陵为人耿直而朴实,打起仗来威武神勇。这次虽说败陷,其功亦足以彰显于天下。他的投降,或许是在等待机会来报效汉室。其实,司马迁更深层的心思,是要让汉武帝安心,不要为这件事弄坏了身子。

然而,汉武帝的心思又是什么呢?

在他的心中,李陵的投敌是不可宽恕的,因为李陵背负着原罪。这个原罪还得从李陵的祖父李广说起。

汉武帝刘彻的父亲汉景帝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吴楚等七国之乱。李广时任骁骑都尉,奉命跟随太尉周亚夫出兵平乱。为了嘉奖李广在梁国保卫战中的英勇表现,梁王刘武授予李广“将军”的军衔。李广作战勇敢,政治上却幼稚,他以为只要是刘家的封赏,就该接受。这下可犯了皇子刘彻的大忌,因为那时汉景帝曾有传位给梁王的意图。从那时起,汉武帝就将李家划入了梁王一条线。

汉武帝即位后,李家就屡遭厄运。李广本人在公元119年因战事不利,作为统帅的卫青却一股脑儿地将责任推卸给他,他愤而引刀自刎。此后,李陵的叔叔李敢又因击伤了卫青而被霍去病射死。

李陵对汉武帝的心思也并不尽行了解,他只是以为,李家战功赫赫,却屡受外戚的挤兑和欺侮。他的心中也就一直憋着一口气,他急于立功,立大功,以重振家风。而汉武帝压根儿就不让李家再起,在这次与匈奴的战役中,汉武帝认为这是让李家从世上消失的最好机会。

他下手了:首先,汉武帝故意安排李陵给和他有过节的外戚李广利当手下。如此做,他是希望李陵负气单挑独干,李陵果然就入了他的圈套。他又说不会给李陵配备骑兵,无奈之下李陵也只好答应了。汉武帝这么做无疑是要将李陵的五千步兵拱手送给单于屠戮。此是以“激将”让李陵意气用事从而陷入绝境。

其次,汉武帝事先许诺由路博德作援军,可是在“诱敌深入”后,在一举歼灭敌军的大好机会到来时,却不知何故并不见路博德的踪影。对如此玩忽职守贻误军机之人,汉武帝只是说了一句:“此是老将生奸诈。”到底是谁“生奸诈”?明眼人恐怕一看便知。此便是以“不援”让李陵不得生还。

再次,李陵在匈奴,汉武帝对外稱派人去接应李陵回国,而派去的人实际上只会置李陵于死地。因为所派的三名大将中,李广利和路博德是李陵的死敌,另外还有一位,就是依附李广利的公孙敖。

果然,公孙敖回师后就对汉武帝说,我军曾抓获一名匈奴兵,该俘虏说,李陵在匈奴已成为单于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教给单于兵法,准备大举进攻我朝。所以接李陵回国根本是不可能的。此便是落井下石让人对李陵进行“陷害”。

此时,一切似乎已水到渠成,汉武帝下令将李陵一家灭门。这也是最后一步,即对李陵“断后”,让他无家可归,逼他只能死在异国他乡。汉武帝最初的想法彻底实现。

当时司马迁为李陵“说话”时,他当然还没看到后两步,可他的“彼观其意,且于得其当而报于汉”的推论大体是对的。尽管汉武帝对李家如此斩尽杀绝,可直到李陵死,虽说机会很多,他也没做出对汉家江山有多大损害的事情。这也许正是汉武帝看出了李陵对汉室的“一往情深”而敢于下绝手的原因之所在。

如果说胡适是已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而对他还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司马迁的惨遭宫刑则是并不知道汉武帝的心思而撞在了他的枪口上。

于独裁者,你的好心不会讨到好报。故而,对其心思没摸清前最好不要开口,否则,你那点文人的心思多半只能作其祭品,甚或还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莲心摘自《杂文月刊》2009年5月上半月刊)